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非動態專輯 關注新黨“民族之旅”
"一中兩制"冀求突破其困境
華夏經緯網   2005-07-15 13: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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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慕明主席率領的“新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大陸訪問團”,已經完成所有行程,前日返回台灣。新黨在這趟“和平之旅”中,提出了“一中兩制”的建議,強調“一個中華民族,兩種制度”,不同於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提出的“一中各表”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提出的“兩岸一中”。但鬱慕明並沒有公開說明的是,其實他提出的“一中兩制”,實質上的應對標的,應是大陸強調的“一國兩制”,當然更是針對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

 

新黨在“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上,向來有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就是左批“兩國論”及“一邊一國論”,右拒“一國兩制”。最早期,新黨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內涵,是極為接近於“國統會”的詮釋的:以于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為正溯,其主權及于整個中國〔包括蒙古共和國,因而其對中國版圖的描述,是“秋海棠”,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雄雞”狀〕,但目前其治權僅限于臺澎金馬。新黨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但應是由“中華民國”來統一中國,因而抗拒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統一整個中國的“一國兩制”,並認為“一國兩制”是將臺澎金馬貶低為地方政府。

 

正因為如此,儘管新黨成員是台灣地區各類政治力量中,反對“台獨”最為堅決的,但同時卻又是抗拒“一國兩制”最為強烈的。就連今次新黨的“民族之旅”啟程時,其重要成員王建煊仍公開表示反對“一國兩制”,主張“一國三制”。這種心態,由其處於以“孫中山事業繼承者”及“正統國民黨”為自居的極右政治光譜位置而決定。實際上,新黨的成員,本來就是一批既反“獨”又反共的極右階層,但在李登輝暴露出其“獨臺”真面目之後,反“獨”上升為主要矛盾,“反共”就下降為次要矛盾、甚至是矛盾已被化解。其中,又以新黨曾全力支援參加一九九六年第九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的郝柏村,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向筆者所說的那番話,最有代表性:誰反對“台獨”,誰就是我們的朋友;大陸反對“台獨”,所以我們現在不反共了。然而,郝柏村直到如今,仍無法接受“一國兩制”。

 

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在2000年的第十任“總統”選舉中,由新黨提名的非新黨黨員李敖,卻公開宣稱支援“一國兩制”。然而,作為他的“副總統”候選人搭檔的真正新黨重要成員馮滬祥,卻與他並不同調──儘管在競選過程中,沒有公開聲明拒絕“一國兩制”,但卻也沒有附和李敖的支援“一國兩制”,從而形成兩名候選人口徑並不一致的情況。其實,在馮滬祥的心中,他是並不贊成“一國兩制”的,只不過是為了避免予人“分歧”的印象,而沒有公開重申其不贊同“一國兩制”的既有觀點而已。

 

實際上,馮滬祥是一位反“獨”及反共立場均十分堅決的典型人物。正因為如此,當年他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就讀時,才甘心情願地去做蔣記特務機構的鷹犬,扮演“職業學生”的角色,從而搞出了驚動中外的“臺大哲學系事件”,使到真正的“統派”教授王曉波、陳鼓應等人遭受政治迫害。這是馮滬祥反共的一面。而在後來,他又搞出了個“蓬萊島事件”,把陳水扁、李逸洋、黃天福送進了監獄。雖然表面上的案情理由,是馮滬祥控告《蓬萊島》雜誌誹謗他“抄襲”,但實質上卻是一場“反獨”鬥爭。──陳水扁在入獄前夕,還在為“台獨烈士”鄭南榕〔即葉菊蘭丈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官司作辯護律師。 這是馮滬祥反“獨”的另一面。

 

儘管新黨成員堅決反“獨”,但由於在“統”的模式上,又不願接受“一國兩制”,使其“國家定位”論述曾一度陷入困境。於是,就有了郝龍斌“石破天驚”的“一中兩國論”。儘管他的這個提法,無法獲得黨內認同,故很快就銷聲匿跡,但畢竟已對新黨造成傷害。實際上,就是因為郝龍斌提出“一中兩國論”,及因台北縣長候選人黨內初選紛爭,以及一些新黨成員熱衷於內哄等事件,而導致清新的新黨形象蒙污,團結凝聚力也開始崩解,從而使到曾一度成為第三大黨,在“立法院”內發揮“關鍵少數”作用的新黨,迅速步向泡沫化。因此可以說,郝龍斌違背新黨既定“一中”立場的“一中兩國論”,是導致新黨衰落的其中一種催化劑。

 

現在,新黨是由為人正派、作風沉穩的鬱慕明當家。與此同時,新黨鋻於過去為了標榜民主、廉潔,而刻意避離權力,決定將其組織形態定位為“柔性政黨”,卻是導致極端的自由主義、“誰也不服誰”的教訓,決定也象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剛性政黨”形態那樣,建立“列寧式政黨”模式的中央領導組織架構,強調民主集中制,也使作為黨主席的鬱慕明具有了話語權威。這就為鬱慕明趁率團到大陸進行黨際交往之機,正式提出新黨對兩黨關係新的定位概念,提供了極佳機會。

 

其實,在兩岸黨際交往中,沒有哪一個人的資歷是比鬱慕明更“老”的了。實際上,當年新黨尚未設立主席制之前,他就以新黨“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先後三次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而黃菊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後,與黃菊有上一輩姻親關係的鬱慕明,又是透過親戚往來,進行“非正式黨際交往”。鬱慕明于2003年新黨改革組織架構並當選黨主席後,經常到大陸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活動,也有機會見到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的負責人,這也可算是另類黨際交往。但其重要性,卻不如日前的“胡鬱會”──兩岸兩黨黨魁的正式公開會晤。於是,鬱慕明也就正式提出了新黨對“一中”的最新定位──“一中兩制”。

 

這個“一中兩制”,應可說是修正了新黨過去的“一中”定義。──“新一中”並非是“一個中國”,而是“一個中華民族”,已從過往堅持“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立場,有所退讓。但似也含有不願以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之意,因為新黨的“新一中”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個中華民族”。因此,可以將鬱慕明的“新一中”推理為“一個新的中國”,亦即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倘在此架構之下統一,新黨還是能夠接受“海峽兩岸,一邊一制”的。

 

來源:新華澳報   作者: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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