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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核心，是孫中山晚年思想新飛躍的主要標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1頁。]值此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六十週年之際，科學地考察一下這些政策形成的歷史過程，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一
三大政策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聯俄政策則是其發端。這是孫中山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進行了長達數年之久的觀察、比較、分析之後，作出的一項深思熟慮的抉擇。
“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點[孫中山：《致蔣介石函五件》之二，《孫中山選集》1981年版，第948頁。]，這是孫中山確定聯俄政策堅實的思想基礎。
“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點[孫中山：《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606頁。]十月革命的勝利，沙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覆滅，從一開始就給了孫中山以很大鼓舞。一九一八年夏，他便致電列寧，對十月革命的成功表示祝賀，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點[葉爾馬舍夫：《孫逸仙》，第211頁].他期望俄國革命政府能夠穩固，“我可于彼方期大發展”點[邵元衝：《廣州護法日誌》，《建國月刊》第12卷第6期。].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政策，孫中山有過懷疑。他自述：“蘇俄革命後實行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余甚滋疑惑。以現世界正在資本主義旺盛時代，俄國工商業不甚發達，共產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點[孫中山：《致廖仲愷、汪精衛電》，《孫中山全集·傳記》，上海1925年版。]然而，蘇俄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自由與幸福，在結束了戰時共產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蘇俄經濟的迅速復興，這些活生生的現實很快就吸引了他，使他打消了疑慮，以至於宣稱：“象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至老，一生無憂無慮，……象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點[孫中山：《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09-411頁。]列寧所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時，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致使“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點[孫中山：《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25頁。].孫中山一直在苦苦探尋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失敗後，他以為“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點[孫中山：《致黃興書》，《孫中山選集》第109頁。].護國運動、護法戰爭天折之後，他則以為根本原因在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所以不能也，以不知其道也”點[孫中山：《雜誌發刊辭》，《建設》第1卷，第1號。].然而，所有這些總結，都未真正觸及要害。因此，孫中山便特別關心和重視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力圖從兩國革命的比較之中得出正確的答案。
而這樣的比較，確實使孫中山的認識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飛躍。“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等之主義，且自革命以後，革命政府日趨鞏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點[孫中山：《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孫中山選集》第546頁。]革命要成功，必須有一個能夠領導革命、堅持革命的政黨。孫中山對於列寧極為欽佩，稱列寧“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但他也深知，列寧的偉大不僅在於列寧個人，更在於“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點[孫中山：《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606頁。].而這一切，卻正是他所領導的革命所最為缺乏的。他早年組織過興中會，後來創立了同盟會，它們在發動革命、奪取推翻清王朝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的鬥爭中，曾經起過重大作用。一九一二年，同盟會與幾個小政團聯合組成國民黨，同袁世凱妥協，實際成了一個官僚政客集團。一丸一四年，他率領一部分國民黨員組成中華革命黨，但是，缺乏明確的綱領，缺乏必要的群眾基礎，構成複雜，組織紀律也都相當渙散，因而，這個黨也就同樣擔負不了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重擔。鮮明的對比，使孫中山思想豁然開朗，產生了師法俄國的強烈願望。
隨著對俄國革命的了解逐漸深入，孫中山進而認識到，俄國革命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更為“圓滿”的一場新型革命。他說：“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點[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選集》第730頁。]俄國革命之所以成為一場新型的革命，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點[孫中山：《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09頁。]他確認俄國革命的效果比較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的效果要更為宏大，更為圓滿，回過頭來便不可能不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究竟應當走哪一條道路這一時代課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都曾使孫中山為之醉心。然而，這條路，中國始終沒有走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則證明瞭這條道路並未“登斯民于極樂之鄉”。儘管他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還缺乏科學的認識，但是，“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點[孫中山：《致大隈重信》，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34頁。]，畢竟深深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了新的前進方向，也使他的“以俄為師”中灌注了新的時代內容。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思想基礎，然而，僅僅如此，還不足以形成聯俄政策。聯俄政策的確定，又是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國家幻想破滅並深切認識蘇俄黨、政府和人民是中國革命真誠朋友的結果。
孫中山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一位傑出的反帝戰士。但是，在先前漫長的革命歷程中，他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反帝口號。那時，他服膺于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常常引西方一些資產階級的國家、政黨、社會勢力為同調，希冀從他們那裏得到支援和幫助。同盟會時期，他寄希望於日本；武昌起義後，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與援助；反袁時，他要求日本內閣“宜助中國革新，以救東亞危局”點[孫中山：《致大隈重信》。]；護法戰爭時期，他曾以為“請美總統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終可達到護法之目的”[孫中山：《復廣州國會堅持護法必得美國贊助書》，《國父全集》第3冊，第573頁。]；結果，所有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帝國主義列強非但不願中國革命成功，而且變本加厲地支援中國軍閥反動勢力，掠奪和殘害中國人民。這些血的教訓，終於使孫中山認識到：“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于吾黨。”點[孫中山：《批鄧澤如等十一人彈劾中共文》，《國父全集》第4冊，第916頁．]與帝國主義列強恰好相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寧領導下的俄國便向中國革命伸出了真誠的援助之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皇俄國對華簽訂的全部不平等條約，廢棄在華一切特權，將原先沙皇政府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使孫中山深為感動。這個宣言一九二○年三月方才傳到中國，孫中山指導下出版的《星期評論》立刻刊登了它的全文，稱之為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消息，為了給予孫中山和中國革命以具體的支援，列寧和共產國際不斷派遣代表來華，孫中山同他們一一進行了接觸，對於蘇俄和列寧全心全意支援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態度逐漸有了深切的了解。正是在這一情況下，他開始考慮實行聯俄政策，並越來越堅定。
一九二○年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建議同俄國建立電臺聯絡，要求蘇俄提供軍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將“華南斗爭與遙遠的俄國的鬥爭結合起來”點[維經斯基：《我與孫中山的會見》，1925年3月15日《真理報》。]，這是孫中山關於聯俄的首次具體建議。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同共產國際另一位代表馬林會晤時進一步表示：“中俄攜手將完成亞洲的解放”，“待北伐勝利結束，立刻提議與蘇俄公開建立聯盟”點[《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8頁。].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同蘇俄政府特使越飛面商了中俄合作大計，發表聯合聲明，廖仲愷又受命到日本與越飛討論各項具體的合作事宜，則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日趨成熟。
事實表明，聯俄政策的確定，決非孫中山心血來潮或權宜之計，從根本上說來，它表現了孫中山對中國革命、世界革命以及兩者關係的新認識。孫中山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深深同情，並從那裏受到激勵、啟發，吸取到新的思想養料，要求中國革命同它們發生更為密切的聯繫。儘管他的認識在許多地方不準確、不夠科學，但在客觀上，正順應了中國革命在逐步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孫中山在臨終之前，囑咐“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繼續與蘇聯合作，要求蘇聯政府“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期望中蘇兩國未來“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點[《孫中山致蘇聯遺書》，《嚮導》第108期。]，這便是聯俄政策真實含義最為完備的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