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所謂“36條”，終於在1月12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
從1980年8月，中央轉發《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對個體經濟的肯定，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堅持多种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以及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屆三種全會對非公經濟地位的逐步提高，和與之同步的對1982年憲法的四個憲法修正案的改進，非公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正身”之路可謂漫長。
“36條”能否如各界預期，徹底消除對非公經濟的歧視，真正實現“非禁即入”，關鍵還在於，文件能否在具體細則上有所突破，能否在自上而下的貫徹中得到真正落實。
1月18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副會長石小敏，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均和“36條”起草組成員、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徐善長共聚“21世紀北京圓桌”第33期，就“36條”能為非公經濟提供的“正身”之可能，深入討論。
本報記者 王梓 主持
非公經濟迎來“36條”
《21世紀》：國務院常務會議剛剛原則通過《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36條”，那麼，何以有此文件呢？
保育均：2003年下半年開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就非公經濟的發展問題在全國幾個省市做了一些調研，並於2003年年底寫了一個報告給國務院，厲以寧同志作為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同時給總理寫了一封信。去年2月，總理在信上的批示說，要出臺一個關於非公經濟的總體性文件。兩會之後，文件的起草工作正式開始，起草過程中徵求了各方的意見。去年7月24日，曾培炎副總理參加的青島會議上，國務院充分聽取了私營企業的意見，溫總理又做了一個批示在會上傳達，又一次指出私營經濟的重要性，提出非公經濟應該與公有制經濟一視同仁。
這說明非公經濟當時還面臨一些發展的阻力：第一，不能做到一視同仁、平等競爭；第二，在金融方面，民營企業融資困難還很大；第三，得不到平等的社會服務；第四，私營企業的權益保護不夠；第五，政府對其規範和監督還不夠；最後，就是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夠，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還沒有充分發揮。所以，“36條”是針對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礙出臺的，是落實十六大有關決議的一個具體的行動。
高尚全：很多人將“36條”的出臺誤解為對宏觀調控中民營企業損失的一種安撫。其實宏觀調控並不是對民營經濟的調控，不過民營經濟中一些諸如“鐵本”的典型事件使得我們感覺好像民營企業在調控中受到的影響比較大。“36條”自始至終得到溫總理的直接關注，體現了我國一以貫之的對民營企業的重視。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既定的方針，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上已經體現得很清楚，現在進一步貫徹落實，是十分必要的。
《21世紀》：對“非公經濟”的範疇，我們怎麼界定？
保育均：“非公經濟”這個詞在文件上是1991年統戰部、工商聯開始用的，主要是為了在概念上涵蓋外資領域。“中小企業”是另一個概念，我國私營企業雇傭人數在8個人以上的中小企業大概是370多萬家，雇傭8個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有3000多萬家，按照我們剛剛拿到的工商聯的統計數據，我國目前國有企業是105萬戶，集體企業163萬戶，公司制企業116萬戶，外商投資企業23萬戶，私營企業301萬戶，個體戶2353萬戶。
石小敏：所謂的“非公經濟”主要還是指民營經濟。歷來對民營經濟的理解有廣狹之分。狹義上理解，過去工商部門做企業登記，在法律組織形式上分了幾類，國有企業、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等等，但沒有民營經濟，過去在統計上也沒有民營經濟的範疇，所以狹義的民營經濟相當於國內的個體私營經濟。廣義上理解，民營經濟不是和國有經濟而是跟國營經濟直接對應的一個概念。
國營即“官營”，“官營”的概念源於漢代的《鹽鐵論》。中國的計劃經濟存在國營、國有兩層含義。1994年的時候把國營這個詞廢棄不用了，轉而只提國有經濟。當時正是產權改革興起、股份制改革實驗走向高潮的時候，從強調產權這個角度把國營經濟叫做國有經濟。但是，棄國營而用國有，實際上掩蓋了傳統計劃經濟的一個更為本質的特徵——行政配置資源，它的一個極端表現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政性壟斷程度比較高的部門，比如金融系統、資本市場，關鍵性資源都是自上而下分配為主的。資本市場現在得病了，病根就是90年代自上而下分配上市資源時種下的。
凡是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的就是民營經濟，凡是行政配置資源為主的則更接近官營。民營的含義有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我國修憲保護私產、接受ＷＴＯ的原則來構築更加完備的市場經濟體系，這是宏觀層面。中觀的意義在於一個行業的改革是走向行政壟斷還是市場競爭，有人說股市得了“艾滋病”，銀行得了“敗血病”，這些是中國很大的包袱。
微觀看就是民營。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創造了最有活力的經濟；外資在我們的進出口中已經半壁天下而有餘；第三種就是新型國有企業或新型公有企業。那些指198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從小就生長在競爭性行業和競爭性領域的，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企業，比如ＴＣＬ、海爾、聯想等。這三類企業，如果再加上廣大的個體戶，構成了浩浩蕩蕩的民營經濟。
浙江的國有經濟品質比較好，浙江的國有銀行也比較好，民營經濟和國營經濟這個對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民營和國有對立起來就常常不得要領。
假如沒有非公經濟
《21世紀》：我們怎麼評價非公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尚全：我們對民營經濟作用的認識是不斷加深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的認識是，非公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第二個階段的認識是把非公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一個飛躍；第三階段是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其中之一就是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到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力量”，這又是一個飛躍。“重要力量”就說明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過程中，原來的提法是“重要力量和生力軍”，我覺得“生力軍”是相對於“主力軍”國有經濟的，而我國的民營經濟在ＧＤＰ貢獻率上，特別是在擴大就業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從改革來看，我國現在增量改革發展較快，存量改革發展比較緩慢，增量改革的發展推動了存量改革，而增量改革的發展主要是靠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來推動的，民營經濟反過來也推動了存量國有經濟的改革。所以說，非公有制經濟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改革本身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這種作用一定要真正認識，不能以為可有可無，否則對貫徹“36條”一定不利。“36條”的真正貫徹落實，會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我們小康社會的實現提供一個更好的基礎。
徐善長：我提供一些數字來說非公經濟的作用，第一就是民營經濟已經發展成我們國民經濟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按照目前的數字，非公經濟佔我國ＧＤＰ的30％－40％，估計保主席那邊統計的數字還要大一些。
保育均：我們的統計是佔47％。2003年私營企業上交稅金增長了46．8％，國有經濟上漲了9．9％。在40個重點工業中非國有經濟完成工業總產值比重超過50％的行業達到29個，在21個行業非公經濟比重達到70％以上。民營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在內，在商貿、餐飲的傳統服務業上佔到了主體地位。就業方面，截至2004年6月，私營企業就業人數4714萬，包括個體戶是9000萬。
徐善長：從1992年以來，個體、私營企業平均每年凈增就業崗位500萬－600萬個，佔全社會就業崗位的四分之三，在2004年社會新增的就業崗位中，有90％是非公經濟提供的。
其次，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的主體，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判斷。尤其是在地、市、縣一級，經濟的主體就是私營經濟。比如說浙江溫州，非公經濟佔85％左右，甚至在遼寧營口都佔到72％，另外，非公經濟在廣東1500個鄉當中，年產值120億元的有120個。
再次，非公經濟在對外開放中的地位日漸突出。最近兩年私營企業出口增長非常迅速，2003年全國非公企業進出口總額593億美元，其中出口347．4億，同比增長了149．7％。
還有，非公經濟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我們國家非公經濟比重比較高的行業，都是產業優勢比較顯著的一些行業，比如說，我國服裝出口占全球服裝貿易額的五分之一，非公經濟生產量佔到全國服裝產量的95％。2004年全國紡織品出口總額近1000億美元，接近全國出口總額的20％，而絕大多數紡織產品都是非公企業製造的。這些我們有比較優勢，現在貿易講比較優勢。
最後，非公經濟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力量。體制外的力量對我們體制內的改革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無論是現代企業制度還是現代市場體系的建立、對外開放，非公經濟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保育均：假如沒有非公經濟，中國經濟將是什麼局面？不可想像。中國傳統體制改革就是存量改革，如果沒有非公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不可能這麼順利，我覺得這個道理講得還不夠。東北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麼難？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太少了。而浙江、廣東、上海、江蘇、山東、福建幾個省市國有企業改制之所以比較順當，就是因為私營企業比較多。根據去年的數據，上海有公有制企業12．4258萬戶，下降了7．31％，私營企業是38．4927萬戶，與廣東省接近，國有企業資本是11869億，私有企業是5681億。
2004年2月份，國資委在上海開了一個國資研討會，研究地方國有資產增長情況。結果發現，中國地方國有資產增長最快的是廣東，保有量也最多，是8000億，第二個是上海6000億，第三個是江蘇，第四個是山東，第五是浙江。可以看出，哪個地方私營經濟發展快，哪個地方的國有資產增長就快，這兩個是統一的。而且，社會最安定、和諧的地方，也是非公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方。
我還要強調的是，在國有資產改制過程中，國資流失的問題不能嫁禍給民營企業。現在，國有資產流失成了攻擊非公經濟的一個主要口實，實際上這兩者是沒有關係的。國企改革中國資確實是流失的，流失的原因，一是法制不健全；二是操作不規範，內部人控制；三是地方政府官員“同意”。國資流失的這個帳算不到私營企業頭上。
對私企參與國企改革，當地的黨政領導心態一定要平和，企業幹部的“馬桶心態”也要不得。
石小敏：真正國有資產和國民財富的最大流失不是因為民營經濟流出去的，是在國有企業制度缺失或有制度不能執行的過程中流出去的，更大的比例在於“坐失”。
體制“不平等”桎梏
《21世紀》：改革開放以來，非公企業都有了哪些變化？
徐善長：非公經濟最近幾年呈現出幾個比較新的特點。一是在產業結構方面，非公經濟在行業分佈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近幾年在重化工、基礎設施、冶金、汽車、電力等行業已經出現了投資規模在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非公企業。鋼鐵產量超過100萬噸的非公企業已經有10家。全國有30多家非公企業從事汽車整體生產。非公經濟發展的檔次已經逐步高級化了。
第二，在組織結構方面，非公經濟在規模結構上已經涌現出一批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大企業、大集團。我2001年跟著吳敬璉到浙江搞調研，那個時候戶均資產是76萬元，今天是118萬。這個規模和原來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全國非公企業註冊資金在100萬到500萬的是45萬戶，500萬到1000萬的是9萬戶，1000萬以上的是5．5萬戶，一億元以上的是1200戶。
第三，在企業制度方面，非公企業從以個人家族企業為主已經向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制企業發展。2003年，我國300萬戶非公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達到230萬戶，到2003年底全國有近200家由私營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佔全部上市公司的16％。
第四，在區域和空間佈局方面，非公經濟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且比重大，到現在中西部地區發展正在加速，比重在提高。在產業佈局上，早先以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為主，現在已經在部分地區形成一批以專業化、規模經營為特徵的產業集群。這兩年中西部非公經濟發展超過全國非公經濟發展的平均速度。浙江提出一個口號：小商品大市場，小企業大生產，小買賣大發展。浙江省目前產值超過億元的區塊經濟519個，超過10億元的147個，超過50億元的29個，超過100億元的3個，有些產業集群成為我國的重要的生產基地。
第五，就是市場結構，非公經濟以前是國內市場為主，現在開始向國際市場迅速發展。
《21世紀》：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得體制性束縛的解決更加緊迫，目前我國的非公經濟發展存在哪些體制性的障礙？
石小敏：總體來講，非公企業的發展環境已經由人為的歧視逐漸形成一個相對平等競爭框架，但至今仍給人一種“後娘養的”感覺。從競爭的不平等角度來看，民營經濟沒有像外資那樣的優惠政策，很多資本不得不以“假外資”的身份來享受外資的優惠，跟國有經濟相比在身份上有很大的差別，也不像國有企業在一些壟斷行業中享受著保護與特權。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得不借助社會的力量，通過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的形式發展，比如說浙江的地下錢莊、民間信貸。民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在與外資的競爭中沒有“後方”支撐，長期以來無後方作戰。民營企業在國際國內市場與外資企業競爭時得到的金融支援與法律保護是很弱的。
徐善長：我覺得現在非公經濟發展還面臨一些制約因素，即制約非公經濟發展的一些體制障礙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性解決。具體講有這幾個方面：第一就是壟斷行業的進入問題。壟斷行業的改革已經邁出很大的步伐，但是按照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還遠不夠，比如說民航、電力、電信、石油、石化及其他資源壟斷性的行業，還有廣播電視，它們的改革還是比較滯後的。雖然法律上沒有禁止非公經濟進入，但是非公經濟真正要進入還是非常難。
第二個體制性障礙，是金融體制改革有待於進一步到位。目前非公經濟在市場要素使用方面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比如，我們全社會貸款的70％左右都貸給了國有企業，貸給非公經濟的比重是非常少的。而國有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比非公經濟要低。非公企業雖然上市的有一兩百家，但是相對一千多家的上市公司而言，比重還是比較低的。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民營化的、中小型的金融機構來給予資金上的支援，國外都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因為發展中可能出現風險就因噎廢食。
第三個體制性障礙，就是財稅體制改革比較滯後。我們的公共財政體制很不完善，不少地方政府用於公共服務的資金不足。現在的分稅製造成了行業和區域稅制的差別，造成現行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稅率偏高等問題。
第四，就是應對國際貿易爭端的措施缺失。現在國際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傾向，而我們的非公經濟要走出去，還面臨著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機制缺失問題。
第五，土地調控的杠桿作用還需要充分發揮。
第六就是市場準入限制仍然比較多。
如何打破“玻璃門”
《21世紀》：“36條”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平等競爭、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那麼，這一點如何做到呢？
石小敏：國內的市場環境怎麼才能夠改進呢？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一律平等，法律只有對所有主體都平等才能真正實施，過多的政策的區別對待必然會給執法者提供尋租空間。但現在這種政策上的平等還沒有實現，特別是稅制、土地政策，勞動力等關乎國家協調統籌發展的重大問題上。
保育均：十六大以來，各個省、市、自治區毫無例外的為發展非公經濟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但是落實得並不多。什麼道理？就是不平等，始終覺得非公經濟是體制外的，就像趙太爺對阿Ｑ的態度，“你怎麼會姓趙！——你哪配姓趙！”這種心態顯然要不得。
高尚全：要做到真正的平等競爭、一視同仁是不容易的。我們在十五大報告起草的時候提出幾個重要概念，第一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种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初級階段重要的經濟支柱；第二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而且必須多元化，不能單元化；第三是非公有制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四是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第五是國有經濟減少一些不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第六是各類經濟都一視同仁，平等競爭。但是從十五大至今，還沒有真正實現，還有法律、政策和市場整合上的歧視。
要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第一，要有一個法律的環節，要清理一下我們的法律法規，清理一下過去對非公有制經濟有沒有一視同仁，有沒有平等競爭，有沒有歧視。第二要清理我們過去的政策，清理對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有歧視的政策。第三個要清理市場的環境，看看過去在市場整合和市場管理上對非公有制經濟有沒有歧視，以及為什麼沒有做到真正的一視同仁。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很重要，其中提到，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領域，非公有制經濟都可以進入，包括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這體現了一種市場經濟的理念。市場經濟就是堅持法律不禁止的領域都可進入，鼓勵創新。而計劃經濟的理念，是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批准才能幹，這樣就抑制了人們的創新。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就因為有個創新的環節。如果什麼都要經過批准才能幹，就沒有創新的條件。比如在法律上開藥店需要批准，因為人命關天，但如開飯館就用不著審批，只要照章納稅，不違反法律就可以了。我們辦任何事，都要層層審批，一個項目幾十個圖章下來影響了創新，也滋生了腐敗。如果不需要審批，送禮都不用了！送給誰呢？所以，我覺得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進入，這一條很重要。
這次“36條”提到，非公經濟不僅可以進入到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還可以進入到壟斷行業。但是要注意防止明寬暗緊，要真正地落實市場準入。但這是難度很大的，因為涉及到部門的利益。取消了審批，審批部門就沒有飯吃了，當然會極力反對。
《21世紀》：《意見》明確提出“鼓勵和支援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壟斷行業、公用事業以及法律法規未禁止的其他行業和領域”，但實際上，非公經濟進入這些領域卻要遇到所謂的“玻璃門”，對此，該如何破除呢？
保育均：“玻璃門”的問題確實值得重視。既得利益者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排斥了新進來的非公經濟。非公經濟碰到一些既得利益部門，就會撞到“玻璃門”。
石小敏：這需要對行業準入政策徹底清理。政策如果需要行政部門層層貫徹執行的，最後落實效果一定很差，這是事實。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社會健康的，優秀的企業引入到政策討論和政策如何落實的過程中去，加大參與度。可以把民營行業的代表請來，討論到底是文件的不銜接，還是底下官員有自己的私利或者怠工不作為？
徐善長：實際上現在對壟斷行業的認識不太一樣了，原來我們說自然壟斷的業務是需要壟斷經營的，是不能放開的。比如說鐵路網、城市公用事業網是不能放開的。但是今天一些事實表明，大的壟斷行業，完全分拆到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狀態，又不一定能夠形成規模效益，這是由它的外部性決定的。
石小敏：前幾年汽車是壟斷的，壟斷在“生孩子的權利”上，結果我們的家用轎車這一塊補貼了很多錢，十幾年時間裏發展特別慢。跟家用汽車相比較的是農用車，國家沒投錢，結果年產量達到了三百萬輛，甚至更多。現在整個汽車行業開放了，所有的中小汽車企業國家都跟外資合資了，老百姓很快走入了汽車時代。
很多競爭性行業是同時讓民營經濟成長，國營可以幹民營也可以幹，比如彩電這樣的家電行業，我們就煉出了像長虹這樣的有競爭力的企業，奶業也出現了伊利、蒙牛這樣的企業。
徐善長：現在的國有經濟比重很高，非公經濟之所以進入不了，就是因為門檻太高。城市公用事業也是壟斷行業，但是這是個特殊的壟斷行業——管網式壟斷，但它是和社會公益有關的，有外部性，所以這個行業進入的門檻不是這麼高，但要形成市場化的價格機制。
保育均：在市場準入這個問題上，與其說意識形態問題，還不如說是利益問題。對利益部門和非公經濟發展而言，“既生瑜何生亮”？現在有些意識形態講出來冠冕堂皇，實際上掩蓋的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民營經濟問題不是要求再來一套優惠的政策，而是真正在市場經濟中大家作為平等主體來平等的競爭。一些地方的領導同志一聽說發展私營經濟，就給優惠政策，這麼做絕不牢靠，新的優惠政策會帶出大量的新問題來。
在私營企業當中的人和權力離得近，可以得到別人得不到的土地、貸款和上市資格，迅速暴富，這些都不是市場經濟的模式，最後只能走到權貴資本主義。私營企業內部的兩極分化比整個社會兩極分化厲害，有的是身價十幾個億，有的是負資產幾百萬，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資源佔有的不平等，權力參與了資源配置。這是很危險的。
《21世紀》：“36條”也提到了要加大對非公經濟的財政金融支援。融資問題一直是非公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才能實現這種支援呢？
保育均：這就是誰適應誰的問題了。是落後的金融體制把先進生產力往後拉，還是先進生產力把落後的金融體制往前趕。按照十六大的文件創新的原則，應該是改革落後的金融體制，而不是民營企業慢下來發展來適應落後的金融體制。金融體制要加快改革。
金融改革的趨勢是市場化，實現市場化首先就要打破壟斷。地方商業銀行和城市信用社要大量吸收民間資本進入。如果說組建民間商業銀行步子太大了，那麼應該先把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改造成民間投資或者民間控股的、按照現代公司治理制度關係的金融機構。現在要組建民間商業銀行是幼稚可笑的，比較可行的是建立區域的商業銀行。
另一方面，一定要儘快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現在中國信用體系混亂，無信用可言。構建信用體系不能再拖了，拖得越久損失越大。
徐善長：現在，中、農、工、建分別搞自己的徵信體系，成本一點不少，各個系統互相並不相容。在工行出了事沒有問題，可以到建行繼續貸款，這是很難理解的。
高尚全：中小型企業發展需要資金上的支援，資金上的支援就包括銀行貸款、企業發債權和發展民營銀行，還可以建立中小企業基金。中小型企業基金包括擔保基金等，將來對中小型企業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36條”落實是關鍵
《21世紀》：“36”條即將出臺，但是，非公經濟的問題積弊已久，文件實施成功的幾率有多大？會不會在落實中扭曲？
石小敏：在政策上，切實讓各種不同類型的企業一律平等，就是真正支援民營企業。我們知道中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落實不了，關鍵原因就在於這些政策要依靠政府的部門去落實，而政府的部門又沒積極性。
保育均：從“36條”第一條來看，這次把非公經濟提到能不能建設小康社會、能否貫徹新的科學發展觀的這個高度，很有新意。離開非公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完整，就不可能以人為本，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就不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問題恰恰就在於，我們把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與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分割、對立起來，而這個文件就是把它們統一成一個大目標，統一到科學發展觀。
高尚全：落實“36條”，我覺得，第一，要真正地落實市場準入，防止明寬暗緊；第二，要拓寬融資渠道，擴大對財政稅收和金融的支援力度；第三，非公經濟可以去參與金融機構的改組改制。總之，要防止相關部門的部門利益參與其中，要從我們整個國家的利益的角度來考慮。
政府職能要真正轉變。我們過去的機構是遵循一個“管”的理念，什麼都要審批，機構很龐大。現在市場經濟是用不著管的，就要改革壟斷部門對利益的態度，政府自身需要轉變職能，真正地為市場主體服務，為經濟主體營造良好的環境，而不是搞審批。
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益也需要維護。保護私有財產寫進了憲法，但對怎麼保護還要具體化，也就是合法權益的具體化。而“36條”的具體化，如果只是定了原則卻沒有具體措施，可能人家還是不會放心，怕政策會改變。
徐善長：我覺得，還要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有些法律法規對私營企業不利，一些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有待廢止。比如說《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試行辦法》，《企業技術開發費，稅前扣除管理辦法》等，這些都是應該廢止的。
與憲法修正案不適應的，或者不符合憲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規要進行修訂，比如《擔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遷管理條例》、《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另外還要進一步完善《合同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資企業法》、《票據法》，為非公經濟的經營活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其次，一些和非公經濟發展相配套的法律法規要儘快出臺和完善。比如大家比較關注的《國有資產法》，這牽涉到非公企業怎麼參與到國有企業改制、改造的問題。還有《稅務法》、《物權法》也需要完善。
第三，非公經濟發展的社會服務體系有待進一步健全。由於時間短，資產少，經營範圍有限，所以非公經濟的社會服務體系不夠。各類組織的市場競爭機制有待完善，許多行業組織沒有建立，存在市場秩序混亂，服務機構可信度較差，質次價高等現象。
高尚全：為了問題的根本解決，我提出民本經濟的概念，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老百姓富了國家才能強。我提過，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但是過去我們的政府是創造財富的主體，人民是為這個主體服務，這樣的經濟就沒有活力。我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多元化的主體應當有多元化經濟的形式。國有經濟主要是解決國民經濟命脈的問題，可以把握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一些關鍵領域和關鍵行業。
國有經濟不能一統天下，什麼都管。把老百姓、納稅人的錢集中到財政，財政再去投入到國有經濟，結果是不行的。過去計劃經濟政府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老百姓是被動的。政府作為主體，管理的部門很龐大，企業沒有權利，一切都由政府來管理。如果將來民本經濟作為主體，那麼政府去操作，去收稅，收了稅以後再為老百姓提供公共產品，這樣社會就穩定了。
我國要實現以民為本，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這樣的經濟有其內在的動力。過去政府作為主體時沒這種動力，因為人民是被動的。民本經濟則是帶有創新的動力，自己創事業，就有動力。
徐善長：從長遠來看，可以相信隨著我們法律法規不斷的完善，政策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的完善，非公經濟會有很好的發展。
首先，我國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促進非公經濟可以平等地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
第二，我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的逐步確立，將會給我們非公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隨著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有利於健全非公企業的就業機制。隨著土地市場的日益規範，非公經濟將通過公開透明的市場獲得土地資源。
第三，隨著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和政府管理體系日益健全，定會引導非公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
第四個是政府管理體制的健全，比如說以《行政許可法》為代表的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為政府服務非公經濟創下了新的方式。
另外，政府對投資體制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產權保護體系的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確立，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為輔的收入分配體制的建立，都將極大地調動非公經濟創業和投資的積極性。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05-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