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評說，三一九槍擊案，連日以來因為陳義雄家屬出面指控偵訊過程種種劣跡而再度浮上臺面，成為輿論的焦點。自從去年檢警宣佈陳義雄為兇手，但因其死亡而予以不起訴處分之後，表面上似乎暫告平靜，真相卻顯得益發撲朔迷離。如今，陳義雄家屬重掀波瀾，檢警雖也召開記者會反駁指控，並不能平息眾疑，各項辯解也顯得蒼白而無力。
社評說，即使是官方人士，至少已有兩位出面說了公道話。一位是三一九槍擊案身歷其境的被害人之一呂秀蓮，另外一位是總檢察長提名人謝文定，他們都認為家屬的權利應該受到尊重，也應該讓家屬有表達感受的空間，更不應該封閉重開調查之路。這樣的說法，反映了大多數冷眼觀察事件真相者的心聲。檢警單位自以為是地宣佈偵破本案，辦理本案的人員也都論功行賞，官運亨通，看在人們眼裏，其實別有體會。官方以死無對證之人，牽強附會的說法草率結案，不生疑竇者只怕不多。現在家屬出面翻案，除了繼續調查真相仍然值得努力之外，刑事訴訟正當程式的遵守與人權保障的實踐，也又一次成為應該檢討正視的問題。
從陳義雄家屬與檢警雙方的相互指控辯駁，人們發現偵訊過程之中，程式正義的維持，陰影重重。家屬指稱偵訊前曾受警方威脅加以監禁，檢警的解釋則是告知偽證罪的刑責。果然如此，則顯然是將家屬視作“證人”而加以偵訊，然則為何又在家屬指控曾遭手銬加身時，指稱因係“共犯”而于拘提時戴上手銬？家屬指控警方不許聘請律師，警方則稱曾詢問是否要找律師但家屬表示不要，此說如果屬實，有沒有筆錄加以記載？可不可以展現錄影錄音提供驗證？家屬指責警方相逼做出道歉聲明，要求在錄影機前讀出警方預先擬就的臺詞，檢警則說是為了保護家屬而錄製道歉聲明，宣讀的乃是家屬自擬的文字。然則由家屬錄影道歉，極不尋常，絕非一般習見的人情反應，而且檢警當眾播放偵訊錄影帶，企圖證明並無不當偵訊的行為，卻也只能是經過選擇的少量部分，內容不是重要供述的場合，也無法提供外界檢驗偵訊錄影有沒有剪輯修改、任意停機的情形，更不啻說偵訊筆錄無法對照錄影內容驗證確實無誤了，檢警的說詞，完全不足取信于旁觀的中立第三者。
社評認為，更令人訝異的是，檢察官自詡信度百分百的破案結果，竟然全無直接證據，而只能靠著扣應節目的錄影帶與翻拍照片供人推測指認陳義雄曾到過現場，就硬要編排陳義雄乃是扣發扳機的兇手。
當局宣佈台灣是要以人權“立國”的國度，提倡者就是在美麗島事件中擔任人權律師的阿扁，他也正是三一九槍擊案的受害者之一。另一位受害者呂秀蓮，無巧不巧恰是阿扁人權律師當年美麗島事件中的被告。從威權時代開始，刑求逼供、威脅自白，製作完美或是預先設計的筆錄，偵訊時不許律師辯護，用種種不合程式正義方式獲得嫌犯的供述，向來就是刑事偵查中慣用的伎倆。人權律師與政治事件的被告，無不知之甚詳。
社評說，時至今日，在人權絆腳主政的時代，三一九槍擊案偵訊過程，卻又呈現了許多令人熟悉場景，而且遮掩的技巧似乎顯得更為高明。現在又創造出刑事案件證人不需要律師（卻需要切結）的規則，嫌犯與證人的身分則由偵訊者任意交叉換用，實質上排除被偵訊者聘請律師到場的機會；再利用當事人不諳程式保障的弱點，使之成為予取予求的偵訊對象；還加上不易勘驗的錄影帶製造偵訊全部無瑕的假像，使得被偵訊者的程式保障遭到剝奪殆盡。人權律師總統主政下刑事訴訟場景，畫面扭曲不輸往昔，卻不再聽到人權律師“總統”揮舞人權“立國”的旗號加以糾正指責。三一九槍擊案中扁身為當事人，卻容忍檢警機關以不符程式正義的方式侵犯已故者家屬的人權，竟還由當局大肆表揚，此中會不會引起政治迫害的聯想？陳義雄及他的家屬，其實已經淪為政治案件的犧牲品！
社評認為，呂秀蓮知道真相不明，家屬人權受到威脅的執法程式不公不義，於是發出不平之鳴，當年政治犯人權受害者的敏銳依舊。身為台灣“總統”兼三一九槍擊案的阿扁人權律師，則在旁眼睜睜地看著刑事訴訟偵訊程式繼續蹂躪人權而不發一語，這是多麼諷刺而又吊詭的畫面？三一九槍擊案件的真相，似乎也就在這樣諷刺的畫面之中，同時變得模糊而又清晰起來？！台灣賴以“立國”的人權呢？依然無力抵抗當權者的欺淩與撥弄，對於人權“立國”的招牌，只能哀怨無奈的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