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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40年，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領導集團。隨著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他的主要助手往往也有所變化。從追隨孫中山革命至他逝世，對他的思想與事業都能深切理解並支援到底的人並不很多，而宋慶齡無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作為孫中山的學生、戰友、同志、妻子，宋慶齡與孫中山並肩走過“艱難頓挫”的十年。先是為捍衛共和制度而鬥爭，曆盡險阻而回天乏術；然後是迎接“新世紀的曙光”，在時代的大潮中奮進不已。在這個過程中，宋慶齡當然更多地是接受孫中山的指引，但她作為學生，對導師的積極影響也不容忽視。在孫中山逝世後的半個多世紀內，宋慶齡繼承和發揚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為人民的事業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她無愧於她的師長、戰友、同志和丈夫——孫中山。
大致說來，宋慶齡從1913年秋開始協助孫中山工作，1914年9月擔任了孫中山的秘書，1915年與孫中山結合至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是宋慶齡向孫中山學習、了解中國的基本情況，並在參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的實踐中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時期；從“二次護法”失敗至1925年孫中山逝世，宋慶齡同孫中山一起“與時俱進”，探討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思想，探索拯救祖國的新道路，成為孫中山後期的重要助手與忠誠戰友。她協助並促成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後至宋慶齡1927年8月出國訪蘇前，她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磨礪，團結國民黨內進步人士，堅決維護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1927年8月以後，宋慶齡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訪問了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實現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在其後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社會主義事業中，她捍衛併發展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並以此為旗幟，召喚國內外各階層的愛國者和對中國人民友好的外國朋友，組成廣泛的統一陣線，為新中國的誕生和發展不懈奮鬥。
（一）
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日本開始並肩戰鬥時，形勢極為嚴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凱竊奪，“二次革命”的失敗標誌著孫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曇花一現。再次作為流亡者，孫中山陷入極端痛苦和困難的境地。他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圖進行“三次革命”，終因這個新黨帶有濃厚的會黨色彩而不能團聚廣大的戰友。革命事業處於低潮，孫中山的前途也難預卜。宋慶齡的到來，使孫中山飽受創傷的心靈得到撫慰，長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籍。
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與孫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而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前夫人盧慕貞是中國式的賢妻良母，承擔了孫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後果。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和直接幫助孫中山的事業。而宋慶齡從小就知道孫中山是反對清朝統治的英雄，了解到父親在各方面支援他的事業，因而對他非常仰慕。1908年宋慶齡到美國讀書以後，她的父親經常給她去信，告以國內發生的情況，還寄發剪報材料。她認真閱讀各種材料並加以分析對比，進行反復的思索。及至得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專制統治時，這個一向沉靜溫雅的姑娘，將她的全部激情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論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中。文章謳歌了辛亥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壓迫導致了這場奇妙的革命——一件看來是不幸而實際卻是造福人間的喜事。”她表達了自己對祖國殷切的期望和深摯的愛：“中國以其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愛，應該作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這篇論文表明瞭宋慶齡對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壓迫導致了革命”；革命的合理性——“造福人間的喜事”。她把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專制視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表明宋慶齡的政治思想在劇變的形勢的推動下有了迅速的進展，為她不久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當宋慶齡1913年8月從威斯裏安女子學院畢業後到東京去看望父母時，她會見了久仰的孫中山。根據日本外務省有關檔案資料的記載，宋慶齡與孫中山有頻繁的接觸和書信往還。由此大大加深了她對孫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業的理解。所以當宋藹齡因婚事離開日本時，宋慶齡繼任了孫中山的秘書工作，正式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
孫中山、宋慶齡的結合，是中國革命的奇妙的產物。愛情——孫中山從未真正體會過的神奇的感情——給他以慰藉，成為激勵他在失敗中奮起的動因之一。這樁婚事絕不能也不應以世俗的眼光來評判。年輕美麗、溫柔深情而且充滿朝氣的宋慶齡還帶來了對於當時的中國說來是最先進的西方民主思想。宋慶齡後來憶述：“我在美國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受過美國偉大的民主傳統的熏染，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中偉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這對我的祖國，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國，是非常珍貴的。”而結婚對於宋慶齡，當時只意味著“委身革命”。她1915年夏從東京回上海省親前對孫中山這樣表明心曲：“我曾詳細地想過好久，覺得除了幫助你為革命工作外，沒有什麼再使我快活的了……我極希望自己能這樣地獻身革命”。宋慶齡這種“委身革命”的高尚情愫，也表現在她給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信中：“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真正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宋慶齡將自己的幸福，與中國革命事業連結了起來。她拋棄了優裕、舒適的生活，走上了一條充滿荊棘、坎坷、曲折而又偉大的道路，勇往直前，義無返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