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的“終統”已經給大陸一個嚴峻的信號，即“法理台獨”仍有可能，危險就在眼前。
去年3月，針對台灣島內的激進“台獨”，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個法律的通過避免了大陸的台灣政策被“台獨”勢力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局面，把處理臺海問題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法律通過之初，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並不理解中國大陸維護臺海穩定的意圖。但隨後中國大陸方面的一系列動作，包括邀請台灣主要反對黨訪問大陸、開放大陸農業市場給台灣等等，營造了一個有利於臺海穩定的政治氣氛，包括西方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做法多有肯定。正因為這樣，這次陳水扁宣佈“終統”之後，國際輿論是在中國大陸這一邊的。
但問題是，陳水扁敢於這樣做，表明“法理台獨”的危險性並沒有因為《反分裂國家法》的出臺而消除。這倒不是因為激進“台獨”力量本身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在努力“借力”于美國，利用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圖“台獨”力量的利益。雖然對這次“終統”，美國人表示了很大的不樂意，但也應當看到美國實際上扮演了一種非常複雜的角色，甚至是推波助瀾的角色。
美國並非不知道陳水扁的“終統”意圖。美國幫助陳水扁玩弄“文字遊戲”本身表明美國的反對是半心半意的。如果美國真的反對陳水扁這麼做，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容許台灣當局把這件事情提到臺面，並且美國所能使用的方法很多。沒有美國有意或者無意的默許甚至支援，陳水扁及其“台獨”力量不會作出如此的挑釁。
近年來，美國戰略東移，處處提防著中國的崛起，急速調整其在亞洲的戰略和軍事部署。這些經常給予台灣的“獨立”勢力錯誤的信號。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希望通過和美國的交往來處理台灣問題，把台灣問題界定為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這個戰略並沒有錯，也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問題在於要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矛盾態度有個清楚的認識。
維持臺海現狀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來說都是一種次優利益。中國的最大利益是和平統一，而台灣的“和平獨立”才是美國的最大利益。只有當雙方都沒有條件實現最大利益的時候，才轉而認同維持現狀這個次優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經常會默許“台獨”力量，甚至變相地縱容“台獨”。不過，另一方面，美國也明白台灣的“急獨”會導致中國方面的“急統”。美國並不希望因為台灣的“急獨”而捲入和中國的直接的衝突。
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兩面性表明中國要意識到台灣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在和美國打交道時要努力進一步掌握主動權。美國戰略東移一方面表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但同時也表明美國亞太地區的利益在其全球利益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隨著中國本身的崛起和其實際影響力的全球化，中美兩國的利益越來越具有相互依賴性。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利益。這也就是近來美國強調中國的責任的重要背景。
很顯然，自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儘管中美兩國有這樣那樣的利益衝突，但總體上中國對美國都是採取一種合作態度。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並不表明美國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這個霸權地位。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試想一下，如果中國真的成為美國所擔心的“麻煩製造者”，美國在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利益都會受到相當的挑戰。無論是台灣問題、北韓半島問題、中東核危機等等領域都是如此。
無論從經濟到戰略，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都在增加。這就表明，台灣問題在美國亞太地區和全球利益上的比重也是可變的。美國現在把台灣問題視為制約中國的一個重要籌碼，但隨著中美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的增加，美國的認知是可以發生變化的。
自《反分裂國家法》通過以來的一年多時間裏，中國大陸的台灣戰略調整已經在台灣島內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兩岸情勢朝穩定方向發展對“台獨”基本教義派無疑是個不好的資訊。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水扁要在這個時候跳出來搞“法理台獨”的原因。
現在陳水扁公然挑釁大陸，但大陸則不可以再次給“台獨”基本教義派一個機會來動員島內政治力量從而主導臺海局勢的發展。相反，中國大陸的理性做法應當努力把陳水扁及其鐵桿“台獨”分子邊緣化。中國並不用怕台灣的鐵桿“台獨”分子，應當擔心的是他們來主導台灣的兩岸政策。
這次陳水扁“終統”以後，大陸仍然繼續堅持依靠台灣人民的做法，同時把矛頭指向民進黨的少數鐵桿“台獨”分子，這種做法應當說相當理性的。但這並不是問題的解決。要真正有效遏止“台獨”，美國還是關鍵。
如何在和美國交往時掌握台灣問題的主動權，這才是中國領導層所面臨的挑戰。在美國開始強調“中國責任”的時候，中國也可以至少在台灣問題上強調“美國責任”了。
鋻於中美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美國的確應當也必須負起這個責任來。如何和美國構建有效遏止“台獨”的機制應當是胡錦濤4月訪問美國最重大的政治議程了。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內容有刪節） 作者：鄭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