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雲逸將軍身材短小，氣識宏深，溫和敦厚，作事週密，久經沙場而喜著長袍，彌志革新而長髯飄飄，見者皆不知其為大將軍也。
陳毅元帥稱張雲逸將軍“同志長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又曰：“雲逸既是一個好主角，也是一個好配角。當主角時能集思廣益，從善如流；當配角時則主動配合，精誠合作。”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４日，余隨胡奇才將軍至南寧西園７號樓拜訪莫文鏵將軍，將軍言張雲逸將軍不抽煙，不喝酒，無奢好，喜恒端坐一室，戴老花眼鏡，鎮日讀書、批閱文件無怠容。凡有所思所想所感，以派克筆或小楷毛筆疾書如飛。
張雲逸將軍，海南島文昌縣人，原名張運鎰，曾用名張勝之，１６歲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旋秘密參加同盟會。辛亥廣州之役，張雲逸將軍踴躍報名參加“先鋒隊”（即敢死隊），任革命軍炸彈隊隊長。４月２７日，“先鋒隊”隨黃興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激戰半日，終因寡不敵眾，被迫退卻。其時，清軍圍逼，張雲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晨，將軍挎竹籃，佯買菜，上街探視，以覓突圍道路。回返之際，見所居民宅清軍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槍殺，血染街頭，而獨將軍倖免。故張雲逸將軍自言：“險為黃花崗第七十三烈士。”
張雲逸將軍于北伐時曾任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第二方面軍參謀長，與國民黨諸將領友善，交往甚多。如張發奎、葉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薛岳、楊虎城、廖磊等。１９３４年１月，將軍奉博古指示入閩，任中共駐十九路軍軍事聯絡員，與方方共同參與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反蔣之談判，未果。將軍曾撰文《一次重大的失策》，祥述此事。
張雲逸將軍與葉挺同為黃埔同學，亦同為張發奎部屬。抗戰之初，將軍奉黨中央命，化裝為華僑闊佬，西裝革履，秘密潛入澳門，會見葉挺將軍，力勸其出山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謂：“張雲逸先生到來，如大旱之遇雲霓，寒冬之見新綠。”
張雲逸將軍言，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赴歐洲“考察”。聞“七七”事變，匆匆回
國，滿懷抗日壯志，請纓殺敵。途經香港，張雲逸接黨中央指示，曾設宴款待楊虎城，建議他到武漢會見周恩來，然後到延安去。楊虎城答曰：“蔣公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實。”將軍嘗與人言此長嘆曰：“千古遺憾啊！”
《福建民報》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曾載文記張雲逸將軍入閩事：
原新編第 軍參謀長張雲逸，于前日抵福州，下榻安民巷。福建社記者，于昨日上午７時，前往訪問。張偕政治部主任王助出見，發表談話如下：本人係廣東瓊崖人，現年４０余，過去追隨孫總理多年。曾任炸彈隊隊員（長）。蔣委員長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曾任參謀處參謀，在江蘇及陜北亦任參謀工作。此次係奉中央命令，派任第 軍參謀長。奉命後即來閩，途經廣州，遇葉軍長挺（張與葉係昔年陸軍學校同學，張發奎部下同事），後入江西。時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候命，張即日編組，即與王助從閩北到福州，同行者尚有王秘書柏如。到福州後，張參謀長即晉偈（言旁）陳主席，接洽一切，當即將隊伍開赴前線殺敵。至是否在福州組織留省辦事處，尚未決定。目下該軍人數有xxxxx人至
xxxxx人，分為
x支隊。至該軍整個計劃，已電 中央批准執行，未雲：現在唯有全國軍民堅強團結，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抗戰到底，並運用國際間的矛盾，聯合愛好和平國家，共同制裁侵略者。且日本國內，每日軍費約需７０００萬元，若能與其作持久作戰，則敵人勢必 掘俱劣，人民不堪其苦，必眾起反戰，日本軍閥勢必滅亡後，最後勝利必屬於我。至於保衛大福建，我中樞當局已有整個計劃。談竟，記者興辭而退。
孫克驥將軍言，張雲逸將軍入閩後，會見國民黨某旅旅長。該旅旅長酒後得意忘形，吹噓其與蔣介石之師生關係。將軍佯問：“我與蔣委員已多年不見，近來好嗎?”旅長一楞。張繼曰：“還是民國初年，我們在許崇智幕中共過事，有數十年了吧。”該旅長大慚。
１９４０年３月，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糾集八個團兵力，萬餘之眾，乘虛進攻新四軍五支隊後方半塔地區。張雲逸將軍臨危不懼，從容指揮，以教導隊５００余人固守半塔，以十團、十五團各一部及特務營，從南北兩翼鉗擊圍攻半塔之敵，苦戰七晝夜，半塔陣地巍然屹立。陳毅元帥高度評價半塔戰役，曰：“先有半塔，後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黃橋。”
曾任張雲逸將軍隨同醫生的歐陽山言，百色起義後，張雲逸將軍任紅七軍軍長，與士兵同薪餉，同衣食，同甘苦，同禍福，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每到宿營地，將軍必至炊事班，拾柴、燒火、煮飯、炒菜，忙得不亦樂乎，故大家均稱之為”老夥頭軍”。
１９３１年１月，紅七軍奉命由全州北上，往江西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師。敵前堵後追，我且戰且走，步履艱難，傷亡甚大。半年時間，竟至千里。某日，張雲逸將軍于行軍路上，見一傷員一拐一拐行，十分艱難，便上前相扶，傷員大懼，避之。將軍不解，人告之曰，此傷員已安置老鄉家，是偷偷跟來的。將軍聞之神情肅然，屹立不動良久，傳話曰：“什麼東西都可以丟掉，就是不能丟掉傷員!”此語遂遍傳全軍，傷員聞之無不動容奮進。
張雲逸將軍任新四軍副軍長，駐江蘇阜寧縣停翅港。一日，房東大娘患腹痛，將軍急殺，穿田埂，越溝壑，小跑至軍部門診所，請醫生去診治。又一日，將軍夫人患頭痛，警衛員至門診所請醫生，欲往，遇將軍，止之曰：“以後凡是我家屬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來看的，不要門診所派人來。”原新四軍司令部門診所醫生沈華新憶此曰：“將軍風範，終身難忘。”
原新四軍參謀處參謀李曉光言，解放戰爭某日，李曉光發高燒，張雲逸將軍聞之，夜持湯水，為其沐腳，並安排醫生診治。李曉光嗚咽曰：“首長待我如父母，我愈不自安矣。”
某日，張雲逸將軍乘坐吉普車趕路。途中，遇一群傷兵攔阻，強行乘車。警衛員告之：“這是副軍長的車。”傷兵見其身著長衫，且敝垢點點，不信，欲驅之下。後當地縣公安局急調一個班來解圍。傷兵始信其為大官，皆面面相覷，誠惶誠恐。將軍仍微笑下車問傷兵，緣何攔車。傷兵答，到某地集中，糧票已用完。將軍當即批條子，為這批傷兵解決糧票問題。
張雲逸將軍謂作戰：“有時需作無時想，莫到無時思有時”。
張雲逸將軍對文電要求極嚴謹。某日，將軍見一份電文中有“河流一岸”語，既召參謀曰：“是河流的左岸還是右岸？”參謀即改為“河流左岸”，將軍又曰：“必須寫上河流流向，否則會引起誤解。”將軍規定，凡起草文電，不準用草書，“一般”、“可能”、“大概”、“或者”等語，均戒之。
抗日戰爭時期，張雲逸將軍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抗大八分院校長。某日，抗大八分院舉行開學典禮，張雲逸將軍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同時出席。會間，將軍起立，向鄧子恢敬禮，並請其作指示。有人質之曰：“副軍長向政治部主任請示報告，不合禮儀。”將軍不以介意，曰：“我雖是副軍長，但也是學校校長，學校校長向軍政治部主任請示報告，有何不可？”聞者稱其知書達禮，謙虛謹慎。
抗戰時期，成倣吾曾于華北致函陳毅、張雲逸，要求發一把手槍和一把提琴。成倣吾曰：“手槍以自衛，提琴以教學。”陳毅閱函謂張雲逸：“文人持戈，抗戰必勝。”張雲逸將軍當即揮毫批曰：“劍膽琴心，精神可嘉，速辦！”
抗日戰爭時期，張雲逸將軍曾囑新四軍供給部長胡弼亮：“能否辦個煙廠，以解決部隊官兵抽煙問題?”新四軍四師供給部經調查後，提出與當地淮南“群眾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入股，共同管理之計劃，張雲逸將軍許之。“群眾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為“新群煙草公司”，原“神龍”香煙易名“飛馬”。後與路東軍分區創辦的東聯煙草公司合併，稱“新群煙草總公司”。１９４８年春，新群煙草總公司併入山東大雞煙廠。解放後，濟南、徐州等煙廠均生產過“飛馬”牌香煙。上海捲煙廠名牌“飛馬”煙，亦源於此。由此推知，當今之“股份制”並非首創，戰爭年代張雲逸將軍即倡導實行也。
廣西解放後，張雲逸將軍任廣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將軍居南寧市桃源路３號，常布衣出行，入市肆，與市民並坐諧談；走農家，與農民共話桑麻。某日，將軍驅車往柳州，途中見兩樵夫于山凹打柴，即下車與之拍肩交談。其時廣西匪患甚烈，警衛見樵夫手持砍刀，甚為緊張，而將軍談笑自如，良久方上車。又某日，將軍驅車往百色，途中見山林起火，即令司機停車，與當地群眾一道上山滅火。火滅後，方驅車繼續前進。人謂：“張將軍毫無官場習氣，猶是書生本色。”（16）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方方並告張（雲逸）莫（文驊）陳（漫遠）李（天佑），嚴厲批評廣西剿匪形勢：“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領導方法上有嚴重缺點。”並囑葉劍英前往廣西幫助剿匪。１１月２２日，張雲逸將軍與莫文驊、陳漫遠、李天佑致電毛澤東並鄧（子恢）、譚（政）政委、葉（劍英）主席，對廣西剿匪工作作初步檢討。二十余日後，即１９５１年２月中旬，張雲逸將軍患病至廣州休養。３月１４日，致函毛澤東曰：“我因工作中不善衛生，致身體不好，妨礙工作，有負您和中央委託，殊為不安。”（語意雙關）又雲：“醫師們建議：宜作數月的療養，始能康復。知關垂注，謹此奉告。”毛澤東回函許之。此後，將軍即脫離廣西工作，先後至蘇聯及國內各地療養，基本不問政事。
百色起義後，鄧小平中途離桂赴滬。其時既無中央電報，又無會議決議，故有人揭發鄧為“逃兵”。”文革”中，鄧小平被打倒，造反派舊事重提，問詢于知情人張雲逸將軍。將軍則曰：“鄧小平在崇義離開紅七軍到中央彙報工作，是經過前委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的。”據史載，紅七軍赴江西途中，渡樂昌河，即被敵軍從中攔截，鄧小平率先頭部隊于河東，張雲逸殿後於河西，遂斷聯絡達數月。故張雲逸後對家人言：“害人之心不可有。”
”文革”中，張雲逸將軍于案頭手抄兩塊毛主席語錄牌，其一曰：“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其二曰：“對待思想上的毛病，決不能採取魯莽的態度，必須採取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有效的方法。”凡造反派來外調，將軍必先念語錄，後回答問題。將軍言此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本網綜合編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