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形成以來的近代資本主義大國爭霸史反復說明，一個大國的出現，往往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劇變動，甚至引發大戰。正因為如此，在中國日益發展和強大的事實和前景的背後，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中國以何種方式發展和強大的焦點之上。但是和平與發展，不僅依託于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對和平的主觀訴求，還在於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能否為世界所“和平”接受。對於一個正以積極的姿態融人世界並迅速發展、深受世界影響並深刻影響著世界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大離不開軍事力量之“盾”。
一，經濟史表明，世界軍事與經濟存在結構性互動關係，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軍事力量支撐
世界經濟形成于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時期，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主要體現為：縱向——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家和民族的擴展和掠奪，橫向——列強殖民體系之間的利益衝撞和消長。與之相對應的世界軍事格局，在縱向是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列強瓜分世界——強國與弱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抗，殖民與反殖民的鬥爭；在橫向是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重新瓜分世界——列強之間的軍備競賽與戰爭，直至短短30年間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1946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為標誌，東西方間的冷戰拉開序幕，這是一段特殊的時期，經濟發展的安全需要成了軍事對抗需要的次生品和附屬品。
以蘇東劇變為標誌，世界經濟衝破意識形態壁壘和軍事防線，在全球範圍形成了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發展中國家為週邊的“中心—週邊”結構。與經濟上的“中心—週邊”結構相對應的世界軍事，則形成了以美國為首，“一超多強”的戰略力量格局。
縱觀世界經濟與軍事力量格局的歷史演進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質變和部分質變的過程，也是世界軍事力量結構質變和部分質變的發展過程，世界經濟結構的質變點，總是發生於世界大戰或世界性軍事對抗力量平衡破裂之機。同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在二戰後的發展表明，當代世界經濟運行的“遊戲規則”，並不排斥具備特定條件優勢的後發國家的興起；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表明，在力量格局框架層面，由於戰略活動空間需求的上升和膨脹，後興大國崛起無不承受著來自“中心區域”現存大國的相斥。軍事力量成了新舊大國間維繫生存和發展空間，保持“張力與壓力”或“應力與壓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和支撐。
由此可見，定位於“成為未來多極世界中有份量的一極”，而非以新“極”取代舊“極”的中國的發展和強大，既不會改變世界經濟的總體結構，也沒有“質變點”的“暴力”需求，也即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可以在接受世界經濟現行運行規則下實現。同時，由於中國的發展與強大與亞洲“四小龍”對於現存世界格局的影響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也與日本、德國在“兩極”制衡時期的復興有著完全不同的國際背景，這必然會更為謀求世界性或區域性主導地位的現存“中心”大國所牽制，我們所說的“二十年戰略機遇期”可能要縮短，品質可能要降低，阻力可能會更大。
二、當代世界不存在產生世界經濟結構“質變點”的暴力條件，中國的發展和強大只能通過“和平”途徑
與世界經濟“中心—週邊”結構、“中心區域”內“美國為首，美歐日三極並存”的格局相對應，當代世界軍事力量格局也帶有鮮明的等級結構特徵，“頂尖”操控“中心”，“中心”支配“週邊”。發達國家不僅佔據了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而且擁有世界70％-80％的軍費開支。如果再考慮軍事技術因素，處於“中心區域”的發達國家所擁有的軍事能力總和將超過世界80％以上。
因此，第一，在當代條件下，處於世界經濟“週邊”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具備打破舊秩序的力量，中國的發展只能是接受現有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進入“中心”而不是挑戰“中心”的和平發展。第二，這種和平發展還包括謀求與同處發展中的周邊大國的和平，因此要加強中、俄、印間的全方位合作，增強相互間的信任，在戰略選擇上共同解開美國慣於設置的“囚徒困境”之難題。第三，針對美對“潛在對手”進行前期防範和遏制的戰略思維習慣，為贏得和平發展和強大的戰略時間，在處理中美戰略關係的一些關鍵問題上，《左傳》中的這段文字或有啟示：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取得道于虞，猶外府也。”[7]西元前655年晉滅虢，乘勝襲虞，一戰而滅虞，寶物復歸。第四，“中心”區域內“多極”挑戰“單極”的力量日趨成熟，在營造“和平”的同時，要始終不忘發展和強大，敢於在地區性事務中發揮影響力，敢於利用發達國家聯盟的內部矛盾，積極有度地拓展戰略空間，為成為“份量的‘一極”’積澱力量。
三、戰後各國軍事戰略調整表明，經濟對軍事存在結構性制約，和平發展中的軍事力量建設必須強調與經濟的耦合性協調
兩次世界大戰的代價，現代武器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核力量的恐怖威懾，使得戰後世界各主要國家、特別是核大國間對戰爭保持了克制。而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利益互融，使得大國間的戰爭沒有贏家。在現存國際秩序下，經濟取代軍事，上升為主要國家間的重要角力平臺。縱觀戰後230多場局部戰爭，大多集中于“動蕩的‘邊緣體系”’，且帶有大國因素。這說明大國間仍然存在利益和安全衝突，同時相互又都儘量回避直接戰爭。在所謂“穩定的‘中心體系”’中，大國間軍事主要體現為威懾而非使用，軍事力量蓄而不發，進行著“勢”的爭奪和對抗，威懾與反威懾成為軍事力量運用和價值體現的主要形式。與之相對應的戰後各國軍事戰略調整表明，軍事與經濟的同構性發展規律，已經由世界範圍滲透作用到了國家範圍，體現為各國經濟對軍事不僅有量上的影響，而且有方向性要求，是多因多維的結構性制約。
正是因為各國經濟制約下的軍事戰略調整，產生了世界範圍內的軍事力量與經濟利益空間的格局同構，形成了世界軍事與經濟總體上的匹配性平衡，才有了當今世界的“總體和平”。
謀求和平與發展的中國，其軍事力量發展也面臨著同樣的要求：一是必須保持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的同步增長，實現經濟與軍隊的規模協調，以保證在未來可能的外來挑戰中，使其軍事付出高於其利益收益，為發展贏得必要的戰略空間。二是必鬚根據經濟安全利益的分佈變化，調整軍隊的軍兵種結構比例，使軍事能力結構與安全利益需求結構相適應，以保證能夠將未來可能的危機“就地消化”，防止危機轉移或擴大擴散。三是必須著眼對國家經濟安全命脈的有效保障，加強相應的軍事能力儲備，以保證經濟發展的安全。四是必須把軍事能力建設的著眼點由“打贏”強敵向“威懾”強敵轉化，同時要重視軍事力量的和平運用，敢於在一些敏感關鍵的重要戰略區域顯示存在和威懾，以“能戰”之實力達成“避戰”之效果。
四、已經超出國土疆界的經濟安全利益挑戰表明，中國的發展只能是謀求“總體和平”的發展，需要一支能夠“走出去”的威懾力量
中國經濟發展在國際戰略空間中所面臨的安全利益瓶頸表明，在其謀求和平與發展的過程中，將面臨兩個方面的安全壓力：一是來自“中心”的排斥，主要是來自處於“中心”的大國軍事壓力，是戰略態勢上的遏制；另一是來自“週邊”的騷擾，主要是來自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因發展利益衝突和歷史問題而可能引發的安全爭端，是現實安全的挑戰。這包括能源資源問題、對外貿易問題、海外投資問題、海洋權益問題。
在上述現實問題面前，我國學術界存在的這樣兩種觀點益顯蒼白：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外向型軍事能力需求”，即中國軍事沒有“走出去”的能力需求。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軍事不可能“走出去”，即所謂“在與‘世界第一’的海軍較量時，‘世界第二’與‘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軍在最終結果上並沒有什麼本質差別”，進而試圖給中國剛剛興起的海權意識大潑冷水。但中國海權面對的挑戰不是“第二”對“第一”的實戰較量問題，而是對挑釁之敵進行有效威懾的問題。
謀求生存和發展于現存國際體系，就必須按照其既有的“遊戲規則”和運行規律來謀劃戰略策略。在當今國際環境背景下，中國的和平與發展只能是追求和平的發展過程，並不能排斥軍事上的威懾與反威懾運用，即以最大的能力遏制戰爭，以最小的強度解決衝突，這是“總體和平”下的發展與強大的過程。這種背景對我們這支習慣於“保疆守土”的軍隊提出了全新的發展課題。
一、在加快“引進來、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下，國家綜合安全利益特別是經濟安全利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國土疆界，國家安全邊界已經超出疆土安全邊界，必須突破“保疆守土”的傳統國防安全觀，發展一支具備一定“外向”能力，可以在海外某些關係國家安全戰略利益的不穩定的發展中地區，顯示局部的全維控制和應對突發事件能力的軍事力量。同時，在大國利益互融的條件下，經濟安全利益的全球化，並不存在對軍事能力全球化的需求問題，關鍵是要保持經濟實力與軍事能力的同步發展，以對一定區域的安全控制能力，換取區域之外國家經濟利益的相對安全。
二、和平與發展中的威懾與反威懾力量需求和運用形式，與以往基於抵禦大規模外敵入侵的實戰能力建設有著不同的特徵要求。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點軍事裝備的技術性因素作用增強。“以劣勝優”不是戰爭的常態結果，雖然在“實戰”運用中，我軍有過以“小炮艇+手榴彈”戰勝現代大型軍艦的輝煌戰史，但在“和平”運用中，劣勢裝備絕對不可能對優勢裝備構成威懾。點軍事力量的可操作性要求加強。當代條件下，仍然不可否認核力量和第二炮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威懾和反威懾力量，但“達摩利克之劍”的不可操作性，將使我們常常在現實危機面前處於進退兩難之境地。在保持核威懾底線的前提下，應當把“可藝術化”處理、可過程性操控、可放可收的常規威懾力量，作為我軍發展的重點。點需求與功能的耦合性要求上升。在大規模戰爭狀態下，軍事實力中的各構成力量可以優劣互補，是總體軍力的較量。但在“和平”和爭取“和平”的條件下，軍事需求和軍事能力的結構性耦合要求加強，在衝突或“準衝突”中，常常是單向單域的較量。“短板”決定木桶的容量，陸上力量的龐大不能包辦海上、空中等其他力量的作用。相反，在我國面臨的現實安全威脅中，海、空軍力量可以極大地減緩陸上力量的壓力。
三、應把影響國家經濟的重要戰略資源和戰略通道安全作為國家戰略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把解決眼前影響國家安全的熱點問題需要與著眼服務經濟發展的長遠安全保障需要統籌起來。從長遠發展來看，我國軍隊發展戰略應考慮南海方向戰略通道和石油安全保障的能力建設，也應考慮對中亞地區石油資源的反控制能力儲備。要充分發揮和利用好現實軍事鬥爭準備的“龍頭”作用，以合理的作戰準備樣式為牽引，帶動起我國軍隊現代化建設跨越式發展之“龍身”，加強海空軍力量的建設和比重，保證我軍能力結構與戰略需求的統一。
四、應對我國長期以來著眼于防禦大規模外敵入侵的大軍區體制進行改組，減少其對人力、財力、物力和權力資源的佔用與浪費，尤其是清除“大陸軍意識”對我國軍事力量發展的干擾。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戰爭，到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再到今天的伊拉克戰爭，足以證明，當今世界不存一支具備對我們這樣的大國進行大規模國土入侵和佔領能力的軍隊。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規模的國土防衛不是一個軍事問題，而是執政黨建設的政治問題。
對比2002年和2000年國務院發佈的兩份《中國國防白皮書》，我們不僅看到了這樣的“新版”表述：“人民解放軍建立於1927年8月1日，建立之初僅由陸軍組成。陸軍主要擔負陸地作戰任務，目前沒有設置獨立的領導機關，領導機關職能由四總部代行。”而且從兩份文件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力量構成介紹的表述差異中，可以預測，中國軍隊將會走向更為合理的體制結構，其陸軍將逐漸重視遠程機動應急能力的建設，傳統的劃地為界、封疆守土的大軍區體制可能會逐步改變。（杜崗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研究生院）
文章來源：原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