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廈門集美圖書館館藏頗豐。近日，我從該館借閱了日據台灣時期的三種台灣遊記：汪洋《臺遊日記》（１９１７）、黃強《台灣別府鴻雪錄》（１９２８）和江亢虎《台灣追記》（１９３５）。
《臺遊日記》收于汪洋的《台灣視察報告書》，書前有作者自序，略謂：“民國五年四月，奉福建巡按使委任，赴台灣參觀勸業共進會開會。先後得當地官民之引導，周曆全島各地，因以考察其政治風俗，及拓殖之程式，復蒐羅其最近之統計，歸而作台灣視察報告書。”從《臺遊日記》可知：汪洋此行乃于１９１６年４月４日從福州馬尾登舟赴台灣基隆，４月２０日返抵福州馬尾。在臺遊歷了台北、台中、嘉義、台南等地。
《台灣別府鴻雪錄》的作者黃強，又名黃莫京，此人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參謀長。我們從該書“著者近照”裏的黎元洪題贈條幅之上款“莫京參謀長”可以確知這一點。黃莫京之名曾見於《魯迅日記》，《魯迅日記》“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１日”條下記：“朱鏡宙約在東園午餐，……坐中又有黃莫京、周醒南及其他五人未詢姓名。”黃強赴臺旅行之年，《台灣別府鴻雪錄》失記，據我考證推斷，其時當在１９２７年。具體日程，則如書中所記：１１月１９日從新加坡登舟啟程取道香港，于１１月２７日抵達廈門；又于１１月３０日從廈門登舟赴臺，１２月１日抵達基隆，在臺居留１０余日（離臺日期，書中失記）。《台灣別府鴻雪錄》乃于１９２８年５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
《台灣追記》的作者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年），原名紹銓，江西上饒人。曾于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４年兩度組織中國社會黨（《台灣追記》有“社會黨同志”之語），又曾于１９２２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並自任校長（《台灣追記》提及“上海南方大學學生”、“南大同學會”），抗戰期間墮落為漢奸。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１日至９月１２日，江亢虎以“在野學者”身份到台灣參訪，“遊罷歸休，然後溯舟車所經，見聞所得，參以一時感想所及，信筆直書，連篇累牘，全稿既竟，略加詮比，命曰追記”。《台灣追記》出版前曾在上海《晨報》連載。江亢虎是個政客，一生行跡可鄙，然其《台灣追記》則尚有可讀，以其存留台灣社會之若干史料也。
上述三種台灣遊記，共收錄１８８幀照片（其中汪著收錄１２８幀，黃著收錄４５幀，江著收錄１５幀）。這些照片同遊記之正文相印證，記錄了各個方面、各個層面之台灣社會舊影：街景、官邸、民居、寺廟、城樓、農田、工廠、炮臺、船隻、車輛、文物、碑刻、浣衣、迎神、集貿、歌舞，以及日人苛政、閩臺往來、文化傳承、文學活動等。
二
《台灣別府鴻雪錄》（以下簡稱黃著）記：
余輩遊高雄各地後，即趁末次車返台南。至旅館時，業已燈火齊明。行裝甫卸，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顧，出示名刺，曰：“台南憲兵分隊特務分隊新田福造。彼詢吾人來臺何事。吾輩以遊歷對。詢何職業，則以新加坡商人對，並將發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之名刺，及各人護照付之觀看。彼乃愕然。余詰其何以來寓。彼謂頃接高雄偵者來電話，稱有類似中國軍政界４人來港察看，欲行攝映，經即制止。尾至車站，知係回台南者，囑至偵察。故君等自高雄來時，余已相候于驛站。
這是日據台灣當局實施特務統治之一幕！相同的情形也見於江亢虎《台灣追記》（以下簡稱江著），謂：“稅關檢查異常嚴重，對印刷品照相機尤特別注意……而隨身信札、日記、照片，亦逐件翻閱，並向光照勘。”又謂：“會場偵警密布，每句皆譯記報告，可見政府對於思想言論監察之嚴。”又謂：“堂下偵者四伏，不無鸚鵡前頭之戒。”
江著記日據台灣當局扼殺漢語、漢文教學的情形雲：
台中中華會館禮堂有桌椅數十事，並有講臺黑板等設備，仿佛學校規模。據述，三年前會館創議建立華僑學校，當地官廳不許，因易名漢文講習會，開夜班二小時，已辦一年，屢遭干涉，去年竟勒令停止。因奉總督府命令，全島除公學校外，不得有私立學校，至講習會則以日語為限。於是華僑子女學習國文國語之機會斷絕。余在會館見幼童甚多，皆遊戲無度，問何以不入公校，則以額滿見屏。雖臺人不允錄收，僑生更無論矣。
這裡所謂“華僑”，係指日人據臺以後持中國護照居台灣而不入日本國籍者。又記日據台灣當局實行差別教育的情形雲：
台灣小學校為日本人設立者為小學，為台灣人設立者為公學。公學學生初來多不通日語，故特重國語（按，指日語）一科。其他各科教授方法與材料亦與小學不同，程度均視小學略低。
又雲：
（台灣帝國大學）台灣唯一之大學，而實際上僅收台灣學生三四十人，此可異也。
又雲：
（台灣高等學校）學生七年合計六百餘人，日本人佔五分之四，台灣人不過百餘耳，華僑入學者僅二十余人。
汪洋《台灣追記》（以下簡稱汪著）於此亦有所記載，謂：
日人教育方法，教日人子弟者，有中學校、小學校，其教育方法，與其國內一律。教臺人者曰公立中學校、曰公學校（教臺人子弟之小學校）。教生番者蕃人公立小學校。均教台灣本島人者。其課程，日本國語，每星期佔七小時。時正授國語，黑板上所書者為大日本帝國五字，問諸生有知之者否。諸生依次答之，次及尊國體等語。予謂日人治臺，其他政策不足畏，此則其根本政策，再二十年以後，無人知歷史所從來矣。
黃著則記日據台灣當局之專賣局“組織之完備、推行之盡利、收入之豐富”等情甚詳，雖稍有溢美，而其巧取豪奪之相畢露。台灣專賣局的收入，“鴉片、食鹽、樟腦、煙草、酒五種，其收入由１６４０２１０元（明治十三年）增至４４１８３０３５元（大正十三年）”，而于鴉片專賣一項，日據台灣當局發佈“台灣鴉片令”，“實施寓禁于徵主義”，對吸食鴉片者一一“發給特許證狀”，台灣吸食鴉片人數遂從該“鴉片令”發佈的明治三十年（１８９７）的５００９７人增至明治三十三年（１９００）的１２１３３０人。
三
汪著記其赴臺舟中“有上天仙劇團百餘人，為日人招至台灣演劇”，又記其在臺期間，邂逅“來臺調查鹽務之泉州鹽務局正局長何公敢君崧齡、廈門鹽務局副局長徐臚卿君模”，又“在總督府官邸晤廈門出品代表李奎璧君、福州出品代表江慶新君”（按，“出品代表”即來臺參加“勸業共進會”的展團代表）。
黃著于“基隆登陸”一節記：
船方下錨，風雨交加。大阪商船公司大小火輪駛靠開城丸船旁，兩中國青年隨小船來。登甲板後，彼此晤談，始知一為林君克明，廈門大學美術系教授。一為黃君金水，台灣殷商黃君東茂之子。聞林君為黃君東茂新選之婿，早已來臺，現婚期將屆，故特迎其母林太夫人來臺主婚雲。林太夫人同伴之柯君，乃林君摯友，此次來臺觀禮。
江著則記其“同行有學生蔡重光君，當地布商也，自備資斧，請願從遊”；又記“由閩渡臺，福州、廈門每週皆有日本輪船直放。一夜可達台灣之基隆（本名雞籠），或台南之高雄（本名打狗）”。
從上記可以看到日據台灣時期閩臺兩地政務、商務、演藝事務和私人事務往來的情形，看到“跨海婚姻”，以及為結婚、主婚和觀禮而赴臺的事例，看到閩臺兩地交通便捷的條件。以此視之，當今某些學者所謂“海峽兩岸彼此隔絕百年”之說，真不知其從何說起！
四
在汪著收錄的照片裏，有一幀“□發匠”照片說明為：“□發匠有兩種。一則在店舖營業，一則荷擔□發器具遊行市中，于街頭巷畔隨客所需，為人□發。”
《台灣民報》１９０２年１月１日有文稱：
在漫長的８年間，總督府所經營的統治政策，究竟對新附的土民有多大的感化呢？我們看輦轂之下的首府台北，究竟有幾萬人幾千人斷了發穿西裝呢？很可憐很遺憾，一計算起來，斷發者只有李春生、辜顯榮等２８人。８年間大治績的結果，斷發土人只有２８人！把它分攤８年，每年斷發的土人只有３人強，這種治績豈對得起皇上（日本天皇）呢？實在很遺憾。很可憐！
日據台灣當局的這一憾事到民國初年仍未消除。江著記：
割讓以後，臺人久不見祖國使節。第一任總領事履新，循視各埠。有山谷老民，扶杖匍匐，遠道來觀。初見領事西裝，疑為非是。嗣詢知確為華人，乃大聲呼籲。若曰：臺人苦壓迫久矣，今何幸復見漢官威儀，幸為我輩伸冤。
台灣人民維護“漢官威儀”、抵制日人同化的心志於此可見一斑。
汪著另收有“首棚”照３幀，照片說明為：“番人有以多得異族人頭顱為勇士標幟之習慣， 故屢出番地，獵取首級。或以盤石為棚而架之，或貫于索而懸于倉前，或以竹木為架而陳列之。有多至數十百具者。此風以他衣耶爾族為最盛，有一舉而馘取三十余級者。凱旋後大張祝宴高唱番歌。”這裡所謂“他衣耶爾族”，從取音角度看，似指泰雅族（Ａｔａｙａｌ）。照片３幀，分別反映“盤石為棚而架之”、“貫于索而懸于倉前”和“以竹木為架而陳列之”三種“首棚”。
“首棚”照片反映的習俗，早見於《隋書·東夷傳》：“琉球國（按，指台灣）居海島之中……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骷髏于樹上……累石係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骷髏以為佳。”
汪著又收有“芝阿族及吳鳳像”和“阿里山族”照片各１幀。照片說明為：“芝阿族住于山林間，為集團部落。房屋為鈍圓形，屋外有獸骨樓，排列其所獵獲之獸頭骨。其族中住于阿里山附近者，清嘉慶初有通事吳鳳者，變其馘首之風，其民頌其德，建廟而禮焉。阿里山族，其土目世襲，有文身之習，衣服不分男女，好馘人首，以蛇為祖先而尊敬之。”這裡所謂“芝阿族”即曹族（又稱邵族，Ｔｓａｏ，主要分佈于阿里山地區），所謂“阿里山族”即居住在阿里山地區的曹族。照片說明裏關於吳鳳變其馘首之風、屋外改排列獸頭骨的說法和崇蛇習俗的記載，很值得注意。日據台灣時期，大陸關於台灣的考察報告涉及崇蛇習俗者，這是較早的一種。
作者：汪毅夫 來源：ｗｗｗ．ｚｙｔｚｂ．ｏｒｇ．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