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與聯俄、聯共相輔相成的扶助農工政策，也同樣是孫中山革命思想、革命實踐發展的必然產物。

　　孫中山來自民間，來自基層，對於廣大民眾的疾苦，他有著深切的了解。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基本出發點就是改善廣大民眾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中，他對於廣大工農民眾之中究竟蘊藏著多麼巨大的革命潛力與歷史首創精神並不了解。他把廣大民眾劃歸“不知不覺者”，把他們看作完全聽命于“先知先覺者”和“後知後覺者”的“實行家”點[孫中山：《孫文學說（知難行易）》，《孫中山選集》第162-164頁。]，因而，對於為什麼必須堅決動員和堅決依靠最為廣大的工農民眾進行革命，也就缺乏認識。而這正是他所領導的多次鬥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的又一個重要根源。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點[孫中山：《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見吳拯寰編《孫中山全集》第4集。]；特別是上海工人“六三”罷工，使孫中山看到，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參加了政治鬥爭。在孫中山的指導下，《星期評論》著重對世界的與中國的勞工運動歷史和現狀進行了介紹與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領導工農運動向前發展，特別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兩萬多海員舉行大罷工，後來在二月底發展為香港工人總同盟罷工，給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奪取了罷工鬥爭的勝利，在孫中山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在總結以往革命鬥爭屢遭顛躓的原因時，終於開始正視沒有發動和沒有依靠廣大民眾這一致命弱點。他看到，就推翻清朝、推翻洪憲帝制，發動護法戰爭的軍事方面而言，是有成就的，不可一概抹煞，但“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他看到，“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因此，他認定：“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個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點[孫中山：《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314-315頁。]在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孫中山不僅一般地強調了民眾的作用，而且還特別強調了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作用。他指出：“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點[孫中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孫中山選集鄉第財935頁。]在論述工人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時，他強調了：“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點[點孫中山：《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2集，第480頁。]正是基於這樣的覺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確認“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確認國民黨的歷史使命必須是“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點[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選集》第593一594頁。]孫中山不僅思想認識有了重大發展，在實際行動中，他也為實現扶助農工的意願採取了許多切實的步驟。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他明確規定，國家權力必須“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成為農民、工人、商人及知識分子聯合起來“享有自由及權利”，而不給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以自由及權利的人民民主政權點[同上書，第593頁。].在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專門設立了工人部和農民部，以廖仲治及林祖涵分任部長，專門負責領導工農運動。當時，廣州開設了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了“廣東工人代表會”和許多農民協會，組織了武裝工農的工團軍與農民自衛軍，對此，孫中山都積極給予了支援。

　　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離開了無產階級領導，離開了人民大眾的英勇奮戰，便不可能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孫中山關於扶助農工的思想，雖然還有許多地方顯得不足，表現了明顯的過渡性，但是，毫無疑問，同他的聯俄、聯共思想一樣，在客觀實踐中，他的思想與認識反映了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發展的時代要求，因而就能在革命實踐中顯示出它的強大的生命力。

　　三大政策的制定與實行，是孫中山革命思想與革命實踐的一大飛躍，也是孫中山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能夠繼續前進、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必要前提。毛澤東同志在談到新三民主義時，反復強調指出：“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0頁。]眾所週知，在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執行三大政策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曲折過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由於堅持了三大政策，堅持了國共合作，發動了大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創立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點[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35頁。]但是，由於國民黨內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背棄三大政策，破壞兩黨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外患乃得乘機而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旨在滅亡中國的侵華戰爭後，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復，使中國的抗日戰爭出現了勝利發展的良好局面。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一些人再度將三大政策拋在一邊，悍然發動內戰，結果為人民所唾棄。歷史充分證明，“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點[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3頁。].值此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十週年紀念之際，我們懇切地希望在台灣的國民黨當局認真地記取這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痛下決心，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孫中山曾為之奮鬥終生的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大業。

　　（原載《中國國民黨“一大”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來源：《孫中山研究論文集》，作者：姜義華　吳根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