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40年，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領導集團。隨著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他的主要助手往往也有所變化。從追隨孫中山革命至他逝世，對他的思想與事業都能深切理解並支援到底的人並不很多，而宋慶齡無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作為孫中山的學生、戰友、同志、妻子，宋慶齡與孫中山並肩走過“艱難頓挫”的十年。先是為捍衛共和制度而鬥爭，曆盡險阻而回天乏術；然後是迎接“新世紀的曙光”，在時代的大潮中奮進不已。在這個過程中，宋慶齡當然更多地是接受孫中山的指引，但她作為學生，對導師的積極影響也不容忽視。在孫中山逝世後的半個多世紀內，宋慶齡繼承和發揚了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為人民的事業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她無愧於她的師長、戰友、同志和丈夫——孫中山。
大致說來，宋慶齡從1913年秋開始協助孫中山工作，1914年9月擔任了孫中山的秘書，1915年與孫中山結合至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是宋慶齡向孫中山學習、了解中國的基本情況，並在參與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的實踐中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時期；從“二次護法”失敗至1925年孫中山逝世，宋慶齡同孫中山一起“與時俱進”，探討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思想，探索拯救祖國的新道路，成為孫中山後期的重要助手與忠誠戰友。她協助並促成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後至宋慶齡1927年8月出國訪蘇前，她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磨礪，團結國民黨內進步人士，堅決維護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1927年8月以後，宋慶齡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訪問了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思想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實現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在其後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社會主義事業中，她捍衛併發展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並以此為旗幟，召喚國內外各階層的愛國者和對中國人民友好的外國朋友，組成廣泛的統一陣線，為新中國的誕生和發展不懈奮鬥。
（一）
宋慶齡與孫中山在日本開始並肩戰鬥時，形勢極為嚴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凱竊奪，“二次革命”的失敗標誌著孫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曇花一現。再次作為流亡者，孫中山陷入極端痛苦和困難的境地。他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圖進行“三次革命”，終因這個新黨帶有濃厚的會黨色彩而不能團聚廣大的戰友。革命事業處於低潮，孫中山的前途也難預卜。宋慶齡的到來，使孫中山飽受創傷的心靈得到撫慰，長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籍。
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與孫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而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前夫人盧慕貞是中國式的賢妻良母，承擔了孫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後果。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和直接幫助孫中山的事業。而宋慶齡從小就知道孫中山是反對清朝統治的英雄，了解到父親在各方面支援他的事業，因而對他非常仰慕。1908年宋慶齡到美國讀書以後，她的父親經常給她去信，告以國內發生的情況，還寄發剪報材料。她認真閱讀各種材料並加以分析對比，進行反復的思索。及至得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專制統治時，這個一向沉靜溫雅的姑娘，將她的全部激情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論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中。文章謳歌了辛亥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壓迫導致了這場奇妙的革命——一件看來是不幸而實際卻是造福人間的喜事。”她表達了自己對祖國殷切的期望和深摯的愛：“中國以其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愛，應該作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這篇論文表明瞭宋慶齡對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壓迫導致了革命”；革命的合理性——“造福人間的喜事”。她把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專制視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表明宋慶齡的政治思想在劇變的形勢的推動下有了迅速的進展，為她不久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當宋慶齡1913年8月從威斯裏安女子學院畢業後到東京去看望父母時，她會見了久仰的孫中山。根據日本外務省有關檔案資料的記載，宋慶齡與孫中山有頻繁的接觸和書信往還。由此大大加深了她對孫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業的理解。所以當宋藹齡因婚事離開日本時，宋慶齡繼任了孫中山的秘書工作，正式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
孫中山、宋慶齡的結合，是中國革命的奇妙的產物。愛情——孫中山從未真正體會過的神奇的感情——給他以慰藉，成為激勵他在失敗中奮起的動因之一。這樁婚事絕不能也不應以世俗的眼光來評判。年輕美麗、溫柔深情而且充滿朝氣的宋慶齡還帶來了對於當時的中國說來是最先進的西方民主思想。宋慶齡後來憶述：“我在美國度過我的青年時代，受過美國偉大的民主傳統的熏染，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中偉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這對我的祖國，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國，是非常珍貴的。”而結婚對於宋慶齡，當時只意味著“委身革命”。她1915年夏從東京回上海省親前對孫中山這樣表明心曲：“我曾詳細地想過好久，覺得除了幫助你為革命工作外，沒有什麼再使我快活的了……我極希望自己能這樣地獻身革命”。宋慶齡這種“委身革命”的高尚情愫，也表現在她給宋美齡和宋子文的信中：“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真正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宋慶齡將自己的幸福，與中國革命事業連結了起來。她拋棄了優裕、舒適的生活，走上了一條充滿荊棘、坎坷、曲折而又偉大的道路，勇往直前，義無返顧。@pages@
（二）
儘管宋慶齡在學生時代就表現了她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熱忱，但對於中國真正具體的了解，還是在與孫中山結婚以後。以往，她對中國，尤其是對中國農村的情況以及廣大農民的痛苦，理解極為抽象。是孫中山幫助她認識自己的祖國：“孫中山很窮，到15歲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區，在那裏，小孩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沒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間茅屋裏，幾幾乎僅僅不致挨餓。他幼年吃的是最賤的食物……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他下了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中國的兒童應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就為這個理想，他獻出了他40年的生命。“正是孫中山幫助宋慶齡具體深化了她原來的認識——”壓迫導致革命“。
當然，對於舊中國的直正了解，主要來自於革命實踐。結婚以後，宋慶齡馬上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捍衛共和的鬥爭。她參加了討袁、護法、北伐……革命實踐開闊了她的眼界。孫中山對她極為信任，她負責處理機要文件、來往涵電和對外聯絡的工作。孫中山革命活動中的所有重大行動，宋慶齡都追隨左右。她協助孫中山起草《第二次討袁宣言》，親率紅十字會會員支援北伐，陪同孫中山視察軍事要塞……當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懷著極度的苦悶回到上海，是宋慶齡撫平了他心中的傷痕，協助他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孫中山著述他的《建國方略》時，宋慶齡則擔當資料員、抄稿員和翻譯。革命實踐加深了宋慶齡對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理解，使她的思想與孫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當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傳至中國，宋慶齡按照孫中山的指示加緊學習俄文和德文，為與蘇俄聯繫作好準備。1918年夏，宋慶齡、朱執信幫助孫中山起草了了致列寧和蘇維埃的電文，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當五四運動發生並影響及廣州後，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致廣東政府電，要求釋放被捕工學界代表。他們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孫中山的許多文件、聲明、涵電等等，都出自宋慶齡之手。但是，當她還是孫中山的學生和秘書的時候，她也不是機械地執行孫中山的指示，而是將自己對革命事業的理解，熔鑄其中。她的思想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孫中山思想的前進而發展。孫中山因年齡、閱歷以及在國民黨和中國革命中的領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約，從各種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考慮，他邁進的步伐會十分審慎。那麼，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慶齡，以她敏銳、活躍而激進的思想，對孫中山肯定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
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極度悲憤。但物極必反，這次事變成為孫中山後期政治生涯的轉折，起了促進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劑的作用，也成為孫中山、宋慶齡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轉變的契機。
陳炯明的叛變，使宋慶齡經歷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戰火的考驗。在叛軍炮轟他們的住處時，她“再三婉求”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及至她在衛兵的保護下逃離已成火海的總統府時，她“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打算熬不過時，就請衛兵“把我槍斃”，以免落入叛軍手中。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支援孫中山的事業，宋慶齡是隨時準備犧牲的。事實上，在為新中國奮鬥的漫長歲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動派的威脅。
孫中山不愧為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很快又振作起來，愈挫愈奮，繼續探求救國的道路。他從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看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希望，找到自己事業的真正朋友和同志。宋慶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孫中山）在聽到俄國革命成功的消息時高興到了極點”，“在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孫中山畢生期望有能幫助中國革命的拉斐德，終於在新生的蘇維埃國家中找到。
由於國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使孫中山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日益密切，交往頻繁。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多次派出代表會見孫中山並提出建立一個能夠聯合各階級的政黨的建議。1922年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列寧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探討了國共合作的可能性，對於國共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促成孫中山聯俄聯共方面，宋慶齡做了大量的工作。孫中山與列寧直接往來的涵電，“多由孫夫人及廖仲愷、朱執信等”起草。
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和宋慶齡回到上海。此時，中國共產黨向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指出，在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達了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真誠願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確認了國共合作的原則及形式。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最後確定了國共合作的路線方針，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以共產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合作。就在孫中山回到上海僅十天，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到上海，多次拜訪孫中山，與他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宋慶齡常常參加這些討論。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和宋慶齡不斷總結與探索。曾任孫中山秘書的田桓回憶1923年2月的一天，他向孫中山彙報國民黨改組的籌備工作一事時說：“宋慶齡同志也和我談了一些關於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重要意義，她鼓勵我要為國家民族的命運著想，要繼續努力為革命工作。”說明在醞釀國共合作時，宋慶齡與孫中山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還在30年代，宋慶齡向國內外介紹這段歷史時說：“在1924年，為國共合作問題進行討論時，我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這是孫中山、宋慶齡從愛國主義的基點出發，經過痛苦的探索而得出的極其深刻的共識。以後，宋慶齡還多次談到她與孫中山的這點共識。正是通過多次的討論，宋慶齡以這種極其尖銳明晰的“提問”，幫助孫中山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觀點更明確，認識更深化，態度更堅定。
國共合作的大氣候已經形成，但國民黨右派反對這一合作，更反對三大政策。當時徹底並始終支援三大政策的黨員並不很多，廖仲愷、宋慶齡是寥寥者中最堅決的兩位。宋慶齡對於促成孫中山堅決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和制訂三大政策，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沒有人能代替的。她憶述當年國民黨內尖銳激烈的鬥爭：“國民黨右派不滿意孫中山傾向於社會主義和刷新三民主義的做法。他們十分厭惡他的三大政策，特別是‘扶助農工’這一條，他們認為這一條是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在這種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樣，每當孫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企圖把他拉回來。一聽到宣佈他決定實現這種統一戰線，有些人就來找我，以為我會幫助他們反對這一行動。當我拒絕這樣做，孫中山堅決做下去的時候，這些人就退黨、並且公開攻擊他。”田桓亦有類似的回憶：“他們中的某些人，當時以為宋慶齡同志年輕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過她來影響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當即遭到宋慶齡同志義正詞嚴的拒絕。”
孫中山在制訂三大政策時壓力重重。對於這樣一個關乎國民黨命運的重大決策，他當然會思慮再三，內心也會有矛盾。這時，宋慶齡的理解與支援是極為重要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時會起決定性的作用。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由此，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的高漲，也體現了孫中山、宋慶齡革命思想的昇華。他們的思想適應歷史的潮流，表現了革命的民主主義的高度進步性。
孫中山逝世後，他在國民黨內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漸背離了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而宋慶齡在廖仲愷犧牲以後，能夠堅定高舉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旗幟，繼續與時俱進，實與她同孫中山的思想認識一致並參與制訂三大政策的革命實踐所打下的基礎分不開的。@pages@
（四）
1927年，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相繼發動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變，公開絞殺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歷史把繼續高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旗幟，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挽救並推進國民革命的重擔放到宋慶齡和她的戰友的肩上。
宋慶齡作為孫中山後期的重要助手與戰友，作為高舉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幟的旗手，在捍衛孫中山的思想與事業的鬥爭中，以她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她仍在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
首先，宋慶齡始終把握住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靈魂與精髓——“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論上，她強調三大政策是三民主義的革命內涵，是實現三民主義的策略與途徑。她反復指出“三大政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們合在一起才是對他（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綱領的唯一正確解釋。”在實際鬥爭中，宋慶齡更突出強調三大政策的實行。把三大政策作為推動革命的行動綱領，是宋慶齡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理解與發展。也是她在新的形勢下給革命與反革命劃出的分界線。任何拋棄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都是假三民主義，都是對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的背叛。
其次，宋慶齡繼承併發展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學說，在新的革命形勢下，賦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時代的內容和特點。因而，她把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貫聯起來，使孫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的第一面戰鬥旗幟。孫中山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不斷進步，從舊三民主義時期的對內反對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對外避免帝國主義瓜分、“共管”，發展到新三民主義時期明確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孫中山始終對帝國主義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沒能提出明確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帝鬥爭綱領。宋慶齡繼承孫中山“聯俄”及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遺志，繼續奮鬥。在實踐中，她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的提高與深化。還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宋慶齡第一次獨立地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慘案發表談話時便指出與帝國主義“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必須“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鬥”。表達了她與帝國主義絕不妥協的立場以及在反帝鬥爭中民眾聯合的思想。不幾年，宋慶齡對民族主義的認識又有了質的飛躍，她認識到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爭取祖國和民族的獨立；並不是民族主義的全部內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鬥爭，必須與國際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相聯繫。她指出“目前是資本主義的垂死時代”，無產階級“今天已經取得了領導地位，領導著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的工人和農民從事鬥爭。”而這個鬥爭必然導致“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誕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日益擴大和德國法西斯在歐洲的肆虐，宋慶齡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行動”，她自己並長期擔任國際反法西斯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領導人，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而不懈鬥爭。把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繫在一起，建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線，以剷除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剷除殖民主義，剷除民族壓迫，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這就是宋慶齡對民族主義的理解。這種理解與列寧對民族問題的分析完全一致，也是她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發展。
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統治基礎的獨裁政權，孫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與權利”的“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國的理想並沒有實現。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宋慶齡高舉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大旗，並對民權主義的要義作了充分的闡發和重大的補充。宋慶齡以工人農民這“兩大基本群眾”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來衡量民權主義是否得到實現。因此，她賦予了孫中山民權主義中的“民”以最廣泛的階級基礎。同時，她肯定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民主才能使民權主義得以真正實現。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熏陶的宋慶齡對於西方民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從而得出科學的論斷：“資產階級的形式的民主與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利是截然不同的”，孫中山理想中的新式共和國“只能由工人農民自己來組織。”宋慶齡堅信工農大眾必須以革命武裝鬥爭的手段，才能奪取真正的民主權利。以革命武力去實現真正的人民大眾的民權，是宋慶齡賦予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的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新的內涵。從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中國革命進入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任務，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階段的時候，使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體現了時代的特點和要求。宋慶齡對於民權主義的補充與發展，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同孫中山一樣，宋慶齡認為民生主義是進行“社會革命”的旗幟。在“寧漢合流”以後，宋慶齡高舉民生主義的旗幟，且大大擴展了民生主義的內涵，力圖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挽救並推進國民革命。她把民生主義作為新時期社會革命的總綱，強調“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孫中山為了使貧困落後的祖國臻于繁榮富強，預防他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提出了民生主義，企圖採取“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手段，醫治資本主義的潰瘍。孫中山懷著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新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切望實現“耕者有其田”，但他希望通過國家的“政治和法律”的手段來進行。孫中山沒有認識到封建的土地佔有制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沒有認識到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階級基礎，因而他從來沒有把地主階級作為民主革命的對象，因之，他也並沒有把農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軍。孫中山沒有把民生主義的核心問題——土地問題的解決同國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聯繫起來，而宋慶齡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重大的發展。從而把孫中山的帶有改良主義和主觀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民生主義，使民生主義具有更為深刻和寬廣的內涵。宋慶齡以最明確的語言指出：“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實現，整個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因此，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宋慶齡對於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的論述，與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上所確定的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完全一致，表明她在革命的轉折關頭，對歷史發展的規律的認識是何等真切，對歷史發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準確。
對於社會革命中的主力軍，宋慶齡認為工農階級“是我們力量的基礎”，“是建設自由新中國的新柱石”，是“我們所依為主力和革命為之奮鬥的階級”。
同樣，雖然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對“節制資本”比過去給予了更大的注意，但他也沒有深刻認識工人階級在新的革命階段中的地位與作用。對於社會革命的領導權，宋慶齡早在1927年就指出“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如果說1927年，由於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國民黨左派旗幟的特殊地位，在當時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約，還不能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但幾年以後，即1933年9月，宋慶齡在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的講演中，則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問題：“中國的億萬民眾——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農民群眾——如果聯合起來為糧食和土地而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作鬥爭，那是不可抗拒的。”“無產階級憑著它在生產上所佔有的地位和明確的階級利益，已經發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識，而且今天已經取得了領導地位”。她已經確認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宋慶齡關於社會革命中的領導權的論述，是對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具有本質意義的補充與發展，使得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綱領達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成為團結廣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力武器。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欣喜地看到“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她仍然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團結國內各階層愛國人士參加到社會主義事業中，併為這個偉大的事業爭取了廣泛的國際支援。
多年以後，宋慶齡在回答斯諾對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麼”的提問時，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從我認識孫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為止，我一直忠實于他。”“我現在依然忠實于他。”這是宋慶齡對孫中山的理解和影響的最好總結。（作者：盛永華，來源：《孫中山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