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大陸戰場，台灣人的戰爭經驗近日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突然間，街坊書市臺人的戰時回憶錄大為暢銷，國民黨黨史會裏，前往調閱戰時台灣資料的媒體及研究者絡繹不絕。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發生前，台灣並非中日戰爭的主戰場，臺人對“祖國”這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大戰，印象如何？有別於大陸戰場，臺人的戰時經驗果然尷尬？透過當時在臺日本媒體，及老人們的口述記憶，或可令我們細細深思……。發動中日戰爭，是誰的責任？
民國二十年，日侵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在臺的宣傳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有這樣一幅漫畫：身著唐裝、臉孔扭曲成一團的“南京政府”，一手拿著長箸、另一手則遮臉做痛苦狀，他正在炸甜不辣。“南京政府”的眼睛，被油鍋中冒出的油煙，熏得張不開眼，“滿鐵事件”、“中村大尉”、“萬寶山”……，一個個寫明這些事件的“甜不辣”被丟進油鍋中，“滿蒙問題”則是沾料。《台灣日日新報》的寓意很明顯：油鍋已經沸騰得不得了、豈能再丟進“甜不辣”？“南京政府”被油煙燙得遮臉喊痛，是咎由自取！
日本公民台灣人
終戰五十年，再來看這則殖民地時期的宣傳漫畫，對中國人來說，百味雜陳之餘，也生出好奇之心：對日本政府的宣傳手法，當時的台灣人民如何看待？是信，還是不信？好比中日戰爭期間，被徵召入伍的臺籍日本兵一樣，一直到現在，他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同為中國人，兩軍作戰，向祖國開火，心中難道沒有矛盾與掙扎？”
在問這些問題以前，許多人均忽略了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事實。條約中言明：臺澎諸島永遠讓予日本。而當戰爭開始的一九三七年，台灣人已被日本人統治了四十餘年，至少已更疊了兩個世代以上。雖然這其間，對祖國及日本到底應如何對待，時時縈繞在多數台灣人的心胸，但除如霧峰林獻堂等少數士紳階級外，大多數台灣人，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無勢的人，對日本人的宣傳並無反抗的能力，”台灣史學專家林衡道說。“曾經做過日本公民的台灣人”，近幾年，台灣各界敞開心胸，來討論這特殊的台灣經驗。“回到歷史原點，才能體會那一代人的心境，”近幾年積極整理宜蘭人戰爭經驗的宜蘭復興工商專校日文老師張文義表示。
為紅豆包子遊行
教科書上的八年抗戰，是中國人“拋頭顱、灑熱血”捍衛國土的歷程。但對如今六十歲以上的臺籍人士而言，“九一八”、“一二八”及“盧溝橋事變”，在當時是遙遠的，“滿洲、上海”，及日人所稱的“支那事變”，從辭匯到內容，他們與大陸籍老人對戰爭的理解，顯然有所不同。盧溝橋事變，他們體會不到“全民奮起、對日抗戰到底”的激昂，南京大屠殺，沒人知道日軍殺害三十萬平民的殘暴；相反的，“學校、機關放假一天，大夥兒分旗子、提燈籠上街去遊行，吃紅豆包子慶祝捷報，”宜蘭老人藍金興說。如此歡欣鼓舞地慶祝日本戰勝，說來並不意味著歡喜“祖國”被侵略；在物資匱乏的當年，“想吃紅豆包子實為最大主因，”藍金興說。當時人們了解戰情的來源，主要靠收音機。研究顯示，大戰是當年收音機工業大興的主要原因。林衡道也表示，日本發動戰爭之後，收音機是台灣居民最仰賴的訊息來源。“富有的人自家擁有收音機，窮苦的人則從公眾的廣播塔聽消息，”林衡道說，這類的“放送塔”，如今台北新公園還保留一座。
侵略有理？
收音機外，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宣傳管道，是日本人編輯的“台灣日日新報”，這也是傳達當時總督府訊息的主要來源。“北大營華兵襲我守備隊、我軍應戰佔北大營一部”、“奉天事件發端在華軍毀鐵道線路”、“奉天東北軍八千人，我軍猛擊一舉潰走”、“關玉衡部下殺害中村大尉□□榮臻式答森崗領事”、“防止事件的擴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針”、“為了維持我軍的威信，有必要嚴懲（華軍）——杉山陸軍次官的聲明”等。“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共四頁的“台灣日日新報”，全版儘是有關東北戰情的報導。大小標題反映的重點無非是“戰爭，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實因中國人的節節進逼（華軍襲我、毀鐵路等），事後，日本軍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擴大，為維持威信，才‘嚴懲’敵人，而且，日軍英勇無比，一猛擊就使中國軍潰走。”在日本政府刻意傳達的訊息中，中日戰爭係“師出有名”就對了。
誰節節進逼？
說起來諷刺，“九一八事變”的真實狀況，當時在東北親身經歷的人，或許都還有記憶。與日本媒體的報導相反，事實上當時日軍才是節節進逼者。“當時派駐在瀋陽的外國記者都有一些疑問，如“‘為何日本人要在中國軍營附近舉行黑夜巡邏？’（北大營離南滿鐵路很近），‘中國兵要毀壞鐵路，何以偏選在中國軍營附近？’”以“戰時日本報業統制之研究”為論文的文化大學碩士黃冠超，引用當時的報導指出，民國二十年的國際媒體如瑞士“日內瓦報”、德國“地方導報”、美國“紐約世界電訊”等，均在報導中直接提出對“九一八事變”的懷疑。當時台灣人對“九一八事變”的看法呢？“知識份子知道的較多，”林衡道指出，他們從報紙看到、日本友人聽來節節升高的戰情中猜測，中日勢必一戰，心中雖然惶恐，但對大局顯然是無能為力的。相較于所謂的“士紳階級”，大多數的台灣人關心的是生活。吳濁流的《台灣連翹》指出，“九一八”時，台灣非常不景氣，“失業的人到處都是，台灣青年只求出國，無論好壞，總想從台灣跳出去。”
張文義也認為，或許對多數的台灣人來說，九一八事變“畢竟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戰場，”他說，感覺似乎是很冷淡的。青天白日旗不見了！日本官方的宣傳管道之外，當時臺人接受戰爭訊息的來源還有被稱為“代表四百萬台灣人言論立場”的漢文“台灣新民報”。新民報在一九三○年盛況時，發刊五、六萬份，讀者群是少數的臺籍精英。從如今存留零散不全的報紙中，很難窺得“台灣新民報”對“九一八事變”報導的全貌，但從其在事變期間新聞版的標題如：“滿洲遍地起風雲，日本軍（稱日軍而不稱我軍）佔領奉天”、“張氏通電倡導和平，國家命脈一線僅存、披發攖冠拒容忽視”等，及夾雜在新聞後頭的冷語，如“霹靂一聲，奉天城頭飄揚著日本國旗，不見有青天白日了！”等，明顯可看出其“心向祖國”的民族主義立場。
在日本高壓的統治下，新民報“甘冒大不諱”的作法是極其可貴的。當時新民報股東之一的楊肇嘉在回憶文中指出，九一八時期，他親眼看到新民報的編輯，為日本侵略祖國痛心憤慨，將所有電文凡“支那”皆改為“中國”；為不侮辱祖國，輕視自己，常與檢查報紙的日本警察發生爭吵。有時新民報的言論也將“九一八事變”當作國際事件處理，苦口婆心地勸告日本政府，要考慮到台灣的經濟情況。兩則刊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新民報“小言欄”的評論，都指出當時臺籍精英的想法：“打架兩成敗”，期許“日華”兩軍慎思戰爭的必要性；基於台灣米價慘跌，經濟日趨困難的景況，希望日本政府考慮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此類警告戰爭後果的言論，在這個時期的新民報中，亦屢屢出現。
台灣人的“喉嚨”失聲
當時有反省力的臺籍知識份子，對日人蓄意發動的這場“與祖國間的戰爭”，其心情是相當無奈的。“包羞忍辱、草間偷活的心情，和裝聾作癡、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歷其境的人，不容易體會到，”當時也是新民報編輯的葉榮鐘在他的回憶文中寫道：“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他說，有時這種矛盾真要把人活活氣死。
當時，新民報的確是臺籍士紳很依賴的一份報紙，“要看戰情，去圖書館看日日新報；要紓解苦悶，看新民報，”日據時代新文學健將，如今已七十歲的王昶雄指出，新民報真正能反映“台灣人的心情”。遺憾的是，這類代表台灣人心聲的言論，隨著戰局的日益開展，日漸受到箝制。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當局為了強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島報紙一律廢止中文，新民報逐漸喪失發言的空間；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前，新民報又被改為“興南新聞”，“一切均在軍事掌控之下，談不到自由，更沒什麼民族思想可言，”楊肇嘉的回憶錄指出，台灣人的喉嚨，至此逐漸“失聲”。
嚴懲的聖戰？
殖民地政府對人民的宣傳，除收音機、報紙之外，利用影片在街坊、學校等處巡迴放映也是重要管道。幾年前，國家電影資料館積極尋找這類影片，在已故導演何基明的帶領下，在台中縣一所國小的倉庫內，找到了一批攝製于一九四○年左右的宣傳影片，其中有大量關於盧溝橋、八一三事變，和佔領南京的影像紀錄。
“七七盧溝橋事變”，老一輩臺籍人士稱“支那事變”，是中國對日作戰的開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盧溝橋附近演習，藉口搜查失蹤士兵，襲擊宛平縣，駐軍奮起反抗。中國歷史教科書上耳熟能詳的說法，到了日本宣傳片中，成了另一套。《膺懲（嚴懲）的聖戰》，影片一開頭的幾個大字，明白地表現日本人對“七七事變”的觀點。影片的內容指出，日方出兵是因為在盧溝橋上，中國人對其“非法射擊”，日軍一忍再忍，要求中國軍遵守停戰協定，但中國片面毀約，於是皇軍決定“嚴懲”中國，不一會兒功夫即佔領了宛平等地。畫面中，化為廢墟的宛平縣城、高舉白旗的廿九軍部隊（標題：中國軍見苗頭不對而潰逃）、光榮入北平城的皇軍……，一幕幕畫面閃過，呈現的是完全日方的觀點。
在日本人的宣傳影片中，日本軍無論酣戰多久，畫面中出現的永遠是“服裝整齊、神態自若，將官則指揮若定的樣子”，日軍既擁有強大火力，又英氣煥發，擄獲的戰利品堆積如山，總之日軍形像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國兵則老打敗仗、無能的；日軍進城時，各國僑民及中國市民是“感激至極，留下歡喜的眼淚”。
說穿了全是謊話
由朝日、每日新聞等媒體製作的這一系列影帶，對於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滬會戰、南京淪陷也有著墨。但有別於中國人知道的“中國軍嚴守上海，從八月惡戰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滬會戰’”，日方的影片，僅以“戰火蔓延至上海，我軍奮戰”、“壯烈成仁的我軍海軍航空部隊”，兩個畫面草草帶過。而對於日方攻略南京時，濫殺中國三十萬人民的景況，影片一個畫面也沒有；僅以“指揮官勸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著是“南京光華門上日軍軍旗飄揚”，來表現日軍佔領南京城的勝利。這類的影片對當時人的影響如何？五十多歲的台南籍李秀記得，她念小學時曾看過這樣的影片，“大家都對日軍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說，對中國兵的無能也印象深刻，她還記得當時在學校常玩兩軍打仗的遊戲，輸的人常被稱“支那兵”，意思是沒用的人。而客籍小說家鐘肇政的小說《怒濤》中講到當時臺籍少女對日籍軍官的欽慕，與這樣的宣傳形象或有關係。
與影片的觀點相倣，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大量新聞重點無非說明：在中國軍的挑釁、阻撓，及中國人民“侮日、抗日”的行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說穿了全是謊話，”林衡道回憶，當時臺人接收到的訊息約略是：“中國貧窮落後，日本係為了拯救中國、保衛東亞的和平而戰。而東亞一方面有英美勢力插足，一方面蘇俄從北邊到中國大陸，若無日本出面，就沒有別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國，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說，“‘代天打不義’，當時教唱的軍歌如是說。”
台灣人上戰場
至於這樣的說法，大家相不相信？當時擔任小學老師的方坤邕指出，許多人心知肚明，其實知道日軍一意蠻幹，但也無可奈何。“有時在學校，幾個臺籍老師私下會嘀咕，‘中國的落後腐敗，幹日本人何事？’但隨即警覺到，這些話少說為妙，於是又噤聲不語，”方坤邕說。台灣人懷疑日本出兵的動機，對宣傳動輒形容的英勇戰績，也非全然相信。葉榮鐘的回憶提到，當時電臺每天播大陸的戰況，重要的戰果均以“大本營發表”為號召，先用軍樂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報。
當時主持臺語廣播的詹姓臺人，慣用一句“撼的碎鹽鹽”（炸得粉碎），來形容中國軍被炸的慘狀。“有一天，有一個鄉下老翁在一間店頭停腳聽廣播，當時詹某又再吹其‘碎鹽鹽’戰果，那老翁聽得礙耳，於是破口大罵：‘幹爾娘，人家的飛機都是黃麻骨縛成的嗎？’於是悻悻然地離去，”葉榮鐘寫道。盧溝橋事變之後，戰火燒到上海，跟隨著戰事吃緊，台灣人民也開始被動員。街上出現了如奉公會（戰時日本動員臺人的基層組織）的會員，勸說過往婦人縫“千人針”（類似護身符，讓戰士帶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樣，一些台灣人也被徵調入伍。《台灣連翹》中寫道，“有些戰士在光榮聲中入伍，隨即重傷或死亡的消息傳來，台灣人才發現，向來藐視中國軍隊說‘支那兵！支那兵’，事實上好像不是那麼不堪一擊！”。
而當時，也有台灣人組成“台灣義勇隊”參加抗日，主要成員是不願被日人統治、移居到大陸的台灣子弟，以台北縣人李友邦為隊長，後期還有自日軍軍營中投誠而來的台灣人。他們陸續加入，人數最多時達七百多人。由於熟諳日語，他們時常協助刺探軍情、詢問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醫療服務，曾成立四個台灣醫院”。但是這一類的訊息，當時台灣的人卻無從得知。
報導刺激戰情？
在戰情升高時，當時《日日新報》更經常發“號外”、加印以戰爭照片為主的版面。翻開報紙，持槍挺立在戰馬之上的騎兵隊，駐紮在戰地的營房、軍士，與敵方談判的日軍將領……，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圖片仍極盡煽情之能事。黃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時日本本土媒體大多已成商業化報紙，為了刺激銷路，紛紛以戰爭照片、前線記事，來刻意誇張戰爭的慘況，誇耀日軍的英勇，甚或有意縱容可能惡化中日關係的報導，並未讓日本國民了解戰爭的本質，或是檢討日本對華政策。這也是促成戰爭在無人監督下，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體由軍方管轄，其景況更無轉寰餘地。煽情與昂奮成了戰爭報導的主流，與日本軍方的意識同步，《台灣日日新報》成了軍方最得力的宣傳助手。
教“皇民”認識戰爭
殖民地的宣傳管道，除仰賴軍方掌控的媒體外，還包括當時已具規模的民間動員系統如在鄉里素孚聲望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員（鄉鎮公所辦事員）等。這些政令宣導員家中，除日文報紙、收音機外，也會有一些宣傳單、小冊等宣傳品。宜蘭縣史館最近蒐集到一本名為《皇民時局教典》的宣傳小本，是有關戰爭問題“答客問”的宣傳小冊，其中許多問題及回答，頗堪玩味。例如問題之一“蔣介石是何許人？”答案是：“遭英美矇騙、背叛‘友好’日本，竄逃至重慶的‘老’中國將軍。”又如一問：“汪兆銘是何許人？”答案是：他是新國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變”發生後，他即悟出“蔣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隨即溜出重慶……率領中國四億人民，協助日本，致力於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驚訝嗎？是的。這本《皇民時局教典》出版于戰爭後期日軍已逐漸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對這兩位攸關中日戰爭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紹，與中國人腦海中熟知的“中國最高盟軍統帥”、“受日本扶植的漢奸”等的形象頗有出入，《皇民時局教典》中的敘述，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蔣、汪兩人塑造的形象。
對國民政府的詆毀與醜化，其實不只存在於這類宣傳小冊中。七七事變發生的翌年元旦，《台灣日日新報》出版賀年漫畫專刊，其中“中國戰區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被畫成瘦巴巴的，成了一隻狐狸形象，靠著後頭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爭取支援的蔣夫人更在四格漫畫中，被醜化為口口聲聲為了祖國做事，實際卻向外國人買破飛機賺取差額，以中飽私囊的人。
台南李秀指出，當時她念的小學開運動會，通常會在操場跑道前擺兩個大水缸，一寫著蔣介石，一寫著宋美齡，讓同學以石頭當飛鏢亂射。當時她也玩過這類遊戲，並不覺得不妥，一直到光復後，她才知道，原來水缸上的“敵人”，要來當台灣人的總統了。
馬鹿不分？
其實，在中日戰爭轉捩點“珍珠港事變”之後，隨著美軍飛機的空襲，台灣也跟著成為戰場。台灣成為戰地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對日軍的宣傳伎倆，大家愈來愈不相信了。葉榮鐘的回憶文指出，當時盟軍的B29轟炸機每天九時一定飛臨台灣上空，下午三時一定離去。“真是如入無人之境，既無日機迎戰，亦無高射炮射擊，令人替日本軍部平時的壯言難過，”他形容說。藍金興也表示，在宜蘭飛機場，當時他曾親眼目睹一位年輕的日本軍官駕著一台破飛機，自殺式地去撞美軍飛機，然後在空中解體。場面雖然壯烈，但也令人心驚，當時他就懷疑日軍難道已到窮途末路？
戰後對日本的研究認為，當日軍陷入長期的泥沼戰以後，日本島國可動用的資源有限，主政者須仰賴高昂的民心士氣，以支撐日益見絀的局面。於是，儘管戰局已經不樂觀，但戰區捷報仍源源不斷地來。黃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有關的戰訊，統一由軍方的大本營發表。
根據統計，從第一次發表戰訊，到日本戰敗為止的三年八個月期間，共發表了九百餘條戰訊。“開戰後五個月內，原則上還算正確，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島海戰後，日軍誇大美軍所受的有關戰艦、潛艇、飛機、運輸船等損害，相反地則縮小日軍的損失。報紙上充斥著幾乎全是偽造的消息，”黃冠超表示。面對日本的宣傳，臺人自有因應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時他們將《日日新報》的“戰情”“倒著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釋倒也能猜個大半。比較大膽的人則偷聽短波廣播，這在當時是極其危險，可以間諜論罪的；也有些人從當時仍來往于大陸、台灣之間的“華僑”，或從日本友人處，探聽一點有別於軍方宣傳的訊息。
但是敢公開討論戰情的並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戰的臺籍兵，因傷病返國，也因怕被以泄漏軍機論罪，絕口不提戰場訊息。事實上被徵調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對戰情發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當一九四五年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時，台灣的報紙只字未提，而當日本宣佈戰敗準備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詔書，努力說著“奮戰”、“一意一心”時，還有些臺人以為又是鼓吹“聖戰”的老調，而將收音機關掉。當時著名律師陳逸松回憶錄上記錄著這樣一個“看似荒謬”的戰敗歷程。而這個廣播之後，“戰敗國”的子民，在一夜之間成了“戰勝國”。
當年種種，至今回憶起來，許多臺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覺。套一句臺籍日本兵陳金堂的話，“當年，真是‘馬鹿’（日本語，憨呆之意），連自己是馬還是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的說。
原作者： 陳淑美 來源：中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