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劉暉
哈維奇(Harwich)的魚價漲了。13世紀中的某一天，這個北海港口的居民驚奇地發現，原本應該出海的水手不見蹤影。消息傳得很快，成吉思汗的騎兵已經席捲歐洲大陸，波羅的海各船隊的水手均已應徵入伍。金奇，《中國震撼世界》的作者如此寫道：大國總以不同尋常的方式通報自己的到來。
“尚未加入WTO時，中國經濟確實是推動亞洲的火車頭，不過尚未具備世界級的實力”，而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金奇說。這位從1982年就以學生身份前往中國的原《金融時報》駐京首席記者發現，轉型的中國正發生“一連串不同的故事”，而“大國崛起並非遵循一種簡單的、線性方式”。
對於國外的觀察家來說，中國崛起帶來了複雜的連鎖反應，“北京共識”、“中國買家”、“中國價格”這些詞語此起彼伏，闡釋著不同的“中國觀”。而對於中國自身，入世5週年之際，盤點得失，兌現承諾，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如何將此納入大國善治和大國崛起的邏輯中，應是議程重點所在。
重要的是自由貿易，而不僅僅是WTO
WTO之所以建立，是為了節省世界貿易的交易成本，但近些年，多哈回合久拖未決，WTO陷入僵局，已有論者稱“WTO已成為一個重症病人”。在此語境，討論中國入世得失，不能拘泥于WTO框架內部，更需放長眼光，千年未遇之局，絕非《資治通鑒》裏的智慧就能應對。
國家優勢何以持久？有憑資源者勝，但沒有一個國家靠所謂的地大物博就可以長久。全球性的貿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存在著“貿易——促進分工——專業水準上升——市場容量和深度提升——進一步分工”這一迴圈。而要這一迴圈得以發生，需要建立在憲政框架、產權保護等一系列制度性基石上。
歷數世界性大國的崛起，歷史機緣各異，但在諸多推動力之中，同樣隱含了這一主線。12世紀末的尼德蘭(荷蘭的前身)，不僅推進貿易自由政策，而且還實行人才寬容政策，那些因宗教迫害而遷徙的能工巧匠也匯聚在此，到14世紀，尼德蘭已成為歐洲商業中心，現代公司制度和銀行信用制度初現端倪，到17世紀中葉更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國家，現在阿姆斯特丹那些沿河的交易所和銀行建築仍可窺見當年盛況。
英國完成光榮革命後，形成了新的國家治理體系，並逐步改變貿易戰爭策略，于1846年廢棄《穀物法》，結束對穀物進口的限制和關稅，1849年廢棄《航海法》，打破英國海運公司的壟斷，進入全面零關稅時期，並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自由貿易。與今日相比，那時的全球化水準在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人員往來，無需護照簽證，就業、通商、移民頗為便利。
美國立國之年，也是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之時，但其貿易政策也是幾經波折。從1789年國會通過第一項關稅法案到1828年，貿易保護主義達到頂峰，結果經濟大大受損，關稅才開始降低。“二戰”之後，美國積極推動自由貿易，推動建立國際關貿協定組織(GATT)，並於1995年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TO)。
由此觀之，WTO這樣的組織是世界貿易進化的結果。在多邊貿易協議之外，還存在諸多的雙邊貿易規則，原來對雙邊貿易規則甚為冷漠的美國，這些年卻一改往日之風。另外，WTO的締約主體是獨立的主權國家，而非高於主權國家的國際組織。守護自身的“橄欖樹”，是民族國家的基本動機。
自由貿易從理論上講，有助於世界經濟的良性迴圈，但自由貿易的好處往往是潛在的、分散的、長久的，而在複雜的全球化壓力下，受損者卻是具體的，因此尋找替罪羊的遊戲從來就不會停止，雖然這種遊戲有點像在泰坦尼克上重排座位。但類似于“不用看，中國就在你的後面”的警告，從來就不絕於耳。
從“國情折扣”到“制度紅利”
對於百年來在現代化道路上顛躓不堪的中國，WTO不僅是一系列多邊貿易體系的規則，而是融入全球化的標誌性符號，是這個“全球化最大實驗室”裏的巨量“催化劑”。
從“黑髮談到白髮”，從1987年的開始到1989年的頓挫，從1992年的重啟到1994年的衝刺未果，從1999年和美國談完後的當年入世之盼，再到與歐盟談判的山重水復，終至2001年11月最後成功，這個歷程，是一個滿帶“創傷記憶”的現代化追趕者的夢想，也寄託著以開放帶動改革的自我期許。一扇徐徐開啟的沉重朱門，曾是中國加入WTO之時的自我寫照和集體記憶。
相比起加入WTO之初的熱烈，甚至相較于入世元年盤點的急切，入世5年的討論顯得從容許多。入世5年，全球化的元素已經“溶解”到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當中。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的方面應視為可圈可點。更為關鍵的是，從局外到局內，從仰視到平視，從向國際慣例接軌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這個千年來以“社稷”為“天下”，並以朝貢體系想像世界的國家已經意識到，WTO對於中國，並非一次性的交易，而是為實現大國善治和大國復興的世紀契約。
入世5年，只不過是這份世紀契約上的一個細微刻度。其間的故事放大，自可勾勒一幅細節如恒河沙數的長卷，但探究是世界大國如何借自由貿易崛起，如何在船堅炮利的表像之下，發現憲政的建立、在產權保護規則下實現來自基層的廣泛創新，由身份而契約，應該是更為重點所在。
加入WTO後，中國的貿易量大幅增加，形成了“雙順差”格局。但對於一個大國，整體的貿易結構尤需深化，尤其是對內大市場的深度拓展。如果一方面聲稱要全面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內部市場卻壁壘森嚴，將會陷入另外一個悖論。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和缺乏均衡的貿易結構是不能持久的，簡單地以“風景這邊獨好”自許，這不是一個大國所應有的“世界觀”，而且還會損傷大國崛起應有的“軟力量”。
從市場經濟體系建設方面，中國諸多競爭性行業已經開放，但一些重要要素價格處於管制當中，在行業進入方面存在資本的身份歧視。尤其是要警惕的，一些特殊利益團體，往往會把龍種變跳蚤，把“國際慣例”變成“自己的國際慣例”。一些受損公共利益和國民基本福利的行為，往往以“市場化”和“國際慣例”之名推行。而真正需要推動的，又以“國情”之由拖延。
按照經濟學所言，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一臂之距”(arm distance)，政府與市場不能盤根錯節，而是各有分野，但對於建設公共福利，包括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基礎福利，卻又伸手可及，政府無可卸責。修法與變法，都應圍繞這一主軸。
興衰有道，從“國情折扣”到“制度紅利”，這是國家內部自我認同的關鍵所繫，也是大國善治的長久之策。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