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孫吳——劉伯承

06/20/2007/15:20

華夏經緯網

    戎馬一世，勤學一生；施計用兵，略勝孫吳；指揮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將風。

    劉伯承（1892~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現代軍事家。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入學生軍，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組織過滬順起義、南昌起義，先後任過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對中國革命軍隊的建立和壯大，對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對我軍向正規化現代化的邁進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1．坎坷一生元帥路

    劉伯承，原名明昭，出身於四川開縣張家壩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上過私塾，讀過高小，後考入官立中學。辛亥革命爆發時，劉伯承已經十九歲，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統治的鬥爭中，參加了學生軍，次年入重慶陸軍將校學堂速成班，畢業之後被分到蜀軍第五師任司務長。護國戰爭爆發後，他又改任排長，由於作戰勇敢，他被火線提升為連長，可是蜀軍很快被袁世凱的軍隊打敗了，就連指揮討袁的蜀軍總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隊失散，劉伯承回家暫避，不久，救國心切的劉伯承再次出來投身到革命鬥爭之中。

    1916年，在討袁護國鬥爭中，劉伯承組織起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很快這支隊伍發展到兩千余人。他率軍攻下豐都，在反動軍隊的反撲他負重傷失去了右眼。然而，由於他指揮有方，作戰勇敢，年僅二十四歲的劉伯承落下了川軍名將的美稱。

    劉伯承在川軍中戰鬥了十年，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也參加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他看到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是痛苦和災難深感不安。1926年，劉伯承在吳玉章等人的引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受黨的委託，為配合北伐戰爭，他與楊闡公一起組織了滬州、順義起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劉伯承從四川東下，奉黨的指示，到南昌與朱德等將一起組織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之後，劉伯承等人潛往香港，1927年冬轉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間，正遭通緝的劉伯承被染上惡習的兒子告發，幾遭逮捕。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躲過了反動派的追捕。

    從蘇聯回國後，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朱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並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面對“左”傾路線和李德的瞎指揮，劉伯承敢於站出來進行鬥爭，他告誡李德：“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拼消耗的戰術，採取機動靈活的方針，根據地將會喪失，紅軍將會拼光，我們將變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確意見不僅未受到重視，還被免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紅軍在慘痛的失敗中開始總結教訓，1935年1月，紅軍打下遵義之後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劉伯承堅決支援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劉伯承的軍事道路漸入順境，在長征途中，每遇關鍵時刻，他總是親臨前線指揮。在後有數十萬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過不了江，毛澤東卻風趣地說：“朱德同志說，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麼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他還組織了智取遵義、強渡大渡河、巧過少數民族區域等重大軍事行動，為紅軍的長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抗日戰爭中，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與政委鄧小平率部深入敵後，在太行山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組織指揮了奇襲陽明堡、伏擊神頭嶺、巧勝七亙村等戰鬥，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的十三路“圍剿”。在抗戰勝利前夕，他率部大舉對日寇反擊，殲滅五萬餘，收復縣城五十九座。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他組織了上黨戰役，殲敵十三個師。隨後又打了平漢戰役，殲敵二個軍，接著戰隴海，下定陶，揮師南下，按毛澤東的部署，千里躍進大別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楔子。劉伯承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組織了淮海戰役，一舉殲敵五十五萬多；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隨後渡過長江，打下南京城，揮師向南，解放了華東和西南地區。

    全國解放之後，劉伯承辭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為軍隊的正規化和現代化積極努力。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任院長七年多，他常常親自審定教材，參加演習，使軍事學院的建制和課程設置逐步趨於完善。然而，正當劉帥嘔心瀝血地為軍事教育而工作時，不公正地打擊降臨到他的頭上。1958年夏天，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鬥到了這位六十六歲的老元帥頭上。七月的一天，高燒三十九度的劉帥被召回京，在懷仁堂千人大會上作檢討。此後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老元帥失去了戰爭勝利帶來的愉快，經常緘默不語。但他仍然關心著軍隊和國家的建設，他受的不白之冤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他的功績和貢獻已被永遠載入史冊。劉帥的坎坷經歷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濃的傳奇色彩。

    2．精謀巧計勝孫吳

    劉伯承出身行伍，戎馬一生。他帶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謀。在川軍之中他就有了名將之美稱。加入革命隊伍之後，他善於學習，勤於動腦，使他的指揮藝術逐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紅軍長征的路上，智取遵義城、巧過大涼山、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等一系列戰爭奇跡都是劉伯承指揮先遣隊創下的。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他利用日寇的輕敵麻痹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為了有效地消滅日軍，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千余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亙村邊疆兩次設伏，使日軍白白多送上百餘條性命。在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採用的多為遊擊戰術。劉伯承把遊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遊擊戰爭的‘遊’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遊’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遊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

    在解放戰爭中，劉伯承的指揮藝術達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戰上黨，殲敵十三個師三萬餘人，給了到解放區搶地盤的國民黨軍隊當頭一棒；再戰邯鄲，殲滅敵人兩個軍，有力地支援了毛澤東的重慶談判。隨後他奉中央指示，揮師向東橫掃，然後下定陶、打巨野、戰滑縣，直殺得國民黨軍隊摸不著頭腦，連續五戰五捷，殲敵十個半旅，計七萬餘人。

    千里躍進大別山應該說是劉伯承軍事指揮藝術的傑作，這場戰爭，與其說是鬥勇不如說是鬥智。當時解放軍尚處劣勢，第二野戰軍離開根據地挺進魯豫已經處在虎狼夾擊之中。為了掩蓋真實的用兵企圖，劉伯承指揮軍隊作出許多“示假”舉動，把敵人引入迷途。劉伯承首先指揮軍隊打了魯西南戰役，使敵人誤以為我軍要奪隴海，於是調兵防守；隨後，命令部隊在黃河渡口佯攻，造成北進回歸根據地之勢，蔣介石立即調三十個旅分五路開進鄆城、巨野。然而，劉鄧大軍的行動方向卻相反，甩掉大後方向南挺進，完全打無後方戰役，到此時蔣介石還以為劉鄧大軍是在不能渡的情況下被迫南竄。只有到了劉鄧大軍渡過渦河、沙河、黃泛區之時，蔣軍才明白了我軍的意圖，但為時已晚。我軍挺進大別山後，如同在敵人的腹部楔進了一支鋼釘，使蔣軍隨時都深感不安。這一舉措牽制了蔣軍南線兵力的一百六十個旅中的九十個旅。為解放戰爭的勝利設下伏筆。

    3．勤思善學成儒將

    劉伯承一生刻苦勤奮孜孜以求，使他不僅走完了從士兵到元帥的進步道路，而且成為無產階級軍事家，被譽為“儒將”。

    在我軍將領之中，劉伯承學習刻苦是出了名的。他從小就崇尚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刻苦精神。讀私塾時常常最先到校，最後離校，他不僅把課文背熟，而且連註釋也背下來。到了中學和軍校，他更是勤奮刻苦，以致各科成績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後，他仍不忘學習。

    大革命失敗之後，黨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進蘇聯紅軍高級步校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再學外文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從字母和發音開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攻克了外語關，並獲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績優秀的佳績。畢業時他已經能夠準備地翻譯俄國的軍事理論著作。

    回國之後，成為我軍第一位翻譯科長。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統研究了羅馬戰史、拿破侖戰史、日俄戰爭史等，開闊了軍事視野。還系統研究了蘇軍的條例、條令、作戰理論，增長了正規化軍隊和打現代戰爭的知識。

    在革命戰爭年代，劉伯承的大部分時間在前線度過，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細扣兵書，置生死於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絕於耳的槍炮之聲時常成為他研讀兵書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後這部譯著校訂好並複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志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後《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並複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志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報》報道說：“劉伯承將軍在戎馬倥傯之中完成《合同戰術》一書下半部之校譯，計十萬字。此為一百天來劉將軍殲滅蔣軍十一個旅之外又一重大貢獻。……一百天來，劉將軍馳騁于冀魯豫大平原上，五戰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戰一次。”“劉將軍在極度繁忙的自衛戰爭中，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

    劉伯承的勤奮好學還在於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他從不放過任何一次有影響的戰爭或戰役，認為那裏面有鮮血和生命鑄成的經驗與教育。從南昌起義的失敗，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戰役和戰鬥，劉伯承常常都有系統的思考與總結。他強調“用兵從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

    劉伯承刻苦學習古今中外的軍事理論，認真總結實踐經驗，使他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軍事理論。他提出了生動形象的“五行術”，在“五行術”中把我軍看成戰爭主體，把任務當作中心，把敵情看作前提，把時間和地形看作物質條件。他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他集畢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統的軍事理論。

    對劉伯承的刻苦勤奮，朱德稱讚道：“刻苦學習，學而不厭。”陳毅元帥則稱讚說：“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就連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也感慨地稱：“劉伯承廉潔虛心，不斷求知，與國民黨將領比較，誠不諦鶴立雞群。”

    4．嘔心瀝血辦教育

    “治軍必先治校”是劉伯承的名言，他也身體力行。為此奮鬥了一生。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擔任過紅軍學校的校長兼政委。長征途中，他是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先後擔任了紅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紅大校長。到陜北後，在繁忙的戰爭指揮中，兼任中央紅軍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率領大軍轉戰南北，在擔任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同時兼任二野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指揮戰爭之餘，還親自任教，以一個教官的身份出現在學員面前。

    全國解放以後，劉伯承初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他接受了辦學任務，辭去了軍政職務，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擔任第一任院長，後任院長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廢待舉，萬事待興的艱難環境下，他強支病體，和教員、幹部一起摸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辦好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道路。他千辛萬苦地選拔教員，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確定辦學方針，逐項科目審定教材。在和平環境下我軍形成的辦學方針，高級軍事學院的課程設置和內容選定都凝結著劉伯承元帥的心血。建國後劉伯承主持軍事學院的工作達七年多的時間，為軍事教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辦學過程中，劉伯承倡導良好的學風和校風。校風是育人的重要環境，學風是成長的重要條件。為了使剛剛辦起的學校儘快形成良好的風氣，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學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規化規章制度，僅通過嚴格管理保證了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

    為了適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劉伯承親自審定教學內容和教學方針。他提出了“戰術為經，技術為緯，經緯交織，縱橫聯繫，編織起來”形成整體的訓練指導原則。他強調把訓練和培養善於組織指揮現代化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指揮員作為高級軍事指揮院校的培養目標。

    辦學離不開師資，他提出並採用“速成”“速辦”等方法提高教員的專業水準，提倡“尊師重教”以促使教員對教學工作的熱愛。劉伯承十分關心教材問題，他主張教材要少而精，內容要準備無誤。他要求提法妥當，用語準備科學，標點符號無錯誤。他還常常在百忙之中親自抓教材的編寫、翻譯、校對、出版等工作。

    為了形成良好的辦學風氣和領導作風，他提倡“人人當院長”，“執事者各執其事”各負其責。倡導“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統一集中領導，單刀直入基層；集中領導，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

    劉伯承辦教育其成績是顯著的，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訓詞》中肯定了劉伯承的成績，他說：“軍事學院的創辦及其一年多以來的教育，對於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是有重要貢獻的。”

    綜上所述，用“我軍院校的開拓者”和“我軍院校之父”等詞來描述劉伯承對軍事教育的貢獻是不過分的。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

    劉伯承年表

    劉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於四川開縣趙家場。

    宣統三年(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

    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

    次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

    1914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護國、護法戰爭中，歷任連長、團長。

    1916年 3月率四川護國軍攻佔豐都時，頭部中彈，右眼致殘。

    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時，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屢打勝仗，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滬州、順慶(今四川南充)起義，任總指揮，率部同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後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失敗後經香港轉赴上海。

    1928年留學蘇聯。

    1930年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 12月回國，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用俄語當面怒斥從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而被撤職，調任第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 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支援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指揮幹部團強佔皖平渡，保證全軍安全北渡金沙江。隨後任先遣隊司令，與政委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

    進人大涼山時，堅定地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區，並在當地留下民族團結的佳話。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合後，他作為總參謀長與朱德隨紅軍總部在左路軍。他和朱德堅定地維護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方針，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在山西前線組織所部進行陽明堡夜襲戰、七豆村伏擊戰等戰鬥。

    1938年後，與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指揮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沉重地打擊了日軍。

    隨後又取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的勝利，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40年組織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破襲正(定)太(原)、平漢、自(圭)晉(城)和(大)同蒲(州)鐵路交通線。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 8月20日，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

    1945年9月至11月與政委鄧小平指揮上黨戰役和邯鄲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控制晉東南和打通平漢路的企圖。

    1946年 6月，與鄧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隊在十個月內連續組織隴海、定陶、巨(野)金(鄉)魚(臺)和豫北等九個戰役，殲敵十二萬餘人，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

    1947年 6月，與鄧小平率十二萬大軍突破黃河河防，指揮魯西南戰役，隨即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大別山根據地。

    1947年10月，蔣介石派白崇禧指揮 33個旅圍攻大別山。 12月，劉鄧決定以鄧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別山堅持內線鬥爭，劉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調動敵人。劉鄧大軍和進軍豫皖蘇的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進軍豫西的陳(賡)謝(富治)集團互相配合，經十個月艱苦作戰，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國民黨軍進一步陷入被動。

    1948年 5月，任中原軍區司令員。

    1948年11月，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野戰軍進行淮海戰役。

    1948年12月15日，與鄧小平、陳毅指揮中原解放軍將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全殲于宿縣以南的雙堆集地區。

    1949年 2月，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

    1949年4月，與總前委其他領導人一道指揮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解放皖南、浙西、贛東北、閩北廣大地區。

    同年冬，指揮第二野戰軍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在第一野戰軍的配合下進軍大西南，執行遠距離迂迴包圍的方針，解放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冬，他領導組建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軍委訓練總監部部長。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7年9月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而受到錯誤的批評。

    1959年後曾負責中央軍委的戰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還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2年，因年高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劉伯承飽讀古今中外軍事著作，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鑽研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對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獨到的論述。他的軍事謀略和指揮藝術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他的主要軍事著作已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他還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軍事著作。（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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