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義：毛澤東半個世紀論說述要

11/08/2006/13:21

華夏經緯網

[摘要]論述孫中山及孫中山手創的三民主義和他領導的革命事業，是毛澤東一生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論述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關於辛亥革命、關於三民主義、關於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革命精神、關於繼承孫中山的歷史遺產。所有這幾方面的論述，都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都同“五四”以來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時代的變遷密切相關。毛澤東對孫中山的業績、思想、精神、歷史地位，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態度和歷史主義的眼光作出很高的評價的。他的不少論斷具有開創的性質，體現了思想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如關於辛亥革命偉大功績和失敗原因的論斷，關於三民主義發展階段及其與共產主義關係的論斷，關於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偉大先行者歷史地位的論斷，關於應當總結繼承孫中山“珍貴的遺產”、“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的論斷等。同一般學術研究相比，毛澤東的論述政治色彩突出，特別是關於三民主義的論述，可以說就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同時對史學研究也具有啟迪的作用。

　　論述孫中山及孫中山手創的三民主義和他領導的革命事業，是毛澤東一生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研究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生平與思想的學術史上，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無疑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往人們研究毛澤東的有關論述，主要是根據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毛澤東選集》1-4卷及“文革”結束後不久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近年由於8卷本《毛澤東文集》、一系列毛澤東專題文集以及《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等著作的出版，為人們更系統、全面地了解毛澤東在半個世紀中是怎樣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評價辛亥革命、評價三民主義、評價孫中山的一生及其革命精神的，提供了條件。因此，儘管毛澤東的一些觀點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在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之際，仍有對他一生的論述作全面系統回顧的必要，這對進一步推動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生平思想的研究，或許是有裨益的。

　　一、關於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18歲，他曾是這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我本人也曾經參加了這次革命，當了一名戰士，吃七塊二。”[1]但從現有資料看，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第一次作出具有獨特看法的評價，是在他成為激進民主主義者並接受五四運動洗禮之後。19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湘江評論》連載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文中對辛亥革命作了生動的描述。指出，辛亥革命使人們有了“一層覺悟”，這就是“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人們應該有話敢說，有事敢做。同時又指出，雖然辛亥革命所持之“主義”，是為一般民眾所贊成的，但革命行動本身，卻缺乏廣大民眾的參與，沒有建立起“民眾的大聯合”。這是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意義和局限的最早的說明。這裡表達的基本觀點，同他後來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為了給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以正確的指導，國共兩黨領導人都把總結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作為革命理論建設的重要課題。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對革命不久就“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的問題，作了自我檢討。[2]陳獨秀寫了《辛亥革命與國民黨》、《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等文章，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毛澤東則在1925年冬寫出《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作了更深刻的探尋。

　　該文指出：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看清此點，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黨的組織和內容是極其簡單，作戰的隊伍是極其孤弱。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有組織的工農群眾；當時國內還沒有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國際的局面是幾個強國霸佔了全世界，沒有被壓迫階級革命的聯合，中國革命沒有國際援助。[3]這就從革命目標和口號的局限、革命政黨的不成熟、革命隊伍的孤弱、國際環境的不利等多方面，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作了說明。

　　當大革命掀起高潮，農民群眾日益顯示革命主力軍作用時，毛澤東進一步從有沒有廣大農民的擁護和參加這一根本點上，指出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1926年夏，毛澤東在他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農民問題時說：辛亥革命沒有提出農民的要求和需要，沒有為農民而奮鬥，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所以革命遭到失敗，政權落于軍閥之手。[4]隨後，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又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5]

　　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和40年代，以《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發表為標誌，毛澤東思想達到成熟並多方面展開，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也更向前推進一步。這個時期的評價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把辛亥革命放到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加以考察。主要觀點有：

　　第一，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如果從準備階段算起，鴉片戰爭反對英國侵略就開始了，“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6]

　　第二，至人民解放戰爭所標誌的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之前，中國有過三次全國規模的革命高潮，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其他兩次是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7]

　　第三，不能說辛亥革命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辛亥革命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這是它的勝利。但後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它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辛亥革命、反袁運動等等，都是不徹底的成功”。[8]

　　第四，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9]

　　這些論述，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和地位，成功與失敗，以及它所具有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都作了恰當的評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50年代前半期，在領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過程中，毛澤東繼續對辛亥革命作出評價。劉少奇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所作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以相當的篇幅論述辛亥革命，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具有“偉大歷史意義”；而由於革命派沒有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沒有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大眾的力量，“革命終於失敗了”。[10]劉少奇的這個報告，包括報告中對辛亥革命的論述，都是經過毛澤東的多次修改而成的，因此也充分反映著毛澤東的意見。

　　當時，相當一部分民主人士對“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提法不甚理解，認為這一提法不妥，在感情上過不去。為此，毛澤東專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作了關於辛亥革命評價問題的講話。指出：說辛亥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並不是抹殺它的意義。從社會發展歷史上看，奴隸主推翻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封建地主革掉奴隸主的命、資產階級革封建地主階級即民主主義革封建主義的命，這都是人類歷史上的“大的革命”。即使辛亥革命以前的改良派，也有進步的一面。“孫中山比改良派又更進一大步，他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當然，“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失敗了。為什麼失敗？就是因為孫中山的領導集團犯了錯誤，有缺點。”對此是可以批評的，孫中山自己就有過自我批評。[1](P344-346)毛澤東這裡用階級鬥爭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觀點，既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屬性，又指明瞭它所具有的偉大意義，既著重講了辛亥革命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作用，又指出了由於領導集團犯有錯誤因而導致革命最後失敗的事實。

　　根據筆者接觸到的材料，50年代後半期和60年代，毛澤東在回顧中國革命歷程和歷史經驗時，仍經常講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例如，1961年1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辛亥革命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呢？把皇帝推翻了呢？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上十年的輿論準備，包括康有為的戊戌變法運動，包括孫中山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然後就是1905到1911那幾年兩個黨的辯論，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孫中山，究竟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經過那麼長期的輿論準備，然後才有辛亥革命。[11]毛澤東當時講這段話的用意，是在說明我們搞社會主義還缺少精神準備，因而難免犯錯誤，以後要努力學習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但他卻從輿論準備這個角度說明瞭辛亥革命得以發動和實現推翻帝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再如，1961年9月，毛澤東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當蒙哥馬利與毛澤東探討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時，毛澤東說：辛亥革命時，“孫中山沒有提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人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不提這兩個口號，人民怎麼會跟你走呢？”[12]此外，他還不只一次地說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同辛亥革命的繼承關係。這方面材料將在後面列舉。

　　毛澤東對辛亥革命的評論，包括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功績及其在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連同它的準備階段和後來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在內)中的重要歷史地位、辛亥革命的最後結局及失敗原因等多方面內容。這些評論，表明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先人奮鬥歷程的尊重。他的見解也是深刻的，符合歷史實際的。

　　二、關於三民主義

　　毛澤東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評論，主要是在兩次國共合作時期。考察當時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三民主義的闡釋，他的觀點的發展變化，同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同國共兩黨關係的狀況、國共合作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下面分時期、分階段進行考察。

　　第一時期，即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著重闡明“革命的三民主義”觀。

　　正當戴季陶和其他國民黨右派人物對三民主義產生的基礎和內容作種種歪曲解釋時，毛澤東強調指出：孫中山並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原因，而是“應乎中國被外力、軍閥、買辦、地主階級重重壓迫的客觀環境，為我們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他並對什麼是“革命的三民主義”作出界定：“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於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這三項內容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客觀要求和人民的意願，所以，“我們的偉大領袖雖死，革命的三民主義不死。”[3](P，15-16)毛澤東這裡的解釋，同戴季陶等對三民主義道統化的解釋，形成鮮明對照，正確反映了三民主義的基本的革命精神。這也是當時共產黨方面一致的意見。

　　第二時期，即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關於三民主義的觀點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闡述的。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第二次國共合作醞釀和正式成立之初，側重於說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容性、三民主義的革命原則與共產黨民主革命階段綱領的一致性。

　　這同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相關。當時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共產黨既宣佈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那為什麼不取消共產主義？反過來說，共產黨既信仰共產主義，為什麼又說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這涉及到對兩個主義的評價和兩個主義關係的理解，涉及到國共合作的可能性，也涉及到共產黨是否還應繼續存在等這樣一些極為重大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在一系列文章、報告、談話中，在黨內、黨外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加以解說。他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共產黨既然是共產黨，就要堅決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必然堅守的原則，否則，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毛澤東明確指出：共產黨有自己的區別於三民主義的黨綱與政綱，“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13]“如果說共產黨不實行共產主義了，那這個共產黨還要它做什麼？!”“在現在，我們是堅決的三民主義實行者，在將來，我們是無條件的實行共產主義者。”[14]

　　第二，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可以相容的。毛澤東完全贊同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的看法，並進而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觀點，即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結合點的問題。點結合點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孫中山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思想和口號，同共產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政綱的基本相同。因此，那種以為兩個主義不能並存的觀點，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6](P，367-368)。共產黨人要為共產主義奮鬥，這是確定無疑的，但“現在一定要'走'三民主義”，這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14]。

　　第三，共產黨一直在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在過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共產黨員曾經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就在一九二七年兩黨合作不幸破裂之後，我們的一切做法，也沒有違背三民主義。”[13]毛澤東形象地說，大革命失敗以後，官逼民反，共產黨被“逼上梁山”[15]。那個時期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裏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16]。但是，即使在那時，“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徹底的民族主義；工農民主專政制度也不是別的，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則是徹底的民生主義。”[6](P，368)

　　第二階段：抗日戰爭中期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後，強調區分真假三民主義和新舊三民主義，全面理解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同與不同。

　　當時，國民黨頑固勢力大力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口號，以其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甚至已經投降日本淪為漢奸的汪精衛，也仍然舉著三民主義的旗號，來販賣反共賣國主義。這樣，就把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提到了嚴重的理論鬥爭的高度。

　　關於區分真假三民主義。這是毛澤東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的。他把各種政治勢力宣傳的三民主義區分為“真三民主義”、“半真半假的三民主義”、“假三民主義”三種，提出“要用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爭取中間性的三民主義”[17]。那麼，什麼是真三民主義呢？綜合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的論述，他提出的標準，一是要按照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那樣來解釋三民主義；二是“不要光是嘴上講三民主義，而要全部的實際的做起來”；三是“必須要把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相配合”，不能是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四是必須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8]對區分真假三民主義問題，中共另一位領導人張聞天曾著專文《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予以詳細說明。

　　關於區分新舊三民主義。這是毛澤東關於三民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這個觀點的提出，不僅同當時思想理論戰線上的鬥爭密切相關，也同標誌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正式形成聯繫在一起。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設專節對此問題加以論述。觀點的大要是：(1)只有國民黨一大宣言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2)這個宣言區分了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兩個歷史時代；(3)新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4)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5)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6)只有新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相同，才是中國今日之必須。[6](P，689，690，692-693)這些論點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把共產黨對三民主義的理解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什麼是真假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對三民主義的態度問題，有了更透徹的說明。點

　　關於進一步全面理解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毛澤東在繼續肯定兩個主義的相同部分，即兩者“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相同的同時，又進一步明確指出了兩者的不同部分，包括民主革命階段一部分政綱的不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宇宙觀的不同，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對忽視兩者相同部分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按照這種觀點，就不會有兩個主義兩個政黨的統一戰線；對忽視兩者不同部分的觀點，毛澤東更加重語氣地指出，這“無疑是非常錯誤的”，因為這種觀點“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而這也正是國民黨方面曲解孫中山“好朋友”之說，企圖用三民主義包舉共產主義的用意所在。毛澤東這時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關係的闡釋，應該說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第三階段：抗日戰爭中後期，以新民主主義為坐標評論三民主義。

　　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建立以後，毛澤東對三民主義的論述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此前，毛澤東一般是把三民主義作為評論的主體，闡明它的革命精神、內容、意義及它同共產主義的關係。那時，共產黨關於民主革命階段的理論還沒有一個總體的概括，毛澤東有關革命建國的主張，多是在“革命的三民主義”這個概念下闡發的，對抗戰勝利後建國目標的回答，也同三民主義聯繫在一起，主張“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或稱“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19]此後，由於“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提出，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的思路的明確，或按毛澤東形象的說法：清涼山上插起了新民主主義的旗幟點，他再很少把三民主義放在主體地位專門加以論述，而多是在闡述新民主主義的同時講到三民主義。這個時期毛澤東闡述的觀點主要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一致性。毛澤東多次這樣提到：“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陜甘寧邊區實行的“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20]他指出，共產黨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都是符合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和原則的。新三民主義的基本性質，是同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20](P，1061)

　　第二，新民主主義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完備。“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20](P，1061)“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展得更加完整。”[16](P，321)

　　毛澤東既肯定革命的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在革命綱領、原則上相一致，又指出新民主主義比三民主義更完備更進步的意見，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因為兩者都是在科學分析中國歷史和現狀、總結多年革命奮鬥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都反映了當前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迫切願望，它們在基本的革命原則上相一致是必然的；而新民主主義，則不僅有人類最進步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作理論基礎，也不僅全部吸納了三民主義的所有革命內容，而且又有孫中山在世時尚不具備的時代條件及他去世後十多年革命經驗的積累，使之可以對中國革命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更完備的規定，它高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

　　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的論述，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同政治鬥爭的需要緊密相聯，甚至可以說，他的評論本身，就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政治鬥爭的需要，使毛澤東自然把他評論的重點放在最能反映孫中山學說革命精神的方面，而對孫中山思想的其他方面，則很少述及。這是毛澤東評論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

　　三、關於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革命精神

　　毛澤東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態度，對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崇高評價的。如果以時間為序，毛澤東對孫中山的稱謂先後有：偉大領袖、處在半殖民地國家的大革命家、偉大革命家、中國民族革命的領袖、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或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等。這些稱謂，均是在偉大人物這個層面上評價孫中山的，筆者認為，其中，“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稱謂，最足以反映孫中山開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事業的歷史功績。毛澤東不僅從總體上對孫中山作出崇高的評價，並且具體說明瞭孫中山的“偉大”之所在。早在1938年孫中山去世13週年時，毛澤東就在延安舉行的紀念大會上提出：孫中山的偉大，“在於他的三民主義的綱領，統一戰線的政策，艱苦奮鬥的精神”，“三民主義綱領與統一戰線政策”，是孫中山“對於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同時他又能把革命的主義和政策與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結合，使主義和政策得到貫徹。40年艱難曲折的奮鬥中，“孫先生總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著多少追隨者在困難與誘惑面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他始終堅持了三民主義，並且發展了三民主義”。“不但堅持了而且發展了統一戰線”[17](P，111-112)。

　　兩年後，毛澤東在他的代表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又指出：“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6](P，700)這裡強調孫中山的偉大之處，一在領導了辛亥革命，二在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同時還指出他有與時俱進的精神。

　　中國革命勝利後，毛澤東在1956年寫的《紀念孫中山》一文，對孫中山一生的歷史功績和革命精神作了新的全面總結。這就是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場同改良派作了尖銳鬥爭，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以及謙虛務實、鞠躬盡瘁的精神。

　　毛澤東全面評價孫中山，當然也指出了孫中山如同其他歷史偉人一樣，不能不有的“缺點方面”。諸如辛亥革命後向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反動勢力妥協，三民主義學說的某些不徹底性，宇宙觀上的唯心成分，對革命領導者問題認識上的局限等，毛澤東都有所論及。但他也確實做到了《紀念孫中山》一文中所說的：“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不“苛求於前人”。

　　四、關於繼承孫中山的歷史遺產

　　毛澤東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7](P，534)孔子的遺產影響中國兩千多年，其文化底蘊之博大精深，是舉世公認的。毛澤東把孫中山與孔夫子並論，可見其對孫中山歷史遺產的重視。毛澤東所講繼承孫中山的歷史遺產，含義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對孫中山未竟的革命事業的繼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不論在長期革命鬥爭過程中，還是在革命取得勝利之時和勝利之後，都一向把自己視作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在莊嚴的籌備建立新中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毛澤東說：“一百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21]1955年10月，毛澤東對工商業界代表談話說：“從孫中山起就為建立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後來我們接手，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1](P，489)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時說：“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22]前引1961年9月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中，蒙哥馬利問：你所講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是指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毛澤東答：“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孫中山沒有完成這個革命，我們接過來，到1949年把它完成了。”由此蒙哥馬利得出這樣一個說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孫中山開始而後來由毛主席接著完成”[17](1961-9-23)。應該說，這一說法正確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歷程。

　　其次，是對孫中山創立的革命主義和政策的繼承。前引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逝世13週年的講話中，把三民主義綱領、統一戰線政策同艱苦奮鬥的精神，並列稱作“孫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號召“一切國民黨員，一切共產黨員，一切愛國同胞，都應接受這個遺產而發揚光大之”[17](P，112-113)。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和政策，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的闡述，總是同國民黨一大宣言和孫中山的有關講話相聯繫。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的重要著作中可以看出，孫中山的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義思想，所主張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的民權主義制度，“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原則，以及“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都為毛澤東所繼承，成為毛澤東革命理論的重要來源。

　　再次，是對孫中山革命精神的繼承。這在前面已有所敘述。毛澤東讚頌孫中山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的頑強鬥爭精神，適乎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的與時俱進的精神，氣魄宏偉而又謙虛務實的精神，為改造中國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奮鬥到底的精神。他號召人們學習和繼承孫中山的偉大精神，並帶領中國共產黨人首先身體力行。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繼承和發揚孫中山革命精神的偉大成果。孫中山關於學習外國科學技術要“迎頭趕上”、“後來者居上”[23]的思想和精神，直到60年代，還被毛澤東用來教育中國人民努力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第四，是對孫中山革命經驗的繼承。毛澤東最為重視、時常提及的，就是孫中山在其遺囑中所說的“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兩條。他既把這兩條看作孫中山的“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6](P，648)，又把它們當作孫中山總結一生奮鬥得出的兩條“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並說這是孫中山積40年經驗和共產黨積28年經驗所得到的“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7](P，1472)。此外，用孫中山一生重視武裝鬥爭的實踐，教育共產黨員要懂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6](P，545，547)，也是毛澤東重視吸取孫中山革命經驗的典型一例。毛澤東還注意從孫中山奮鬥的失敗中吸取教訓，這在第一部分已經講到。劉少奇在1961年作過這樣的評論：孫中山的失敗“對我們很有好處。沒有他的失敗，我們也不能勝利”[24]。先行者的失敗可以為後來者提供寶貴的教訓，使後來者減少前進途中的挫折、彎路和失敗，這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之一。而毛澤東正是善於吸取前輩教訓，將先人的失敗變成後人成功之母的革命領導人。

　　第五，是對孫中山這面旗幟的繼承。在20世紀初葉，孫中山就已被革命的人們奉為領袖，樹為旗幟。經過歷史的曲折，到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高舉孫中山這面旗幟的重要。針對一部分共產黨員存有“不喜歡孫中山”的情緒，毛澤東反復指出：這“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對孫中山做過的好事，說過的好話，“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16](P，321-322)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表現了一位大政治家的英明。因為孫中山這面旗幟，是由孫中山幾十年奮鬥的歷史和貢獻樹立起來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幟，一面振興中華的旗幟，在整個中華民族，包括廣大海外華僑華人中，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舉起這面旗幟，無論對推進中國的革命事業還是革命勝利後的建設事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該說，中國共產黨80年奮鬥中，絕大多數時間內，都對舉起孫中山旗幟問題，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並且代代傳了下來。

　　綜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孫中山及其思想、業績的論述，幾乎伴隨了他政治生涯的始終，時間持續半個世紀之久。(十年“文革”期間毛澤東是否有過這方面的論述，筆者尚未查閱過)他一直是以十分尊敬的態度和歷史主義的眼光，對孫中山作出崇高的評價的。他的評價同孫中山在中國歷史、尤其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應佔有的地位是相當的。毛澤東的論述，總體上說，觀點鮮明，見解深刻。由於他的政治家的身份和修養，他對中國革命歷程的熟諳和規律的把握，歷史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運用，他的不少觀點具有開創的性質，體現了思想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如關於辛亥革命偉大功績和失敗原因的論斷，關於三民主義發展階段及其與共產主義關係的論斷，關於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偉大先行者歷史地位的論斷，關於應當總結繼承孫中山“珍貴的遺產”、“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的這面旗幟”的論斷等等，都足可以成為歷史的定論。毛澤東對孫中山、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論述的意義，無疑首先是政治上的，但同時對史學研究也具有啟迪的作用。

　　註釋：

　　點毛澤東對抗大三分隊的臨別演講，1938年3月20日。原話為“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結合的地方”。

　　點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毛澤東的這些觀點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論者就不贊成區分新舊三民主義的觀點。筆者的這篇文章只把毛澤東的論點點出為止。

　　點見《時局問題及其他》，《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58頁。原話是：“我說清涼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義”。清涼山位於延安東北部，當時新華社設在這裡。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6卷[M].346.

　　[2]孫中山全集：第9卷[M].114.

　　[3]毛澤東文集：第1卷[M].25.

　　[4]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記錄稿，1926.05-1926.09.

　　[5]毛澤東選集：第1卷[M].16.

　　[6]毛澤東選集：第2卷[M].667.

　　[7]毛澤東文集：第4卷[M].219.

　　[8]毛澤東.在延安職工紀念“二七”大會上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講演.1939.

　　[9]毛澤東選集：第4卷[M].1513.

　　[10]劉少奇選集：下卷[M].135-136.

　　[11]毛澤東.同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等的談話.1961.

　　[12]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09-23.

　　[13]論新階段.《解放》週刊[J].第57期.1938-11-25.

　　[14]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關於反對投降主義的演講.1939-02-05.

　　[15]毛澤東.我們對三民主義的態度，1938-05-03.

　　[16]毛澤東文集：第3卷[M].321.275.

　　[17]毛澤東文集：第2卷[M].219.

　　[18]毛澤東文集：第2卷[M].219.毛澤東、在延安各屆國民精神總動員及“五一”勞動節大會上的

　　演講.1939-05-01.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的演講.1939-02-02.毛澤東選集：第2卷[M].690.

　　[19]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週刊[J].第57期.1938-11-25.

　　[20]毛澤東選集：第3卷[M].807-808.

　　[21]毛澤東文集：第5卷[M].344.

　　[22]毛澤東文集：第7卷[M].156.

　　[23]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90.

　　[24]劉少奇.會見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的談話，1961-07-14.

　　摘自：《黨的文獻》2002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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