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出现，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事实和前景的背后，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和强大的焦点之上。但是和平与发展，不仅依托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和平的主观诉求，还在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否为世界所“和平”接受。对于一个正以积极的姿态融人世界并迅速发展、深受世界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军事力量之“盾”。
一，经济史表明，世界军事与经济存在结构性互动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军事力量支撑
世界经济形成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纵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扩展和掠夺，横向——列强殖民体系之间的利益冲撞和消长。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军事格局，在纵向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列强瓜分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抗，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横向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战争，直至短短30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东西方间的冷战拉开序幕，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经济发展的安全需要成了军事对抗需要的次生品和附属品。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世界经济冲破意识形态壁垒和军事防线，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与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相对应的世界军事，则形成了以美国为首，“一超多强”的战略力量格局。
纵观世界经济与军事力量格局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也是世界军事力量结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点，总是发生于世界大战或世界性军事对抗力量平衡破裂之机。同时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的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并不排斥具备特定条件优势的后发国家的兴起；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表明，在力量格局框架层面，由于战略活动空间需求的上升和膨胀，后兴大国崛起无不承受着来自“中心区域”现存大国的相斥。军事力量成了新旧大国间维系生存和发展空间，保持“张力与压力”或“应力与压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由此可见，定位于“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有份量的一极”，而非以新“极”取代旧“极”的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既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总体结构，也没有“质变点”的“暴力”需求，也即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可以在接受世界经济现行运行规则下实现。同时，由于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与亚洲“四小龙”对于现存世界格局的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也与日本、德国在“两极”制衡时期的复兴有着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这必然会更为谋求世界性或区域性主导地位的现存“中心”大国所牵制，我们所说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可能要缩短，质量可能要降低，阻力可能会更大。
二、当代世界不存在产生世界经济结构“质变点”的暴力条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能通过“和平”途径
与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域”内“美国为首，美欧日三极并存”的格局相对应，当代世界军事力量格局也带有鲜明的等级结构特征，“顶尖”操控“中心”，“中心”支配“外围”。发达国家不仅占据了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而且拥有世界70％-80％的军费开支。如果再考虑军事技术因素，处于“中心区域”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总和将超过世界80％以上。
因此，第一，在当代条件下，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打破旧秩序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只能是接受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中心”而不是挑战“中心”的和平发展。第二，这种和平发展还包括谋求与同处发展中的周边大国的和平，因此要加强中、俄、印间的全方位合作，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在战略选择上共同解开美国惯于设置的“囚徒困境”之难题。第三，针对美对“潜在对手”进行前期防范和遏制的战略思维习惯，为赢得和平发展和强大的战略时间，在处理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左传》中的这段文字或有启示：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取得道于虞，犹外府也。”[7]公元前655年晋灭虢，乘胜袭虞，一战而灭虞，宝物复归。第四，“中心”区域内“多极”挑战“单极”的力量日趋成熟，在营造“和平”的同时，要始终不忘发展和强大，敢于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敢于利用发达国家联盟的内部矛盾，积极有度地拓展战略空间，为成为“份量的‘一极”’积淀力量。
三、战后各国军事战略调整表明，经济对军事存在结构性制约，和平发展中的军事力量建设必须强调与经济的耦合性协调
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力量的恐怖威慑，使得战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核大国间对战争保持了克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利益互融，使得大国间的战争没有赢家。在现存国际秩序下，经济取代军事，上升为主要国家间的重要角力平台。纵观战后230多场局部战争，大多集中于“动荡的‘边缘体系”’，且带有大国因素。这说明大国间仍然存在利益和安全冲突，同时相互又都尽量回避直接战争。在所谓“稳定的‘中心体系”’中，大国间军事主要体现为威慑而非使用，军事力量蓄而不发，进行着“势”的争夺和对抗，威慑与反威慑成为军事力量运用和价值体现的主要形式。与之相对应的战后各国军事战略调整表明，军事与经济的同构性发展规律，已经由世界范围渗透作用到了国家范围，体现为各国经济对军事不仅有量上的影响，而且有方向性要求，是多因多维的结构性制约。
正是因为各国经济制约下的军事战略调整，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利益空间的格局同构，形成了世界军事与经济总体上的匹配性平衡，才有了当今世界的“总体和平”。
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其军事力量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要求：一是必须保持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同步增长，实现经济与军队的规模协调，以保证在未来可能的外来挑战中，使其军事付出高于其利益收益，为发展赢得必要的战略空间。二是必须根据经济安全利益的分布变化，调整军队的军兵种结构比例，使军事能力结构与安全利益需求结构相适应，以保证能够将未来可能的危机“就地消化”，防止危机转移或扩大扩散。三是必须着眼对国家经济安全命脉的有效保障，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储备，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安全。四是必须把军事能力建设的着眼点由“打赢”强敌向“威慑”强敌转化，同时要重视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敢于在一些敏感关键的重要战略区域显示存在和威慑，以“能战”之实力达成“避战”之效果。
四、已经超出国土疆界的经济安全利益挑战表明，中国的发展只能是谋求“总体和平”的发展，需要一支能够“走出去”的威慑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战略空间中所面临的安全利益瓶颈表明，在其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将面临两个方面的安全压力：一是来自“中心”的排斥，主要是来自处于“中心”的大国军事压力，是战略态势上的遏制；另一是来自“外围”的骚扰，主要是来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因发展利益冲突和历史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安全争端，是现实安全的挑战。这包括能源资源问题、对外贸易问题、海外投资问题、海洋权益问题。
在上述现实问题面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这样两种观点益显苍白：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外向型军事能力需求”，即中国军事没有“走出去”的能力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事不可能“走出去”，即所谓“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进而试图给中国刚刚兴起的海权意识大泼冷水。但中国海权面对的挑战不是“第二”对“第一”的实战较量问题，而是对挑衅之敌进行有效威慑的问题。
谋求生存和发展于现存国际体系，就必须按照其既有的“游戏规则”和运行规律来谋划战略策略。在当今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只能是追求和平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排斥军事上的威慑与反威慑运用，即以最大的能力遏制战争，以最小的强度解决冲突，这是“总体和平”下的发展与强大的过程。这种背景对我们这支习惯于“保疆守土”的军队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课题。
一、在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国家综合安全利益特别是经济安全利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国土疆界，国家安全边界已经超出疆土安全边界，必须突破“保疆守土”的传统国防安全观，发展一支具备一定“外向”能力，可以在海外某些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不稳定的发展中地区，显示局部的全维控制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大国利益互融的条件下，经济安全利益的全球化，并不存在对军事能力全球化的需求问题，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同步发展，以对一定区域的安全控制能力，换取区域之外国家经济利益的相对安全。
二、和平与发展中的威慑与反威慑力量需求和运用形式，与以往基于抵御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实战能力建设有着不同的特征要求。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军事装备的技术性因素作用增强。“以劣胜优”不是战争的常态结果，虽然在“实战”运用中，我军有过以“小炮艇+手榴弹”战胜现代大型军舰的辉煌战史，但在“和平”运用中，劣势装备绝对不可能对优势装备构成威慑。②军事力量的可操作性要求加强。当代条件下，仍然不可否认核力量和第二炮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威慑和反威慑力量，但“达摩利克之剑”的不可操作性，将使我们常常在现实危机面前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在保持核威慑底线的前提下，应当把“可艺术化”处理、可过程性操控、可放可收的常规威慑力量，作为我军发展的重点。③需求与功能的耦合性要求上升。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军事实力中的各构成力量可以优劣互补，是总体军力的较量。但在“和平”和争取“和平”的条件下，军事需求和军事能力的结构性耦合要求加强，在冲突或“准冲突”中，常常是单向单域的较量。“短板”决定木桶的容量，陆上力量的庞大不能包办海上、空中等其它力量的作用。相反，在我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中，海、空军力量可以极大地减缓陆上力量的压力。
三、应把影响国家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解决眼前影响国家安全的热点问题需要与着眼服务经济发展的长远安全保障需要统筹起来。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军队发展战略应考虑南海方向战略通道和石油安全保障的能力建设，也应考虑对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反控制能力储备。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作用，以合理的作战准备样式为牵引，带动起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之“龙身”，加强海空军力量的建设和比重，保证我军能力结构与战略需求的统一。
四、应对我国长期以来着眼于防御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大军区体制进行改组，减少其对人力、财力、物力和权力资源的占用与浪费，尤其是清除“大陆军意识”对我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干扰。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到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足以证明，当今世界不存一支具备对我们这样的大国进行大规模国土入侵和占领能力的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的国土防卫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执政党建设的政治问题。
对比2002年和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两份《中国国防白皮书》，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样的“新版”表述：“人民解放军建立于1927年8月1日，建立之初仅由陆军组成。陆军主要担负陆地作战任务，目前没有设置独立的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职能由四总部代行。”而且从两份文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构成介绍的表述差异中，可以预测，中国军队将会走向更为合理的体制结构，其陆军将逐渐重视远程机动应急能力的建设，传统的划地为界、封疆守土的大军区体制可能会逐步改变。（杜岗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文章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