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45年10月25日，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50年之久的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台灣光復後，島上作為日本殖民統治重要暴力工具的近17萬日軍成了俘虜。眾多日俘的處理直接關係著台灣接收與重建工作的成敗，台灣行政當局為此展開了日俘的集中與管理、利用日俘從事復舊工作並對其實施精神教育、日俘的遣返一系列複雜而頗有成效的工作。截至1946年4月，日俘全部被遣返回國。光復後台灣日俘的處理雖然並不完全盡如人意，但其成績是顯著的。
主題詞：台灣 光復 日俘處理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的受降儀式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日本台灣總督兼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代表日方簽字投降，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受降儀式後，陳儀即席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置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1]台灣順利光復。與內地一樣，妥善處理日俘也是台灣光復後的一項重要工作。而與內地有所不同的是，台灣自從1895年被割讓于日本後，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對日俘的處理既是台灣接收與重建工作的基礎，也是中國政府對台灣行使主權的重要標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重視不夠，有學者僅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偶爾提及；[2]專門研究戰後日俘處理問題的論著也未能在這一問題上做深入探討。[3]鋻於此，筆者擬就台灣光復後日俘處理問題作一扼要梳理，並給予必要的評論，以求教于方家。
一、日俘的集中與管理
光復前夕，台灣（含澎湖列島）的總人口為650萬，[4]其中2.6%左右為日軍，約為169，600多人。[5]日軍最高建制為第10方面軍，下轄6個步兵師，5個獨立旅，遍佈于全島各地。由於日軍是日本在台灣實施殘酷殖民統治的重要暴力工具，實乃台灣民眾所深惡痛絕之。近17萬的日軍投降後，如果不加以集中和管理，極有可能導致台灣民眾與日軍戰俘的直接衝突，這無疑會嚴重妨礙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工作，也無助於清除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因此，日俘的集中與管理引起了台灣行政當局尤其是負責軍事接收事宜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高度重視。
在成立以安藤為首的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的同時，警備總司令部于受降儀式結束後便命令陸軍第62、70軍、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部、空軍第22、23地區司令部奔赴島內各地處理日本陸海空三軍的受降與接收事宜。10月30日，警備總司令部發佈命令，明確規定日軍部隊自11月1日起陸續繳械投降後，日俘一律就地集中：日軍第66師團繳械後集中于台北附近；獨立第214及第308自動車中隊繳械後集中于士林附近；獨立第42工兵聯隊繳械後集中于東西園附近；第76獨立旅團繳械後集中于善化附近；第103獨立旅團繳械後集中于新營附近；第22獨立旅團繳械後集中于蘇澳市區附近；第28船舶聯軍繳械後集中于基隆附近；第102獨立旅團繳械後集中于花蓮港附近；第9師團繳械後一部分集中于新竹、一部分則集中于桃園附近；其餘日俘則分別集中于台南、高雄、嘉義、台中、馬公等地。[6]日俘集中後，一律不得擅自外出。警備總司令部還下令駐臺國民黨軍隊對日俘集中營予以嚴密監護：台中、花蓮港以南區域由第62軍負責監護；台北、新竹區域由第70軍負責監護；日本海空軍戰俘由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部及空軍第22、23地區司令部擔任監護，後又改由第62軍、70軍分任監護警戒之責。[7]
在完成日俘的集中後，警備總司令部遵照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與美方共同協定的《戰俘管理計劃綱要草案》之第三款的規定，[8]于12月16日成立了戰俘管理處並在其之下按區域劃分了五個戰俘管理所，專門負責日俘的管理事宜。戰俘管理處一成立，就對日俘做了詳細的調查統計，並登記造冊。[9]由於戰俘管理處奉行“日俘部隊長官自行負責管理”的原則，[10]因此，日俘集中後，部隊不打亂編制，由其自行負責管理，戰俘管理處則是以間接的方式加以督導和考察。在此基礎之上，戰俘管理處制定了七項管理辦法，以嚴格限制日俘的活動：“(1)凡未經本地區發許可及指定辦法地點給予身份證明之日軍官兵外，余均一律受集中營內監護之，不得在任何地區自由活動。(2)凡從事秘密活動之日籍俘僑均予逮捕究辦。(3)日軍官兵未持有我方發給之身份證明書或未佩我方發給之臂章，一律禁止外出。(4)各部隊機關法團徵用日籍官兵，應將人數列報，未經核準不得徵用。(5)日方之外事處及不必要之機關，經飭撤銷。(6)准許日僑告發官兵之不法行為。(7)對日俘官兵嚴加看管，防其逃亡”。[11]
戰俘管理處對日俘的管理貫徹了人道主義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高度重視日俘衛生及設施。日俘身體健康方面，戰俘管理處除責令日軍原有醫務人員對日俘實施健康檢查外，還在集中營中督促日俘進行健身運動；環境衛生方面，戰俘管理處及各個管理所對集中營的營舍飲水、廁所、淋浴、洗衣、垃圾、污水等方面隨時進行檢查，一發現問題就著飭改善；衛生材料方面，日俘進入集中營後，不僅日軍原有醫院允許日俘繼續使用，戰俘管理處還給這些醫院“留足用之衛生材料”；此外，戰俘管理處還高度重視日俘的營養及防疫、檢疫問題。[12] 2、充分保障日俘供給。在10月30日警備總司令部的命令中就明確提到：日俘繳械後，“保留三個月份之糧食、隨身防寒被服及兵站輜重人員輸送工具之一部”。[13]考慮到戰後台灣食品、日用品等物資的匱乏，戰俘管理處還允許日俘從事副業生產以自給自足，規定：“以不佔用民田民物，得製造鞋襪、種植蔬菜、飼養家畜等，以資自給”。[14]3、區別對待韓籍日俘。由於在台灣的日軍部隊中有1300余名的北韓人，而北韓同樣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因此戰俘管理處將他們與日本人做了區分。所有韓籍日俘于11月15日前均集中于台北市大直前青年訓練第一、二所實施管理。其待遇一律按照“新得解放國家之待遇，另行集訓”。[15]
由於戰俘管理處主要是以間接的方式管理日俘，日俘的管理工作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日俘的潛逃與犯罪問題。由於管理不力，日俘從集中營潛逃的現象十分嚴重，戰俘管理處根本無法制止，日俘被遣返回國後警備總司令部才弄清楚一共潛逃了345人。[16]另一方面，戰後台灣地區日俘犯罪案件也頗多：持槍搶劫；無故射殺、毆傷平民；故意撞死撞傷國民黨官兵；槍殺中方、美方俘虜；盜竊財物等等，幾乎是無惡不作，僅警備總司令部登記造冊的就有71起。[17]犯罪性質之惡劣、數量之多顯然說明瞭日俘的管理存在相當大的漏洞。警備總司令部儘管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其並沒有責令加強管理，而是在強調“于我領土內犯罪之日俘奉令應由我國軍法問題”的基礎上[18]，對由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審判的案件一律提回司令部訊辦。警備總司令部此舉強調了中國主權、維護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是值得稱道的，但僅僅提回訊辦日俘犯罪案件而不在管理上狠下功夫以徹底杜絕之，實屬治標不治本之舉。
雖然日俘的管理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但日俘的集中與管理工作在短時間內就迅速到位，從而基本上保證了光復後島內的秩序穩定與社會安寧，併為下一步利用日俘從事復舊工作、日俘的精神教育及遣返工作做了組織準備，其成績應予以肯定。
二、利用日俘從事復舊工作並對其進行精神教育
日本侵華期間，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質、財產損失。作為補償，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要求日軍繳械後在回國前要從事復舊工作(即戰後的重建工作)，並依據“1907年陸戰法規第六條之規定”制訂出了《中國戰區日本徒手官兵服役辦法》。[19]1945年10月15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簽署頒發了該項辦法。依據此辦法，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也著手安排日俘從事戰後台灣重建的工作。
日軍繳械前，警備總司令部就強調：“日軍繳械後之工作，應以打撈沉船、修造船舶、清掃水雷、地雷等障礙、修建作一般營建房屋、恢復陸上交通、努力工礦生產為主”。[20]由於台灣各地區受戰爭破壞程度不盡相同、日軍繳械後集中的時間也有差異，警備總司令部便以“分先後緩急”為原則，詳細規定了日俘所要從事復舊工作的內容。日俘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海運恢復：1、修船舶。2、打撈沉船。3、修理船廠及船塢。4、清掃水雷及水中障礙物，5、恢復航行標誌6、修理碼頭倉庫及海軍營建。(二)空運恢復：1、修理飛機。2、恢復修造飛機之工廠。3、修理地上設備。4、油彈器材之集中。5、修理空軍營建。(三)營建修理：1、恢復市容。2、陸軍營建修理。3、地方公共建築之修理。4、陸上地雷及臨時設防空設備之清除。(四)修復陸上交通：1、修理機車及車輛。2、修理機車及工廠及材料庫。3、修理站房月臺及貨廠。4、修理汽車車站。5、修理公路之土方及電線。(五)恢復工礦生產”。[21]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按照警備總司令部的命令，對所屬日軍的任務與施工範圍進行了進一步細分：海運恢復工作主要交由日海軍戰俘實施；空運恢復工作由日第8飛行師團的戰俘和部分海軍戰俘實施；都市復舊工作則由獨立混成第112旅團、第9師團、第8飛行師團、第71師團、第12師團、第5師團以及台北地區復舊作業隊的戰俘分別在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部、花蓮港以及台北市實施；此外，日俘還要參與全臺重要水利設施的重建、鐵路的修復以及通信的復舊工作。[22]
鋻於日軍部隊繳械時間有先有後，警備總司令部沒有對參加復舊工作的日俘進行統一編組，而是主要採取指派各有關機關人員監督指導日俘從事復舊工作的辦法，有時也讓日軍自行監督實施。日俘復舊工作始於1945年11月1日，後來美方催促遣返日俘回國，警備總司令部便下令日俘于12月底結束復舊工作。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有366,433名日俘參與從事了復舊工作，取的成績有：恢復基隆、高雄港口的運輸功能，恢復自來水供水系統，修復部分道路、鐵路、鐵踏橋以及飛機跑道，重新鋪設通信線路，修繕部分校舍，修復防空洞，填平防空壕，完成市區的清掃等等。[23]雖然這些成績之取得多依賴於日俘簡單的體力勞動，根本不能補償日軍給台灣人民造成的損失之一二，但這畢竟是警備總司令部按戰後的國際慣例行事，其在監督指導日俘從事復舊工作方面也付出了努力。此當屬台灣行政當局在日俘處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之一。
日軍的投降引起了部分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官兵的不滿。國民黨接收台灣時，日俘中的一些中高級將官竟然大放厥詞，叫囂“二十年後再來台灣”進行報復。[24]有的日俘把大量的武器、彈藥拋到海裏，把裝滿大米、汽油的船弄沉；[25]有的將大批武器、彈藥、化學兵器及軍用物資進行盜賣；更有甚者還將持久性瓦斯液、毒氣筒藏匿不報。[26]日俘的行為違背了投降規定，激起了台灣為民眾的義憤，也引起了台灣行政當局的極大不安。但由於精力放在了戰後接收與重建上，警備總司令部一直拿不出解決方案。直至1946年初，陳儀還不得不專門簽署命令處理日俘將未繳之軍需物品私行燒燬或盜賣一事。[27]
為了清除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對日軍官兵的毒害，為使日俘了解中國抗戰的正義性，警備總司令部決定抓住日俘停止復舊工作後待船回國的時機，對日俘實行精神教育，試圖通過灌輸孫中山的學說、蔣介石的言論以及三民主義與聯合國憲章之真諦的方法，“使其覺悟日軍閥黷武主義之錯誤”。[28]精神教育由戰俘管理處具體負責實施，其具體舉措有：“1、精神教育演講會：其實施分為台北南區、台北北區、基隆區、台中區、及高雄區實施之，由戰俘管理處督同各所舉行……2、巡迴教育：由本處（按：戰俘管理處）組訓巡迴教育團前往基隆、高雄兩港口乘船地集中營梭巡迴施教，並由本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派員同往放映精神教育之影片。3、廣播教育：于二月二十五日起，在本（台北）市廣播電臺實施日俘精神教育廣播，由黨政軍各首長及當地名流學者擔任，一面令各集中營置裝收音機，接收上項演講，並收聽天津、上海、重慶、國際各電臺所播日語新聞時事及小學語文節目。4、文字教育：由本處將黨政軍各首長及名流學者之日語講錄印成小冊，分發日俘閱讀，併發動各報社編登有關日俘教育之言論。5、政治座談會及辯論會：由各戰俘管理所主持辦理”。[29]為了便於日俘接受，戰俘管理處還規定：“凡擔任施教人員，以通日本語言、熟悉日本國情、迎合軍人心理，並對政治教育有研究者充任之，俾施教時循循善誘，予以啟發，潛移默化，以收事半功倍之效”。[30]
對於精神教育的效果如何，警備總司令部稱：“施訓以來，日俘各官兵均能踴躍參加，對於國父遺教、總裁言論深感興趣，談話中顯示覺悟日本軍閥之錯誤，希望日本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需要中國給予提攜。”[31]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總結是相當籠統的，當中忽略了許多鑒定教育成效的重要細節：究竟有多少日俘官兵對“國父遺教、總裁言論”感興趣？感興趣到了什麼程度？日俘談話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從中又是怎樣看出其覺悟的？日軍官兵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不是一年兩年，僅憑短短一兩個月的精神教育就使其發生質的轉變，難度是相當大的。連日俘潛逃與犯罪都控制不了的戰俘管理處能有如此大的力量嗎？筆者認為，警備總司令部的說法有言過其實之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警備總司令部對日俘的精神教育是用心去抓了。據史料記載，警備總司令部的高級長官在日俘登船後還對其進行精神講話。[32]
三、日俘的遣返
作為戰勝國，中國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了遣返境內日軍戰俘與日本移民的義務。台灣光復的當天，中美就在上海舉行了“遣送中國戰區日人返國聯合會議”，商討並制定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日僑遣送歸國計劃》，明確規定：“日本陸海人員優先遣送”。[33]1946年2月6日，中美日三方又在東京議定了遣返日俘及其日本移民的綱領性文件——《中國戰區遣送計劃》。隨後，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電令台灣行政當局：“凡征服勞役之日俘，應儘量遣送回國”。[34]台灣行政當局接到命令後，隨即表示：“以最大努力於最短時間內將全省戰俘遣送完畢”。[35]台灣日俘的處理工作遂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日俘的遣返。
基隆、高雄乃日俘登船回國的港口，警備總司令部便在兩地設立了運輸司令部，下設運輸組、檢查組與管理組以負責日俘的輸送、檢查與管理事項。運輸司令部的任務有：“一、關於遣送日俘日僑法令之執行事項。二、關於計劃分配遣送日俘日僑等事項。三、關於登船前日俘日僑之檢查事項。四、關於日俘日僑集中基隆、高雄後待船返國前之臨時管理事項。五、關於運送日俘日僑返國與美方有關連絡事項”。[36]根據美國海軍的要求，日俘的遣送按照日俘候船、船到即走的方法實施，於是警備總司令部事先便盡一切力量將散佈在各地的日俘運往基、高二處集中。為此，還于45年12月25日專門成立了鐵道運輸司令部專司日俘的輸送事宜。鐵道運輸部成立後，整體規劃，統一安排，截至46年2月27日止就往基隆、高雄運送了共計146，189名日俘。[37]與此同時，警備總司令部還下令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分設連絡支部于運輸司令部以及各大城市，以協助日俘的輸送、集中與遣送。
將日俘運往基隆、高雄後，運輸司令部遂設立集中營，並且實施了相關的檢查與管理工作。檢查方面：檢查工作分為身體檢查和物品檢查兩項。日俘到達港口，即根據國際檢疫法先施行身體健康檢查，並予以防疫注射，其有疾病者，則送往陸軍醫院治療；日俘一旦被查出攜帶違禁品或超出規定數量之物品，即依據《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日僑遣送歸國計劃》的相關規定依法沒收。日俘經檢查合格後即入集中營待船。為了體現中方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為了防止日俘在集中待船期間發生意外，運輸司令部做了如下三方面的管理規定和安排：1、集中營營舍設備的供應：基隆以各個倉庫作為營舍；高雄除了倉庫外，還以國民小學校、高等女學校以及高等學校宿舍作為營舍，每名日俘可佔空間2.25平方公尺。營中電燈、自來水等生活設施一應俱全。2、集中營的警戒：主要還是採取日本人管日本人的方法，運輸司令部僅是在集中營營區周圍繞布了鐵絲網，並向基隆、高雄各派出一個連的士兵擔任警戒。日俘要離開集中營必須徵求司令部的同意，並取得通行證。3、集中營的衛生：主要是由日俘輪流打掃，運輸司令部則派出專員進行督導，並隨時會同軍醫在集中營進行檢查，同時督促其每日之健康運動、沐浴及廁所之清潔。[38]
由於病亡、潛逃以及重要戰犯被送回內地受審之故，日俘應遣返人數約為167，424人。日俘遣送時，運輸司令部對日俘登船的秩序進行了嚴格規定，並於登船前再次實施了相關檢查：“(1)日俘部隊乘船前進入指定檢查場，四週密布哨兵，除檢查人員及必要連絡員外一律不得進入。(2)乘船前施行嚴密檢查或抽查均依其情況而定。(3)載運日俘之艦(船)入口時即派有警戒兵監視之，艦（船）上之人不許登岸、岸上之人不許登艦，且不準小舟接近，至出港時為止。(4)檢查後點名依次登船，為查復乘船人數確實起見，每一梯口處派憲兵二名清點之。(5)登船之日俘為防止傳染病，于登船梯口前設置噴射消毒器，逐一施行噴射消毒。(6)每一梯口每分鐘可登船24名”。[39]正是實行了嚴格的登船管理，日俘在登船回國時秩序井然，沒有發生任何騷動.截至46年4月，日俘全部遣返回國。由於檢查仔細，期間還收繳了日俘所攜帶的違禁物品，計有大米25包、砂糖2667斤、金平糖460斤、軍毯4條、蚊帳7條、衛生材料2箱、金戒指1只。[40]日俘遣返的順利完成標誌著日俘處理工作的圓滿結束。
綜上所述，雖然日俘處理存在令人詬病之處，但台灣行政當局在處理日俘問題時，有條不紊、連續有力，嚴格恪守國際公約，充分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維護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國際地位。台灣也以此為契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註釋：
[1][7][9][10][11][12][14][15][16][17][18][21][22][23][28][29][30][31][32][35][36][37][38][39][4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總報告(1946年4月)》，全宗號：二，案卷號：7899。
[2]元邦建 編著：《台灣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7—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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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20][26][27]陳鳴鐘、陳興唐 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第145—147頁、第148頁、第148頁、第153頁、第154頁。
[5]元邦建 編著：《台灣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8頁。
[8][19][33]中國陸軍總司令部 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二輯》，台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301頁、第49頁、第227頁。
[24][25]黃濤、林偉儔、侯梅：《國民黨第六十二軍赴台灣接受日軍投降紀實》，《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三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頁、第122—123頁。
[34]朱匯森 編：《政府接收台灣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1990年版，第558頁。
作者：章慕榮 來源：中國年鑒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