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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27年，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相繼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變，公開絞殺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歷史把繼續高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旗幟，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挽救並推進國民革命的重擔放到宋慶齡和她的戰友的肩上。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後期的重要助手與戰友，作為高舉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幟的旗手，在捍衛孫中山的思想與事業的鬥爭中，以她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她仍在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
首先，宋慶齡始終把握住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靈魂與精髓——“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論上，她強調三大政策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內涵，是實現三民主義的策略與途徑。她反復指出“三大政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合在一起才是對他（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綱領的唯一正確解釋。”在實際鬥爭中，宋慶齡更突出強調三大政策的實行。把三大政策作為推動革命的行動綱領，是宋慶齡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理解與發展。也是她在新的形勢下給革命與反革命劃出的分界線。任何拋棄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都是假三民主義，都是對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的背叛。
其次，宋慶齡繼承併發展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學說，在新的革命形勢下，賦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時代的內容和特點。因而，她把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貫聯起來，使孫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的第一面戰鬥旗幟。孫中山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不斷進步，從舊三民主義時期的對內反對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對外避免帝國主義瓜分、“共管”，發展到新三民主義時期明確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孫中山始終對帝國主義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沒能提出明確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帝鬥爭綱領。宋慶齡繼承孫中山“聯俄”及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志，繼續奮鬥。在實踐中，她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的提高與深化。還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宋慶齡第一次獨立地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慘案發表談話時便指出與帝國主義“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必須“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鬥”。表達了她與帝國主義絕不妥協的立場以及在反帝鬥爭中民眾聯合的思想。不幾年，宋慶齡對民族主義的認識又有了質的飛躍，她認識到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爭取祖國和民族的獨立；並不是民族主義的全部內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鬥爭，必須與國際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相聯繫。她指出“目前是資本主義的垂死時代”，無產階級“今天已經取得了領導地位，領導著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的工人和農民從事鬥爭。”而這個鬥爭必然導致“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誕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日益擴大和德國法西斯在歐洲的肆虐，宋慶齡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行動”，她自己並長期擔任國際反法西斯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領導人，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而不懈鬥爭。把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在一起，建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線，以剷除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剷除殖民主義，剷除民族壓迫，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這就是宋慶齡對民族主義的理解。這種理解與列寧對民族問題的分析完全一致，也是她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發展。
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統治基礎的獨裁政權，孫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與權利”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國的理想並沒有實現。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宋慶齡高舉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大旗，並對民權主義的要義作了充分的闡發和重大的補充。宋慶齡以工人農民這“兩大基本群眾”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來衡量民權主義是否得到實現。因此，她賦予了孫中山民權主義中的“民”以最廣泛的階級基礎。同時，她肯定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民主才能使民權主義得以真正實現。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熏陶的宋慶齡對於西方民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從而得出科學的論斷：“資產階級的形式的民主與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是截然不同的”，孫中山理想中的新式共和國“只能由工人農民自己來組織。”宋慶齡堅信工農大眾必須以革命武裝鬥爭的手段，才能奪取真正的民主權利。以革命武力去實現真正的人民大眾的民權，是宋慶齡賦予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的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新的內涵。從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中國革命進入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任務，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階段的時候，使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體現了時代的特點和要求。宋慶齡對於民權主義的補充與發展，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同孫中山一樣，宋慶齡認為民生主義是進行“社會革命”的旗幟。在“寧漢合流”以後，宋慶齡高舉民生主義的旗幟，且大大擴展了民生主義的內涵，力圖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挽救並推進國民革命。她把民生主義作為新時期社會革命的總綱，強調“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孫中山為了使貧困落後的祖國臻于繁榮富強，預防他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提出了民生主義，企圖採取“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手段，醫治資本主義的潰瘍。孫中山懷著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新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切望實現“耕者有其田”，但他希望通過國家的“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來進行。孫中山沒有認識到封建的土地佔有制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沒有認識到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階級基礎，因而他從來沒有把地主階級作為民主革命的對象，因之，他也並沒有把農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軍。孫中山沒有把民生主義的核心問題——土地問題的解決同國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聯繫起來，而宋慶齡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重大的發展。從而把孫中山的帶有改良主義和主觀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民生主義，使民生主義具有更為深刻和寬廣的內涵。宋慶齡以最明確的語言指出：“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實現，整個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因此，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宋慶齡對於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的論述，與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上所確定的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完全一致，表明她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對歷史發展的規律的認識是何等真切，對歷史發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準確。
對於社會革命中的主力軍，宋慶齡認為工農階級“是我們力量的基礎”，“是建設自由新中國的新柱石”，是“我們所依為主力和革命為之奮鬥的階級”。
同樣，雖然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對“節制資本”比過去給予了更大的注意，但他也沒有深刻認識工人階級在新的革命階段中的地位與作用。對於社會革命的領導權，宋慶齡早在1927年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如果說1927年，由於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國民黨左派旗幟的特殊地位，在當時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約，還不能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但幾年以後，即1933年9月，宋慶齡在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的講演中，則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問題：“中國的億萬民眾——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農民群眾——如果聯合起來為糧食和土地而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作鬥爭，那是不可抗拒的。”“無產階級憑著它在生產上所佔有的地位和明確的階級利益，已經發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識，而且今天已經取得了領導地位”。她已經確認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宋慶齡關於社會革命中的領導權的論述，是對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具有本質意義的補充與發展，使得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綱領達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成為團結廣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力武器。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欣喜地看到“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她仍然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團結國內各階層愛國人士參加到社會主義事業中，併為這個偉大的事業爭取了廣泛的國際支援。
多年以後，宋慶齡在回答斯諾對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麼”的提問時，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從我認識孫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為止，我一直忠實于他。”“我現在依然忠實于他。”這是宋慶齡對孫中山的理解和影響的最好總結。（作者：盛永華，來源：《孫中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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