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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2005-07-21 15:07:33         華夏經緯網

李海文

  蔣介石的矛盾政策逼使張楊發動兵諫

  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導致了大革命的興起,大革命的洪流摧毀了北洋政府的統治。當北伐軍佔領長江中下游後,蔣介石為獨吞勝利果實,實行清共,血腥鎮壓共產黨,而後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權。他是靠反共、反蘇,投靠帝國主義才奪得政權的,所以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內戰不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步步得逞,從東北南進到華北,進而威脅到長江流域——蔣介石所代表的江浙財團的命脈之所在。

  嚴酷的現實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重新審查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看到中日遲早必戰,而英美不會馬上支援中國抗日,於是將目光移到北方——社會主義的蘇聯,開始改善由他破壞的中蘇關係。第一步于1932年12月恢復了中蘇邦交;第二步于1935年春派他的侍從副官鄧文儀擔任駐蘇武官;第三步于1935年秋開始在南京先派孔祥熙,後派陳立夫同蘇聯大使秘密談判。

  蔣介石是為了準備抗日而秘密進行這些步驟。蘇聯政府很重視蔣介石對中共的政策,認為蔣將主力用於進攻紅軍,怎麼武裝抵抗日本?蔣要求蘇聯作為他和中共之間的中間人。蘇方認為不需要中間人,蔣完全可以與中共談判。社會主義的蘇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介入別國的內政。蔣不得已開始尋找共產黨,委託陳立夫負責此事。

  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就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己任,從“九一八”起就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即使在長征途中仍注意收集並研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動態。剛到陜北瓦窯堡就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隨後召開政治局會議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1936年2月27日共產黨員張子華和董繼吾將南京要求談判的消息帶到瓦窯堡後,中共中央于3月在東征前線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南京方面的要求,認為反革命的界限在於降日與抗日,可以爭取蔣介石抗日。會後,張子華以“南京來陜北客人”的身份數次往來于南京、廣州和陜北之間,溝通兩黨之間的聯繫,傳遞兩黨談判的條件。隨著國共之間接觸日漸深入,8月,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明確提出聯蔣抗日,並決定周恩來外出談判。只是由於蔣介石大舉進攻陜北蘇區,才未能成行。

  與此同時,共產黨積極同東北軍、十七路軍聯絡、談判。中共中央派周恩來于4月9日和張學良會談。這次會談對雙方都很重要,增進了了解。周恩來闡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及對法西斯的批判,堅定張學良走聯共抗日的道路;張的“抗日不反共、聯共不反蔣”的主張使中共中央更有信心逼蔣抗日。

  南京與陜北之間的往來,西安是必經之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對此瞭如指掌,他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更加放手大膽地聯共抗日。

  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以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式解決。”所以他將與中共的聯絡置於極端秘密的狀態,連身邊的陳布雷都不曾與聞。同時,加緊進攻紅軍。他對東北軍、十七路軍的聯共活動已有察覺,懷恨在心。為此于10月、12月兩次親到西安督戰,決定先解決張楊。而後殲滅紅軍。

  抗日必聯共,反共必降日,這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蔣介石要實行又抗日又反共的矛盾政策必然加深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引起廣大愛國志士仁人的反抗。周恩來早在事變之前3個月致書蔣介石時就預見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違于抗日親日兩個矛盾政策之間,則日寇益進,先生之聲望益損,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戰,必將影響全國。先生縱以重兵臨之,亦難止其不為抗戰怒潮所捲入,而先生又將何以自處耶?”

  西安事變的爆發共產黨沒有參與其事,是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獨自發動的,完全是蔣介石堅持反共倒行逆施逼成的。張楊兩將軍出於民族大義,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扣押了蔣介石,逼他聯共抗日,代天下之人行公道,成為世人永頌的民族英雄。

  西安事變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由內戰轉向和平的轉捩點,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張楊兩將軍發動事變是為了逼蔣抗日。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建議:“根據我兩年來的觀察,蔣可能抗日,他錯在先安內後攘外,你們在外面逼,我在堶採U,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當張楊起事時明確表示:“捉了(蔣)之後,只要他答應抗戰,我們還擁護他作領袖。”但是東北軍、十七路軍內部對如何處置蔣介石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統一內部思想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中共中央堅持和平解決。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連召開會議研究。在1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肯定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控制的局面,對於爭取蔣的內部和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因為他認為前途有三種:日本積極向革命進攻;蔣的部下轉到西安方面來;日本操之過急,使中國革命起來。他很慎重,提出暫不發表宣言。經過會議的充分討論,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與會者一致批駁了張國燾的觀點:“這次事變的意義第一在反蔣,第二才是抗日。”毛澤東在總結時又一次指出:現在處在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有許多通路,也有許多困難,我們不能輕易發宣言,我們不把反蔣與抗日對立,應更加鮮明地舉起抗日援綏的旗幟。中央先派周恩來後又派博古、葉劍英赴西安協商大計。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軍事進攻西安的消息後於15日以紅軍將領名義致電國民黨國民政府,申明大義:“決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鷸蚌相持,漁人伺于其側”。呼籲和平解決。

  在13日的會議上,周恩來第一個提出:我們在政治上不要與南京對立,推動、爭取國民黨各派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馬上和張學良會談。他了解了6天來國內局勢發展及國內外的反應,得知局勢異常複雜,非在陜北所能估計到的,而如何處置蔣介石成為爭取和平的關鍵。他明確表示:要保證蔣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的安全無望。這樣既可以利用蔣與何應欽的矛盾逼蔣抗日,又可以借助蔣的地位壓服南京實現和平。

  會談後周恩來連夜將情況電告陜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決的決定。這一決定同《真理報》社論指責西安事變的態度完全不同,並是在接到共產國際電報之前獨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來和國民黨談判的方案。

  周恩來分別和張楊兩將軍談話之後,又到東北軍、十七路軍軍政幹部會議宣傳中共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的主張。周恩來的意見出乎與會者的意外。當時少數極左派在會場外佈置警戒很有些殺氣。周恩來冒著生命危險義正辭嚴地指出防止內戰,逼蔣抗日的重大意義。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背信棄義派大兵壓境。西安內部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作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勸告,特別作主戰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幾經說服,幾經變卦,這些人就是聽不進去,鋌而走險,殺害王以哲將軍,同時擬定黑名單,內有不少共產黨員。這就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頓時,西安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東北軍內部矛盾成為對抗性的;西安謠傳共產黨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內部的自相殘殺一觸即發。

  周恩來等處驚不變,臨危不懼,首先趕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後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隨後同楊虎城商議善後。楊派人到潼關同蔣介石剛委任為西安行營主任的顧祝同談判,爭取和平解決。消息傳出後有關共產黨的謠言不攻自破。為了維護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利益,不給中央軍造成可乘之機,他又挺身而出,冒著掩護兇手的嫌疑將這些人送到三原紅軍駐地暫避,使對方失去報復的對象,避免了大規模的自相殘殺,使主戰派失去首領,不能再有其他的動作。終使事態安穩度過,和平解決。

  “二二”事變後,東北軍、十七路軍、共產黨三位一體不復存在,西安失去了談判的平等地位,楊虎城避居三原。局勢動蕩不安,前途難卜。周恩來將博古、葉劍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顧個人安危堅守西安迎接顧祝同進城,表明共產黨堅持和平、反對內戰的決心和信心,表明和國民黨合作的誠意。周恩來如同擎天支柱,為世人敬佩。周恩來和顧祝同折衝樽俎,將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也教訓了蔣介石。成為階下囚的蔣介石看到如內戰再起,他難免不死於南京的狂轟濫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應欽停止對西安的討伐。事變的成功發動使他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並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他離開西安後,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將軍,陳兵潼關,但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為後盾進行政治分化。顧祝同進入西安後,未動兵刃,蔣介石又速派張衝趕赴西安,參加和周恩來的談判。隨後,蔣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廬山,最後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於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為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對張楊的安危始終縈懷,一有機會便向社會呼籲,向蔣要求釋放張楊。楊虎城遇害後,新中國建立伊始即在西安為他舉行隆重的安葬儀式。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安危時時記挂在心。他多次評價張學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臨終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見負責對臺工作的羅青長部長交待,一定要設法關照好張學良。他吃力地說:“我太累了,休息一會兒再說。”說完,便昏睡過去。在生命垂危的時刻,他仍唸唸不忘為民族大業作出卓越貢獻和犧牲的朋友——張學良將軍。周恩來對張學良的思念表達了中共中央的認識和情感。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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