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黑白集刊登文章說，街頭紅潮不退，民進黨挺扁如故，如何化解僵局，有人寄望“解鈴還是繫鈴人”，認為當初力拱陳水扁登大位的李遠哲應出來協調。 

　　李遠哲的反應可妙了。他儼然以毫無干係的局外人自居，聲稱協調紛爭、化解僵局，“這不是我的事，也不應聚焦在一個人身上”。這是高明的太極拳；但事實上，與扁政權有關的問題，他絕不是局外人，而是扁的首席“國政顧問”，對於施政豈可諉稱“不是我的事”？ 

　　文章說，當他以“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的論述卯力拱扁時，不但達成目的，且享受崇高的禮遇；後來他批評扁政權“政績有限，弊案不少”時，卻是雲淡風輕，點到為止。如今更擺明瞭避談當權者的貪腐失政。 

　　文章指出，李遠哲強調當初挺扁是基於理念，並無不妥；按社會學巨擘韋伯的分析，這只說明李是在以“心志倫理”自辯。然而，從“責任倫理”的觀點看，則一項行為是否正當，能否問心無愧，除了理念或目標的純正之外，還須考量過程、手段及後果，尤須對後果負責。扁的失政造成經濟停滯、民生困頓的後果，李豈毫無“責任倫理”的干系？ 

　　至於教改、九二一重建、兩岸跨黨派小組等由李遠哲擔綱的重大事件，若是從後果來考量，亦皆不是沒有“責任倫理”的重大瑕疵。 

　　韋伯強調，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是有心參與政治者的要件；李遠哲參與政治，或許自有熱情，但似欠缺後二項必要條件。或許他可用畢竟是學者而不是政治人物自我開解，但韋伯對學者也有如下的規勸：“如缺乏勇氣去澄清自己的終極立場，轉而訴諸軟弱的相對主義論調，就是在規避心智真誠這個平實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