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22歲以前是日本人。”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和已故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如是說。臺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稱：“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教育和思想，的確做得相當徹底與成功。”
“沉默的背後是歷史的悲哀。過去日本教科書以‘進出’取代‘侵略’的字眼，如今用”自存自衛“代替”戰爭“，就是我們太沉默了。”台北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德蘭如是說。
“台灣的哈日現象，其實就是透過文化的認同，進而對日本產生認同，這種入侵不需一兵一卒。”台北新聞主持人林佳欣如是說。
日本，對於台灣人來說是一個矛盾又曖昧的名詞，一個冷酷又活躍的動詞。當亞洲國家都在對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和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發出怒吼時，我們在台灣採訪了一組普通民眾，在對他們的口述進行實錄的過程中，我們的特約記者常常不期地悚然一驚。
楊廖淑霞 臺籍日本護士
現年76歲，台中市人，1943年在上海被徵調入伍。
楊廖淑霞是台中市人，父親經商，小學畢業後舉家遷到上海，住在日本租界，畢業于上海女子商業學校，這所日籍學校幾乎清一色都是日本人，而她是惟一的台灣人。畢業後不久她就被徵調到上海陸軍軍醫大佐1632部隊擔任護士。
採訪那天，楊廖淑霞女士穿著擔任戰地護士的外出服，她說：只要一穿上制服，她的所有感覺和情緒就會跟著回來，那是她一去不回的青春歲月，而她是惟一一位在上海戰地，加入中日戰爭的臺籍日本護士。1943年9月，楊廖淑霞18歲。在醫院內楊廖淑霞必需照顧來自中國和南洋地區受傷的日本兵，早上接受護理課程教育，下午就立刻進醫院實習，遇到防空演習，得冒著生命危險，先去抬傷兵進防空洞。
楊廖淑霞完整地保存了她和日本有關的所有照片和文件，她說:歷史可以原諒，但歷史不可篡改，留下這些記錄，是為了為歷史留下見證。日本政府還欠我薪餉1566元，你知道這些錢在當時買一棟台北樓房，還綽綽有餘，經過多年抗爭，今年3月日本政府以當時薪資的120倍賠償，結果我只領回1750美元，這些錢在現在只能買兩座高級馬桶，你說荒不荒謬。
“既然你對歷史記載如此在意，你對日本政府篡改教科書，會生氣嗎？”記者問。“南京大屠殺是個歷史事實，全中國的人都不會忘記，日本人在數字上動手腳，是日本人沒有面對歷史的勇氣，不過相對我們這些臺籍護士和臺籍日本兵來說，完全不被歷史記載的命運，你要我如何看呢！”楊廖淑霞說。
陳峻卿 臺籍日本老兵
現年76歲，基隆瑞芳人，二次世界大戰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打仗。
1943年，我18歲，台灣仍是日本的殖民地，接到了日軍的入伍令，我當時心中感受可說是五味雜陳;恐懼戰爭的無情，不知自己是否能平安歸來，但又為自己可以幫家裏賺錢感到高興，因為每個月我可以領到100塊的軍餉，這樣的收入大概是一般百姓收入的5倍。“
“記得出發那天，我一夜未眠，天未亮，穿上親人為我縫製的千人繡，搭火車搭船到了海南島。在海南島當了2年的兵，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我以為可以立刻回台灣，沒想到卻被滯留在海南島，臺籍日本兵有人病了，有人瘋了，甚至有人餓得只好吃病死的屍體；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註定被日本遺棄，被歷史遺棄。
盼了1年1個月，1946年我終於回到了台灣，不久之後遇到了二二八事件（注：指1947年２月28日所發生的國民黨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事件，是此後台灣本省人仇視排斥外省人的主因之一），從此我生命中當南洋兵的這3個年頭是空白的，就連照片也被我一一銷毀，深怕別人說我是漢奸，把我列入思想管制對象。“
被徵調上戰場，又被日本遺棄，難道你不恨日本人？記者進一步追問。陳峻卿說:“我只是怨恨日本政府遺忘了我們，不過不恨日本人，因為政府和老百姓不能等同並論。像我的小學同學都很懷念、也很尊敬我們的日本老師，20年前，同班同學還曾經合力出錢，邀請日本老師到台灣，參加同學會;日本老師雖然很嚴格，不過對我們很好。在日據時代台灣人雖是次等公民，我們卻感受不到不公平對待，日本人如果犯法，同樣也必需受到嚴懲，不像國民黨來到台灣，這些外省人擁有許多特權，更不用談紀律。”
聽了陳峻卿老先生這番話，記者忍不住好奇地問:你是否懷念日據時代，認同日本天皇呢？“日據時代時夜不閉戶，治安良好，社會井然有序，比起現在台灣社會天天都有殺人擄掠的新聞好太多了！至於認同問題，我很難說清楚，年少時許多思想尚未成熟，我接受日本教育，雖然我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不過日本天皇是我的精神領袖，當時戰死沙場的人，臨死前一定得喊‘日本天皇萬歲！’現在聽起來有點荒謬，在當時卻是很壯烈、很光榮的事跡。”陳峻卿說。還記得只要一拉警報，我們所有的人就必須放下手邊工作，躲到林邊，等到日本轟炸機過了之後，才可以回家；有一次解除警報，從林邊走往村子的路上，看到日本鬼子射殺手無寸鐵的婦人，當時我僅有12歲，那個景象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夏敬恒說起那一段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仍是相當激動。
夏敬恒 國民黨老兵
現年72歲，家鄉江蘇徐州曾遭日軍侵略，後隨蔣軍赴臺。
老家位於江蘇徐州的夏敬恒，從15歲就開始活在日本侵華的惡夢中，直到1945年大戰落幕後才結束。1941年徐州被日本攻下，當地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夏敬恒說，當時還學了一陣子的五十音。20歲時夏敬恒隨同蔣介石的軍隊來臺，在台灣當了將近20年的兵，退伍後，流浪成性的夏敬恒跟著大貨船，跑了15年的船，他說走遍四大洲，超過50個以上的國家，他最不喜歡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因為到了日本就會勾起他童年慘痛的回憶。
在夏敬恒的家中，記者看到了一本日本侵華史的書，裏頭記錄著當時日本侵華的照片和文本文件，他說25年前買下這本書幾乎花了他薪水的三分之一。舍得花這筆錢，是因為他想買下來念給他的兒女聽，告訴他們不要忘記這是中國最黑暗的年代。他說“這是歷史的見證紀錄，再貴我也會掏腰包買下來。”
對於日本竄改教科書一事，夏敬恒說，“這件事情媒體已經炒了十幾年了，亞洲許多國家也都焚書抗議，結果呢？日本教科書還是不斷美化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罪行，從這件事情其實可以明顯看出，日本就是個‘死不認錯的民族’！打從骨子裏，他們就覺得當時宣佈投降，是屈服在美國的原子彈之下，否則日本將是亞洲屬地最多的國家，日本人的好戰性格，你是很難想像的。”
夏敬恒一直無法理解，為何台灣曾經被殖民統治，然而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卻很感激日本政府？日本人把當時殖民統治國家的百姓抓到戰場，戰後這些人還被日本天皇遺棄，可是高麗棒子還有大筆的賠償，然而台灣呢？臺籍日本兵不斷要求賠償，可是日本政府根本不理不睬。這些人還感激日本，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老一輩台灣人的日本情結是日本和國民黨交替執政台灣的產物
臺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認為，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教育和思想，的確做得相當徹底與成功。老一輩的人為何會對日本政府懷念特別多，主要的因素還是，國民黨政府來臺時，剛打完中日戰爭又急著打內戰，根本無暇也無心經營台灣；相較于日本人將台灣視為前進東南亞的跳板，用完整的殖民模式統治台灣，不但以教育馴化百姓，也投入經費建設台灣。因此國民黨和日本政府就體現出兩種不同的樣貌，一個是亂無章法，一個是井然有序；如果國民黨做得比日本人更好，相信老一輩的台灣人也不會有所謂的戀日情結。
四個台灣年輕人，四種哈日風
在台灣的電視新聞裏，你常可以看到年輕人為日本偶像明星驚聲尖叫的畫面，到台北的西門町，你會發現這裡年輕人的穿著很“新宿”，在快餐店裏，一群群的青年男女關心的話題是，“木村拓哉的美麗人生劇情會如何演變？”，在台灣許多年輕人的畢業旅行是日本東京七日遊，因為沒去過日本，就不配成為哈日族的一員。
想和他們談日本歷史的深仇大恨，他會跟你說：“哎！老兄你少無聊了，這是個提倡和平的時代，歷史的過去種種，和現在、未來都沒有關係，何必活得如此沉重，以巴之間會戰火不停，就是大家都活在復仇的陰影裏，come on走出歷史嘛！活得快樂一點！”這是相當一些台灣年輕人對日本的心情寫照。
Vivi流行服飾哈日族
服飾上有幾個部分“日本”就好
走在台北西門町的人行步道上，放眼望過去，街上儘是日本裝扮的青少年，也難怪很多人會把西門町稱為台北的“新宿”。有的少女腳係“泡泡襪”；也有的穿粉紅色花Ｔ恤，素色五分裙；至於人手一機的手機上面，則琳瑯滿目挂滿了各種日本來的手機鏈，不仔細看，真會以為這裡是日本的某處。。在西門町開設服飾店Kira Kira，專門販售日係可愛服飾與視覺係服飾的Vivi說，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只有依自己喜好與能力來“哈日”，鞋子、襪子、裙子或袋子，只要服飾上有幾個部分“日本”就夠了，很少人會真的吹毛求疵到全身上下都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樣。自己也哈日的Vivi說，服飾上的“哈日潮流”通常有兩波。第一波，是懂得日文的人直接從日本吸收而來的。這些人從雜誌或網站上得到訊息之後，立刻在台北街頭“重現”，由於是流行的先驅者，有時候也需要承擔社會上異樣的眼光。等到社會普遍可以接受之後，第二波的流行就會開始。以去年日本當紅的“一０九辣妹”為例，褐色的臉、慘白的唇膏配上高達20公分的恨天高，在台灣就挺不看好。雖然一０九在台灣沒能造成第二波風潮，但是恨天高卻在台灣流行了起來。
服飾雜誌，是台灣接受日本流行資訊的最主要來源，尤其是專門在街頭上拍攝路人的“街頭志”，例如給女生的Fruits、Zipper、Spring或男孩子的Street Jack，都很受台灣青少年喜愛。在西門町的雜誌專賣店“雜誌瘋”中，就有一片墻專門擺放日本服飾、流行雜誌。而街頭志訪問的地點，則以日本流行聖地澀谷、新宿、原宿、銀座和大阪為主。在台灣，這樣的街頭志也愈來愈多。每到了週末假日，在狹小的西門町裏總可以看到許多出來“取材”的街頭志記者，只要看到了打扮特殊的青少年，他們就火速追上去要求拍攝。有些青少年為了能夠被街頭志採訪，也樂於裝扮自己，然後在西門町閒逛。Kira Kira的店員“小不點”就曾經被流行雜誌“Taipei Walker”拍攝過，雖然年紀才15歲，她最喜歡的風格是日本可愛風加上朋克。小不點認為穿著“自己喜歡最重要，但是日本確實是個影響的因素。”
Fran音樂哈日族
在網路上號召同好結伴赴日“朝聖”
Fran是一家唱片公司的企劃宣傳，曾經到日本留過學，她並不承認自己是個哈日族，但也不覺得哈日有什幺不好。“我是從國中的時候開始喜歡東洋音樂的，因為當時有很多港星會翻唱日本歌，第一首讓我印象深刻的日本歌是黎明翻唱的，從此和日本音樂結下不解之緣。”Fran喜歡的日本歌星有久保田利伸、平井堅、ZOO等，“其實在台灣聽日本流行音樂的人口並不算多，以國語歌、臺語歌、西洋音樂和東洋音樂來算，聽國語歌和臺語歌的人口，就佔了百分之六十五，其他百分之二十聽西洋音樂，剩下的百分之十五聽東洋音樂的人，大部分是學生。”
Fran表示，“日本的藝能界訓練藝人的方式是從小訓練起，像傑尼斯事務所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由傑尼斯一手培養出來的藝人，包括最近在台灣紅透半邊天的V6、SMAP、TOKIO、近畿小子等，更早期一點的如少年隊，傑尼斯挑選出來的少男偶像，大多從念國小開始就被網羅，剛開始時大多擔任已成名偶像的伴舞群，等到漸成氣候，人氣慢慢旺了，才讓他獨挑大梁。”這些少男偶像的魅力如何？Fran舉例，她有一個朋友，因為喜歡傑尼斯家族，連在日本舉行的每一場演唱會都不放過，每次都特別請假，專程去日本聽演唱會，而上次V6在台灣的4場演唱會，她就連趕了3場；由於這樣的人還不少，所以他們都會在網路上號召同好，結伴去日本“朝聖”。
對於近來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以及日本教科書淡化侵華史實引起的排日風潮，打扮得十分“卡哇依”的Fran睜著圓圓的大眼睛說，就算以前在教科書裏念到像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侵華史實，她也不會因此而仇視日本，“因為教科書裏寫的並不全然都是真的。”對於存在於很大一部分人中的愛國情操或仇日情結，她覺得那只有少數“有識之士”才會如此；對一般人來說，生活中舉目所見，到處都是日本的東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如果很多事都混在一起，那就不用生活了。”
張素娟 偶像日劇哈日族
每天最少看三小時以上的日劇
自認是超級日劇迷的張素娟每天最少看三小時以上的日劇，從台灣可以直接收到日本NHK的日劇，此外，台灣的“國興”、“超視”、“TVBS-G”、“中視”、“衛視中文臺”、“衛視電影臺”、“東森綜合臺”等十余個當地電視臺也可以看到日劇。張素娟認為日劇的節奏明快，不會拖泥帶水，一般的日劇都只有十一二集，每集一小時。此外，日劇“有夢幻、也有現實”，題材多元，演出的演員也都適得其份。為了讓喜歡看到日劇的人都能掌握最新的播放時間，張素娟還在台灣的“章魚網”上發行《日劇小報》電子報，從去年四月創刊至今，每週發行的日劇小報已經發行了52期，訂戶也有700多人。張素娟對於日劇的瘋狂還不止於此。從九年前第一次看到日劇“今生只愛你”之後，張素娟就愛上了日劇。為了能夠更接近日劇，張素娟專科畢業之後，馬上考進文化大學日文係，而現在則專職擔任日本卡通的翻譯。
台灣像張素娟這樣喜歡日劇的人還不在少數。日劇《戀愛世代》播出之後，在劇中象徵男主角片桐哲平與女主角上杉理子定情之物的“水晶蘋果”立刻成為台灣的熱門商品。《美麗人生》中，木村拓哉背了個Outdoor牌的淺藍色背包、穿了Converse的紅色球鞋，立刻都成為青少年的時尚配件。而日劇中的名對話、場景，也有人邊看邊作筆記。“即使分開了，只要看到戒指，就會知道對方就在自己的身邊。”這句曾出現在日劇《魔女的條件》中的對話，就曾經被中時報係的人物網站選為第一名日劇對白。
身歷其境，更是許多重度日劇迷必經的一關。例如曾經出現在《戀愛世代》中的“彩虹大橋”、《上班女郎》裏面的“東京鐵塔”或是《庶務二科》裏面的“富士電視臺”，都是日劇迷到日本旅遊時的重點。台灣的旅行社甚至開闢了新的行程：“日劇時代”，將所有重要的日劇景點串連在一起。台灣知名的年輕“哈日作家”阿潼，也針對日本偶像劇中的場景寫了本名為《東京日和》的書，讓日劇的愛好者，能夠有機會融入情節之中。
于慶中 台灣東京通
10年內去了東京40次
70年代的于慶中說，他對東京的狂熱，讓他拼命蒐集各種有關東京的原文旅遊書，迄今已超過上百本，以致台灣的旅遊出版社都要來向他借資料。“我對日本的喜愛是從念國小開始，那時候凡是小朋友能接觸到的東西幾乎都是日本製造，像漫畫、合金機器人、模型、卡通，長大一點還包括像隨身聽，錄音機等等，當時我就想，以後我一定要到隨身聽的原產國去瞧瞧。”于慶中表示，有很多國家他去了幾次之後就不想再去，但日本的東京，卻讓他10年內去了40次。他回憶起第一次去日本是1992年，當時和另外兩名好友一起去自助旅行，打著赤腳，背著行李，在夏天的淺草街道漫步，路上有熙來攘往的車子，但走了10分鐘，襪子竟然還是白色的。
于慶中說，日本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日本商家一早開門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掃自己的店門口，然後微笑著和過路的人打招呼，不管你是否看見他，是否打算進去消費，那是一種很被尊重的感覺。”而且，“東京是一個不斷製造變化的地方，每一次看都會有不同的發現，因為他們會把很多東西藏在小地方，比如東京每一條路的路燈都不一樣，每一個水溝蓋也不一樣，又比如日本迪士尼樂園裏有一個橋墩，上頭的每一個米老鼠雕像也都不一樣，你會搞不清楚他們為什幺要花這幺多工夫在一些沒有必要的地方。”但正是這些工夫，讓日本運轉，而且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更讓他佩服的是，在百變的東京，日本人對老東西的維護叫人感動，“在離東京市區30分鐘車程的地方，有一個老街區叫榮又，還保存著300年前的青石板路，那裏有一家300年曆史的高木屋老鋪，店東每天採擷新鮮水草，磨成一種名為草糰子的食物出售，這種食物的製作極費工，但店家數百年如一日地生產，而客人也有不遠千里坐車來購買的。”
于慶中表示，“日本是一個很講究細節，追求完美的民族，”他喜歡他們的生活品質和細緻的文化，雖然他們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錯，但這位哈日青年振振有詞地說，“如果要追究日本曾對我們做過的種種，那哪個國家又曾經對我們好過？如果我們要恨日本，那為何不恨八國聯軍，不恨我們自己的老祖宗不爭氣！”
日本主流價值侵蝕台灣
由於地緣的關係，日本流行文化透過強勢媒體的操作，已經逐漸成為主流，迷戀偶像或許是全世界年輕人的普遍現象，然而流行工業的背後，隱藏著日本社會的主流價值和社會認同，或許是哈日現象的隱憂。
我與日本誓不兩立
林佳昕 從事新聞工作
從先輩也從自身悟出什幺是日本
目前是新聞主持人的林佳昕，最不喜歡播到台灣年輕人的哈日新聞，她說：任何一個日本沒名氣的歌唱團體來台灣，那些哈日族都會將他們奉為神一樣！真搞不懂這些人是不是“逢日必哈”！
林佳昕的父母都是公務人員，平常忙於公務，因此從小她在祖母的教養下長大；祖母是廣東揭陽縣人，曾在廣東當小學教師。她說小時候常聽祖母講故事，當時老家的大宅院就是被日本鬼子燒光，奶奶說起這段往事還會落淚，所以當時她就知道日本人絕對不是好東西。
中學上日本侵華史，各種日本在中國的惡行惡狀，更是深深烙在林佳昕的腦海裏。“你知道嗎？日本人曾經在南京舉行獵人頭比賽，其中有位士兵一天之內殺了105人，真是禽獸不如。當時我一心想以後絕對要打倒日本人，為中國人爭一口氣。高中時，我曾看過美國一位駐華記者所公佈的南京大屠殺12天的真實記錄，閱讀了這些史實，更是讓我發誓今生今世絕對和日本人誓不兩立。”林佳昕說。
林佳昕說，命運就如此巧合，討厭日本人，竟然在美國加州大學念研究所時，室友竟是日本人。“當時心想既然上帝如此安排，還是先不要有成見，交往看看再說！剛開始覺得這位日本室友很有禮貌，笑容可掬，相處久了才發現，她其實是個笑裏藏刀、錙銖必較、自私到極點的人。日本室友經驗更加深了我對日本的厭惡。”林佳昕表示。
幾乎是戲劇通的林佳昕，看遍港劇、大陸劇就是不看日劇，林佳昕說：對我而言戲劇是文化意識的認同，就像接受流行音樂一樣，當你嘴裏哼哼唱唱都是東洋歌時，表示你已經被它同化了！流行文化其實是文化的侵略和統治，豈可隨便接受呢！
林佳昕說，在台灣的哈日現象，其實就是透過文化的認同，進而對日本產生認同，這種入侵不需一兵一卒，你就全盤接受他們文化；試想當時台灣被日本統治，強迫台灣接受皇民化教育，也是得歷經戰爭。儘管有人說我怪，但我就是堅持不看日劇，不聽東洋歌。
（摘自中新社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