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舊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部重要文獻。孫中山在該書的《自序》中並明確說，講演是“由黃昌谷君筆記之，鄒魯君校讀之”，最後由中山先生親自校閱審定。所以該書的筆（速）記者為誰，這應是毋庸置疑的事。

　　 然而成書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件鐵案，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以後，居然也出現了“否定”的聲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筆者有機會見到一部一九八三年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由台灣著名速記學者許師慎編著的《中文速記》稱：“林春華在民國十三年記錄國父三民主義演講”。這個說法頓時令筆者目瞪口呆，不知其為所據而雲然。許師慎不僅是台灣速記界的領袖人物，而且還是國民黨內著名的黨史研究學者，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政府時期）他就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史史料徵集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他應該對國民黨史有更多的正確了解，何至對孫中山本人已經明說的重大事件另作別解呢。

　　為此，筆者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團結報》發表《“三民主義”講稿的速記者是誰？—與台灣許師慎先生商榷》文章刊出後，得到很多讀者的反映，紛紛來信表示意見。在該報選刊的讀者來信中，有一封署名康樂的讀者來信還提供一則重要的資訊，說曾見黃昌谷在他晚年撰寫的《三民主義筆記之經過》一文中記述到“……自己擬有一套‘速記符號’……”這則資訊引起筆者的極大興趣，因為早期中文速記方式素有“北蔡（璋）南張（才）”之分。即清末至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北方通用由蔡錫勇之子蔡璋修訂的蔡式（後來成為著名語言學者的羅常培即曾師從蔡璋為該式傑出傳人），南方廣州革命政府則通用當時流行省港地區的張才式。大革命後南北統一成立了南京政府，蔡璋率其部分子弟南下就任立法院速記長，從此兩式合流。此後蔡式逐漸淘汰，國民黨政府機關通用以張才式速記為主。因此，康樂讀者信中透露黃昌谷自有一套速記符號（方式）之說，當為中國速記發展史上一則新發現的史料。

　　現在的問題是：作為國民黨黨史研究學者、速記學者的許師慎決不會憑空製造一個新說標新立異糊弄人們，他是否確實另有所據呢？看來這是一個史學屆需要澄清的問題。

（原載《團結報》2005年1月4日星期二第三版“夜讀拾零”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