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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表示，香港經濟發展取決於其與內地經濟整合程度
６月２日，受深圳廣電集團邀請，曾官至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的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觸“電”擔任《對話改革》欄目嘉賓主持人。這位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親歷香港回歸的見證者，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的未來在於如何和內地加強合作共贏。”
那一次平靜的“改朝換代”
記者（以下簡稱“記”）：香港回歸近十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龍永圖（以下簡稱“龍”）：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淩晨，我那時正在香港，而且看到了香港回歸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場面。那時我住凱萊酒店，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已是深夜了，我一直看著，遠遠地看著查爾斯王子和英國一行人，登上郵輪緩緩離開。當時確實感覺到“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７月１日一大早，我到街上想看看有什麼變化，由於我起得太早了，那天早上感覺香港非常安靜，就是幾個重要的的建築上，飄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像我們這樣經歷過解放的人來講，看到國旗第一次在香港上空升起的時候，確實是很有感觸的。
記：香港回歸對全國人民來說，應該都有自己的一種感情在裏面。
龍：那時確實是。其實第二天早上出來看的時候，我以為肯定是一種天翻地覆的變化，當時我一直心裏想的四個字就是“改朝換代”，但這次的“改朝換代”，來得那麼平靜，那麼有序，卻也是古今中外歷史上非常少見。
香港官員為中國入世做參謀
記：１９９７年２月，您任外經貿部副部長，且擔任世貿談判的首席代表，香港回歸對於中國的入世談判有沒有影響？
龍：香港回歸對入世談判非常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我們在談判的對手當中，突然增加了香港這樣一個夥伴，因為香港作為世貿組織的單獨關稅區，它也是世貿的一個成員。香港駐世貿組織的代表，當時還是一個面孔長得和英國人一樣的哈賓遜先生，後來當了世貿總幹事的辦公室主任，很能幹。
記：當時你們怎麼打交道？
龍：那時我們突然感到，香港回歸以後，我們就是一個大家庭的人了，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很多事情，我們在談判之前，都要和香港駐日內瓦的代表商量一下，而且他們也很主動地向我們介紹很多情況。所以我們一下覺得在談判中，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高參。
記：具體參謀了什麼事情？
龍：當時中國很快就要加入世貿組織了，必須在日內瓦建立駐世貿代表處，當時我心裏想，作為２１世紀的經濟大國，我們的代表處一定要很氣派，能夠代表一個大國的形象，於是到處找新址，找了很多，最後我記得哈賓遜先生給我透露了一個消息，他說在日內瓦湖邊還剩下一塊土地，香港代表團曾經想在那個地方建代表處，但那塊土地對香港來說太大了，他說可能適合我們。第二天我就跑到這個湖邊看這塊土地，那裏景色太好了，就正對著勃朗峰，後來經過和土地的主人艱苦的談判，我們終於把那塊地拿下來了。可以說，中國駐世貿組織的代表團地址是選得最好的，真的要感謝哈賓遜先生。我們和香港代表團確實很有緣分，這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另外，在實質性談判當中，香港代表處確實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合作非常成功，非常默契，應該說對中國入世談判起了很大的作用。
金融風暴成香港融入內地契機
記：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一場金融風暴席捲了香港，恒生指數在差不多四天之內就跌去了近萬點，中國內地在幫助香港渡過金融風暴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龍：事實上這場金融風暴不是從香港開始的，但風暴確實來得非常突然。從中央政府來講，當然不可能直接干預香港經濟，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不僅僅對整個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起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遏製作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堅決地支援了港府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當時全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第一次感到中國的存在，中國經濟的存在對於他們的意義。一直到今天，我們每次到東南亞國家去，他們還在說，當時人民幣不貶值，對於整個亞洲的經濟形勢，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記：對這場金融風暴香港人是怎麼看的？
龍：我想香港的很多人，可能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祖國內地的經濟是他們最重要的靠山。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一般民眾，都受了深刻的教育。因為香港回歸之後，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怎麼樣認同祖國的問題。認同感需要慢慢積累起來，而不是一天一夜就能形成。所以，我覺得這次金融風暴是一件壞事，但是對於回歸以後的香港，從經濟上開始認同祖國的重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對整個香港經濟主動和內地經濟的融合，也應該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從這個意義上，壞事變成了好事。從此，香港人開始認識到香港經濟要保持繁榮穩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怎麼樣和內地的經濟，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面對ＳＡＲＳ港人把壞事變好事
記：２００３年，香港再次遭遇到重大危機，那就是ＳＡＲＳ疫情，對於這場危機您怎麼看？
龍：２００３年３月初，我正好在香港。那時香港只有５０多個病例吧，但是香港機場、港口和大街上已是門可羅雀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了，每個人都戴著口罩，非常恐慌。我感到有點發蒙，作為一個亞洲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旅遊中心，變成這麼一個“鬼城”、空城的話，那對香港經濟的打擊太大，我預感到這可能對香港經濟，或者港府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驗。
記：您當時怎麼應對？
龍：我發表了一點言論，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做過度的反應，還遭到香港一些媒體的批評。其實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做過度的反應，可能會傷害香港經濟。但是對於ＳＡＲＳ都不太了解，還是一種不可預見的不可了解的恐慌，這種恐慌是最厲害的。後來經過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在應對ＳＡＲＳ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一種凝聚力和團結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跟金融危機一樣，港府和人民又把它從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其實香港ＳＡＲＳ疫情跟內地也是有緊密聯繫的。
龍：是的，當時ＳＡＲＳ在內地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並把內地的命運和香港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有時回想起來，（香港回歸）之前怎麼沒有這些事情，好像是上天註定要考驗一下回歸以後，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大家怎麼樣同舟共濟，一起渡過難關。這又是一件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把香港和內地放在一條船上，渡過一個大的災難。回想這些事情，確實有它的必然，也有它的巧合，但內在意義還是很深刻的。
記：在您看來有什麼深刻的內在意義？
龍：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回顧的話，確實可以客觀地評價，就是當時整個香港還有內地，對ＳＡＲＳ的反應是不是有些過度？如果香港這個６００萬人口的世界大都市幾乎癱瘓，那付出的代價是多大？當然當時ＳＡＲＳ將來會演變什麼樣一種災難，大家完全不了解。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到來的時候，整個社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我覺得給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啟示，當然這些問題今後還可以再總結。
記：為了讓香港渡過ＳＡＲＳ危機中央政府也作出了很多努力。
龍：當然，ＳＡＲＳ過後中央政府非常關心怎樣重振香港經濟，比如非常鼓勵把博鰲亞洲論壇搬到香港做一次旅遊論壇，特區政府也非常支援，那次會議應該說開得不錯，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旅遊部長包括世界旅遊組織的部長一起到香港來，向全世界展示ＳＡＲＳ的影響已經過去，香港重新成為一個重要的旅遊中心。
ＣＥＰＡ是個相當重大的創意
記：隨後還有關於內地和香港的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的ＣＥＰＡ協議出臺。
龍：ＣＥＰＡ這個事情是港府首先提出來的，當時對我們這些搞ＷＴＯ的人來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當時中國剛剛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世貿組織的一個最基本規則就是相互之間的最惠國待遇，世貿成員之間要給予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果給予某個成員特殊的待遇，就違背了最惠國待遇原則。
記：那最後怎麼解決這個難題的？
龍：實際上，世貿組織的法律框架正像許多法律一樣，都有例外條款。其中一個例外條款，就是關於自由貿易區的例外條款，如果出於某種特殊的考慮，一個ＷＴＯ成員和另外一個ＷＴＯ成員，可以談判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從而使得他們相互給予超過其他成員的更加優惠的待遇。我們覺得為了支援香港的繁榮穩定，內地和香港是可以引用這樣的例外條款，簽訂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但內地和香港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和另外一個主權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話，就會帶有這樣一種含義，當時我們就來了一個創造，叫做更緊密的經貿關係，這樣一個創造是相當具有創意的，它實質上是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從形式上，又是主權國家和它的一個單獨關稅區簽訂的特殊的貿易協定。
記：這樣的特殊貿易協定出來有沒有其他ＷＴＯ成員提出異議？
龍：我們報告了ＷＴＯ，得到了ＷＴＯ的認可，使得中央政府能夠理直氣壯地給香港更加優惠貿易的待遇，是個相當重大的創意。ＣＥＰＡ建立起來以後，確實能夠使雙方在提供貿易優惠方面，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大的空間，而且也不違背ＷＴＯ的規則，特別對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記：那您覺得香港未來發展空間在哪？
龍：我覺得是“９＋２”區域合作。因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將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和整個內地經濟整合的程度，應該說“９＋２”實際上給香港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廣闊的空間，它不僅僅在深圳，它不僅僅在廣東，而是在泛珠三角這樣一個非常大的範圍裏運作。香港的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找到其和內地經濟互補的地方，然後能夠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最後達到一種雙贏，所以我就覺得“９＋２”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記：同內地相比您覺得香港的優勢在哪？
龍：最近幾年，我跑了很多國家，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香港那樣，有這樣的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和內地尤其是深圳在地理上那麼接近，在文化上那麼相通，再加上香港人學說普通話，然後在體制上這麼優越，又具有ＣＥＰＡ這樣一個大的法律框架，也有“一國兩制”這樣大的一個政治框架。而內地經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它發展程度不一樣，既有比較發達的珠三角，也有一些欠發達地區，這為香港的服務業和其他產業同內地經濟建立非常緊密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無限的空間。
記：您有沒有特別關注深港一體化議題？
龍：當然關注。
人物：龍永圖
１９４３年５月出生，湖南長沙人。１９６５年畢業于貴州大學英文係，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研究生院學習，主修國際經濟學。１９９２年１月出任外經貿部國際司司長，開始參加中國的復關談判。１９９４年被任命為對外經貿部部長助理，１９９７年升任副部長。１９９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９月，他作為首席談判代表，在第一線指揮並最終成功結束了長達１５年的中國入世談判。２００３年１月，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在東京選舉他為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姜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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