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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儘管宋慶齡在學生時代就表現了她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熱忱，但對於中國真正具體的了解，還是在與孫中山結婚以後。以往，她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國農村的情況以及廣大農民的痛苦，理解極為抽象。是孫中山幫助她認識自己的祖國：“孫中山很窮，到15歲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區，在那裏，小孩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沒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間茅屋裏，幾幾乎僅僅不致挨餓。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40年的生命。“正是孫中山幫助宋慶齡具體深化了她原來的認識——”壓迫導致革命“。
當然，對於舊中國的直正了解，主要來自於革命實踐。結婚以後，宋慶齡馬上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捍衛共和的鬥爭。她參加了討袁、護法、北伐……革命實踐開闊了她的眼界。孫中山對她極為信任，她負責處理機要文件、來往涵電和對外聯絡的工作。孫中山革命活動中的所有重大行動，宋慶齡都追隨左右。她協助孫中山起草《第二次討袁宣言》，親率紅十字會會員支援北伐，陪同孫中山視察軍事要塞……當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懷著極度的苦悶回到上海，是宋慶齡撫平了他心中的傷痕，協助他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孫中山著述他的《建國方略》時，宋慶齡則擔當資料員、抄稿員和翻譯。革命實踐加深了宋慶齡對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理解，使她的思想與孫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當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傳至中國，宋慶齡按照孫中山的指示加緊學習俄文和德文，為與蘇俄聯繫作好準備。1918年夏，宋慶齡、朱執信幫助孫中山起草了了致列寧和蘇維埃的電文，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當五四運動發生並影響及廣州後，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致廣東政府電，要求釋放被捕工學界代表。他們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孫中山的許多文件、聲明、涵電等等，都出自宋慶齡之手。但是，當她還是孫中山的學生和秘書的時候，她也不是機械地執行孫中山的指示，而是將自己對革命事業的理解，熔鑄其中。她的思想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孫中山思想的前進而發展。孫中山因年齡、閱歷以及在國民黨和中國革命中的領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約，從各種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考慮，他邁進的步伐會十分審慎。那麼，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慶齡，以她敏銳、活躍而激進的思想，對孫中山肯定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極度悲憤。但物極必反，這次事變成為孫中山後期政治生涯的轉折，起了促進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劑的作用，也成為孫中山、宋慶齡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轉變的契機。
陳炯明的叛變，使宋慶齡經歷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火的考驗。在叛軍炮轟他們的住處時，她“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及至她在衛兵的保護下逃離已成火海的總統府時，她“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打算熬不過時，就請衛兵“把我槍斃”，以免落入叛軍手中。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支援孫中山的事業，宋慶齡是隨時準備犧牲的。事實上，在為新中國奮鬥的漫長歲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動派的威脅。
孫中山不愧為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很快又振作起來，愈挫愈奮，繼續探求救國的道路。他從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看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希望，找到自己事業的真正朋友和同志。宋慶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孫中山）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在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孫中山畢生期望有能幫助中國革命的拉斐德，終於在新生的蘇維埃國家中找到。
由於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使孫中山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日益密切，交往頻繁。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多次派出代表會見孫中山並提出建立一個能夠聯合各階級的政黨的建議。1922年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列寧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探討了國共合作的可能性，對於國共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促成孫中山聯俄聯共方面，宋慶齡做了大量的工作。孫中山與列寧直接往來的涵電，“多由孫夫人及廖仲愷、朱執信等”起草。
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和宋慶齡回到上海。此時，中國共產黨向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指出，在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達了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真誠願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確認了國共合作的原則及形式。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最後確定了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以共產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就在孫中山回到上海僅十天，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到上海，多次拜訪孫中山，與他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宋慶齡常常參加這些討論。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和宋慶齡不斷總結與探索。曾任孫中山秘書的田桓回憶1923年2月的一天，他向孫中山彙報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一事時說：“宋慶齡同志也和我談了一些關於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重要意義，她鼓勵我要為國家民族的命運著想，要繼續努力為革命工作。”說明在醞釀國共合作時，宋慶齡與孫中山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還在30年代，宋慶齡向國內外介紹這段歷史時說：“在1924年，為國共合作問題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這是孫中山、宋慶齡從愛國主義的基點出發，經過痛苦的探索而得出的極其深刻的共識。以後，宋慶齡還多次談到她與孫中山的這點共識。正是通過多次的討論，宋慶齡以這種極其尖銳明晰的“提問”，幫助孫中山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觀點更明確，認識更深化，態度更堅定。
國共合作的大氣候已經形成，但國民黨右派反對這一合作，更反對三大政策。當時徹底並始終支援三大政策的黨員並不很多，廖仲愷、宋慶齡是寥寥者中最堅決的兩位。宋慶齡對於促成孫中山堅決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制訂三大政策，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沒有人能代替的。她憶述當年國民黨內尖銳激烈的鬥爭：“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在這種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佈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田桓亦有類似的回憶：“他們中的某些人，當時以為宋慶齡同志年輕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過她來影響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當即遭到宋慶齡同志義正詞嚴的拒絕。”
孫中山在制訂三大政策時壓力重重。對於這樣一個關乎國民黨命運的重大決策，他當然會思慮再三，內心也會有矛盾。這時，宋慶齡的理解與支援是極為重要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時會起決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由此，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的高漲，也體現了孫中山、宋慶齡革命思想的昇華。他們的思想適應歷史的潮流，表現了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高度進步性。
孫中山逝世後，他在國民黨內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漸背離了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而宋慶齡在廖仲愷犧牲以後，能夠堅定高舉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旗幟，繼續與時俱進，實與她同孫中山的思想認識一致並參與制訂三大政策的革命實踐所打下的基礎分不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