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本月24日去世，引起海峽兩岸的同聲哀悼；不僅如此，在台灣島內，藍綠兩方都對汪道涵的功績和人品給予很高評價。近日汪道涵告別儀式將在上海舉行。人們懷念汪道涵，主要側重在兩個方面：一是汪道涵在兩岸關係方面的歷史性功績，二是“後汪辜時代”，兩岸關係將如何發展?

    汪道涵的一生，也許用幾個數字可以比較確切地予以描述，那就是三個歷史時期、兩大歷史功績、一種個人魅力及道德精神。首先看三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指汪道涵1949年後到“文革”之前，主要在大陸的財經和技術部門工作，從杭州市財政局長開始，一直到國務院的部委首長。這段時期的汪道涵，主要是作為一個財經官員；第二個時期是1981年到1985年，汪道涵擔任上海市長，其間不但為上海未來的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而且也奠定了人才基礎；第三個時期，則是1991年之後，汪道涵擔任大陸海協會長，直接從事兩岸民間往來。

    其次看汪道涵的兩大歷史功績。第一個歷史功績可以追溯到上海市長任期內，當時他提拔和推薦了一批年輕才俊，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礎。汪道涵的第二個歷史功績，就是他1991年擔任海協會會長後，直接從事兩岸交流，並在1993年達成“汪辜會談”，從而達到其人生的頂峰。

    最後，作為飽學之士的汪道涵，身上有一股濃濃的書卷之氣和儒雅之風，正是這種氣質，為他後來擔任海協會長，並與辜振甫同唱“汪辜會談”這歷史絕響奠定了基礎。

    但筆者認為，除了其特殊的個人魅力之外，學者出身的汪道涵，身上還有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道德勇氣。汪道涵去世後，許多評論都提及他十年前提出的關於“一中”原則的86字解釋；其實，汪道涵對兩岸關係的貢獻遠不止此，如果將汪道涵對兩岸關係貢獻予以抽象化，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務實、理性、勇敢。

    眾所週知，汪道涵擔任海協會長後的14年，是兩岸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和動蕩的14年，從李登輝的隱性“台獨”到“兩國論”，從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到“修憲”、“正名”，大陸對臺政策也從對李登輝放棄幻想到導彈演習後的一路磕磕碰碰，直到今年上半年的《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和連宋登陸，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心路轉換歷程。由汪道涵提出的86字方針，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真正務實、理性和有建設性的思維，而且是真正站在民族和歷史高度的高瞻遠矚，也在相當程度上被糅合到了今天大陸的對臺新策略之中。

    綜觀大陸對臺政策這十幾年發展過程，必須承認汪道涵在其中功不可沒。相信中華民族的歷史，會為汪道涵的這一歷史功績寫下濃濃的一筆。

    另一方面，汪道涵謝世，也意味著“汪辜時代”正式結束。其實，所謂的“汪辜時代”，早在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就已壽終正寢。如果比較這十幾年兩岸關係的氛圍，可以發現其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汪辜會談”時代，兩岸雖然口上談統一，但實際上對於統一的原則及其底線大相徑庭，也因此才會出現“一中各表”的現象；惟其如此，“汪辜會談”以及汪辜兩位老人的特殊人力資源是當時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因緣際會。但十幾年既過，雖然兩岸關係表面上看較當時更為冷卻，但雙方尤其是北京的立場底線卻已更為務實和清晰化。換言之，隨著大陸對臺政策的務實調整，兩岸關係可以週旋的空間已較十幾年前大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汪辜會談”的代理協商制模式在未來的兩岸互動中，勢將成為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也正是在這一極其敏感的時期，無論是北京還是台灣民進黨當局(包括有意問鼎2008年後執政地位的國民黨領導人)，都須從汪老精神遺產的務實、理性和勇敢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成分。(作者：邱震海，鳳凰衛視評論員)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