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因不滿一篇有關富士康員工“超時加班”問題的報道，近日，台灣首富郭臺銘所控制的富士康科技集團下屬全資子公司——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譽侵權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提出總額3000萬元人民幣的索賠要求，並已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
 
　　該案是截至目前國內向記者個人索賠金額最大的名譽侵權案。（《第一財經日報》8月28日）

　　作出相關報道的記者王佑與王所在部門的負責人翁寶係《第一財經日報》的員工，而王佑刊發的相關報道係職務行為。根據民法理論，職務作品的侵權行為通常應當由記者所在的單位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也規定：“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為被告，但作者與新聞出版單位為隸屬關係，作品係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為被告。”在國內，因為職務作品單獨起訴記者的訴訟也屬罕見，而3000萬元高額的賠償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更是絕無僅有。

　　因此，作為擁有眾多法律顧問的富士康公司並不會不知道這些道理，然而，它卻選擇了單獨起訴記者，並以向翁寶索賠人民幣1000萬元、向王佑索賠人民幣2000萬元的姿態高調起訴，而申請深圳當地的法院並將兩人位於廣州和上海的房產、一輛汽車和兩個銀行賬戶全部查封、凍結。很顯然，這種訴訟目的並不在於要維護自身的名譽權，而是要通過訴訟來打壓記者，讓經費巨大和曠日持久的訴訟拖垮記者，讓記者經受不了這種訴訟的成本，從而作出有利於他們的退步。

　　因為，富士康公司是一個大型公司，它有鉅額資金和眾多的人員來進行訴訟。如果它們選擇了《第一財經日報》報社作為被告，而報社也擁有眾多人員和相應的經濟實力，富士康公司與《第一財經日報》對簿公堂，可能佔不上什麼便宜。但是，起訴記者個人情形卻大不相同，首先，它們提出的訴訟標的驚人，總額達到3000萬，從訴訟一開始就容易在精神上給記者形成巨大壓力；其次，他們以如此高額的訴訟標的起訴，就有理由申請訴訟保全，從而查封、扣押記者的所有財產，使得記者個人生活和工作極不方便，破壞他們正常的生活軌道，給記者的家人也帶來壓力，即使判決結果對該公司不利，公司因為有雄厚的財力，那點賠償對它來說是無所謂的；再次，富士康公司作為一個組織，其實力遠遠超過個人，它們可能採取各種方式拖延訴訟，讓記者個人疲於奔命，從而沒有金錢與精力去應對訴訟。

　　2004年，鴻海也曾因一篇報道，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假扣押”了台灣《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的個人財產，同時向其個人索賠3000萬元新台幣。其行為引起了台灣地區和海外各地媒體從業人士的強烈抗議，並最終迫使該集團總裁郭臺銘與台灣《工商時報》及記者達成和解。但即使如此，記者是在飽受壓力之下尋求和解，而富士康公司卻是居高臨下，佔盡優勢，和解對於其來說肯定有利。

　　因此，在我看來，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陳乃蔚的話真是一針見血——“由於記者是職務行為，列記者個人為被告就是為了打擊記者個人。”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