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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１１日電（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 張毅 李佳路 車玉明 ）
西元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這一天，距１９８６年７月中國正式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已經過去了１５年。
１５年間，中國復關和入世談判跌宕起伏，艱苦卓絕。如此艱難漫長的談判，在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歷史上，絕無僅有。
１５年的談判歷程，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歷程，是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和對外貿易不斷擴大的歷程，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歷程，也是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真實寫照。
１５年間，中國從追求溫飽到實現小康，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跨越。邁入新世紀的中國，正在日益強大，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２年：６年時間、４萬個問題，緊緊圍繞著四個字——“市場經濟”
１９７８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把經濟建設確定為各項工作的中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加快發展國民經濟，也必然要求進一步加強與發展國際間的經濟聯繫和合作。這次會議產生的一個直接效應就是要讓長期封閉、半封閉的中國儘快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中。
１９８０年，中國先後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得合法席位。在世界3個主要經濟組織中，只有關貿總協定我們還沒有參加。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擴大，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１９８２年，當時的外貿部給國務院寫報告，建議參加關貿總協定。報告認為，關貿總協定是規範當時世界貿易的一個組織，關貿總協定的成員在當時的貿易總量佔世界貿易總量的８５％，同時中國與關貿總協定成員的貿易量佔中國整個進出口貿易量的８５％，這兩個８５％說明關貿總協定是相當重要的。中國參加與否，它的各種規則對中國都有直接、間接的約束力，所以，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地位對我們是有利的。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國政府獲得關貿總協定觀察員身份並首次派團列席了關貿總協定第３６屆締約方大會。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國務院批准了中國申請參加關貿總協定的報告。從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近４年的時間裏，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１９８４年４月，中國成為關貿總協定特別觀察員。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０日，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會見關貿總協定秘書長鄧克爾時，表示希望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０日，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大使錢嘉東代表中國政府，向關貿總協定遞交申請，要求恢復中國的締約方地位。至此，中國復關、入世談判拉開了序幕。１９８７年３月，關貿總協定理事會成立了“關於中國締約方地位工作組”，同年７月任命瑞士駐關貿總協定大使基拉德先生為中國工作組主席，同年１０月中國工作組第一次會議在日內瓦舉行，開始了中國的復關談判。
按照關貿總協定的規則，中國“復關”談判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中國的外貿體制進行審議，第二個階段是實質階段，進行雙邊市場準入談判並起草議定書。第一個階段的談判進行了8年之久，僅僅審議中國外貿體制就進行了６年。
中國首任談判代表團團長沈覺人回憶道，對中國外貿體制的審議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體制的審議，當時中國還是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而關貿總協定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國際多邊貿易組織。當時，各國代表提出的問題，很多是這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的差別所帶來的。比如，你們計劃怎麼制訂，你們的價格怎麼定。那時，中國的價格大部分是國家制定的，關稅也比較高。
一位參加中國復關入世談判１０年的同志回顧說，在審議中國外貿體制時一共提出了４萬多個問題，但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承諾不承諾搞市場經濟的問題。
“市場經濟”，對中國復關入世來說，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
這一問題在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對外開放的實踐中也不斷被觸及。在中國復關談判初期，市場經濟在中國還是理論上的禁區，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１９７８年第四季度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提法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１９８２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黨的十三大仍然延續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
復關談判中，美國代表說，世界上只有兩种經濟，一種叫計劃經濟，一種叫市場經濟，沒聽說過商品經濟。歐盟的代表說，他們翻了詞典，英文裏沒有商品經濟這個詞，請中國代表給予解釋。由於“商品經濟”這幾個字，使中國復關談判的外貿體制審議遲遲得不到通過。
１９９０年底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是計劃、市場這樣的內容。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調節，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那回事。”１９９２年初，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時更加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一番話，對於當時正處在理論十字路口的改革如同撥雲見日，也為復關談判掃清了障礙。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１９９３年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五條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四個字第一次寫進中國的根本大法。
在黨的十四大召開之際，外經貿部副部長佟志廣率團正在日內瓦參加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第１１次會議。事先已經寫好了一個發言稿，內容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自上次會議以來取得了很大進展，試圖說服外國談判代表儘早結束對中國外貿體制的審議。收到十四大報告，中國代表團馬上放棄了原先的稿子，按十四大報告的精神重新寫。代表團團長佟志廣在中國工作組會議上宣佈，我們中國要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就是說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但是市場經濟，就其一般特徵來說與其他國家搞的市場經濟沒有什麼區別。中國承諾搞市場經濟，與關貿總協定的基本原則接上了軌。
這一承諾得到了關貿總協定締約方的一致認可，工作組主席基拉德宣佈結束對中國貿易體制的審議，進入實質性談判。中方代表也宣佈，歡迎締約方與中方進行市場準入的談判。持續了近六年的復關談判終於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
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前的一次衝刺，復關談判未能取得成功
從１９９２年１２月開始到１９９４年８月，中國工作組又繼續舉行了６次會議。１９９４年４月，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與會各方簽署了《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議》，開始向世界貿易組織過渡。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在世界貿易組織即將取代關貿總協定之前，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締約方進行了密集談判，希望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與主要締約方達成協定，使中國順利地以關貿總協定締約方身份進入世貿組織。
１９９４年８月，中國提出改進後的農產品、非農產品和服務貿易減讓表，作為解決中國復關問題的一攬子方案，並派出當時的海關總署關稅司司長吳家煌為團長的市場準入代表團與締約方進行了５０多天的談判。然而，一系列談判並沒有向中國預期的方向前進，在這場摻雜了政治因素的談判中，一些締約方提出的苛刻要求和態度讓中國無法接受。
由於談判立場差距過大，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中國復關談判的最後衝刺未能取得結果。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谷永江發表了一個措辭嚴厲的講話，譴責少數締約方蓄意阻撓、漫天要價。谷永江重申，中國復關的基本原則是權利和義務的平衡，中國決不接受歧視性的復關條件，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可能接受超出其經濟承受能力的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要價。
事後，谷永江認為，之所以復關談判沒有成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國等國家並沒有恢復中國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的政治意願。在談判過程中，不斷出難題，提出許多非常苛刻的要求。尤其是在１９８９年發生的北京的那場政治風波之後，中國入世談判成為一些發達國家試圖制約中國、牽制中國的砝碼，使得中國入世談判成為一場政治性很強的經濟談判，演變成一個重大的政治和外交課題。
另一方面，在當時的復關談判中，國內也有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存在不同意見。
畢竟中國剛剛從計劃經濟這個封閉的經濟體制中走出來，經濟體制離市場經濟體系還相差很遠。國內一些部門一時還難以接受關貿總協定的規定。在進一步開放市場問題上，一些部門還有很多顧慮。客觀來看，當時國內在思想認識和市場經濟體制方面，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沒有因談判的曲折受到影響，仍然在加快進行。１９９５年９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到２０１０年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任務，為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了重大的戰略部署。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世界貿易組織沒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參加是不完整的”，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入世談判終獲成功
隨著關貿總協定的結束，歷史翻開新的一頁。雖然中國未能及時復關，但中國人民加快發展、改革開放的決心不但沒有變化，反而因自身的發展壯大而更為堅定。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從１９９５年７月中國的復關談判轉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簡稱入世談判。中國入世，既是復關談判的延續，又有了許多新的內容，談判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世界貿易組織是獨立於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現有１４２個成員，負責管理世界多邊貿易秩序，又被稱為“經濟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使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各國經濟貿易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約束性也進一步嚴格。
與此同時，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國怎麼辦？
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積極參與、趨利避害的方針，並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準備。
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黨中央、國務院正確判斷國際國內形勢，高瞻遠矚，總攬全局，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於中國的大國地位，有利於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中國在經濟上全面進入世界經濟主流的重要舉措。
在加快談判進程的同時，中國進一步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以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中國在計劃、財稅、金融、外貿、外匯等領域全面推行了改革，在經濟生活中更多地用市場配置資源，使之更加適應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通過積極參加國際經濟體系，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促進了改革發展，提高了經濟的整體素質。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經濟總量和外貿排名都在不長的一個時期內上升到世界第七位，這使中國在入世談判中的“腰板”更硬。同時對外開放的深入使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成為更多人的共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得到了國內更多的理解和支援。
無論復關還是入世，在漫長的談判進程中，中國領導人始終予以高度關心和重視。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７日，江澤民主席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提出了中國入世的三項原則，第一，世貿組織既然是一個國際組織，沒有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參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國只能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參加；第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其權利和義務一定要平衡。這三項原則成為中國入世談判的基本原則。
１９９９年４月朱鎔基總理訪美期間，中美簽署了中美農業合作協議並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發表聯合聲明。美國承諾“堅定地支援中國于１９９９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１日，江澤民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在ＡＰＥＣ第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會晤時再次談到中美世貿談判。江主席說，中方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直持積極態度，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個完整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需要。我們希望談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爭取早日達成協定。克林頓總統表示，美國支援中國儘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希望儘快結束同中國的談判。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５日，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在北京進行了六天六夜的艱苦談判。在談判陷於僵局的最後關頭，朱鎔基總理親自出面，解決了分歧，達成了協議，使中美之間的談判宣告結束。
此後，中國又與歐盟等世貿成員達成了協議，並於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同最後一個提出談判的成員墨西哥達成了協議。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７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１８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議定書及附件和中國工作組報告書，標誌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全部結束。
今天，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卡達首都多哈，中國簽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議定書。再過一個月，中國就將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
十五年漫長的復關入世談判，跨越了兩個世紀。十五年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五年間，中國談判代表團團長換了四任；十五年間，一批黑髮人談成了白髮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必將寫下這令人難以忘懷的篇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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