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右）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左）在對話前握手。當日，首次中美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和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率團參加此次對話。新華社記者 黃敬文 攝

    新華網北京８月１３日電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１日在北京舉行首次中美戰略對話，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見。此間將於１６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環球》雜誌刊登題為《“戰略對話”預示中美關係未來路向》的文章，指出這次對話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現將文章摘發如下：

    雖然叫法上有一點微妙的差異，但中美建交以來的第一次“戰略對話”，體現了兩國共同利益的本質要求和雙邊關係的必然趨向。其中蘊涵的深遠意義，無論迄今為止已經作了多麼充分的揭示，都必然在未來的歲月中進一步顯現出來。

    已經確定，第二次“戰略對話”年內在華盛頓舉行。這意味著，雖然有此次對話的起因主要在於一方意向這樣的背景披露，還有今後是否遭遇另一方國會議員反對這種對前景的憂慮，但可以確信，中美之間一個全新的高層磋商機制已初步確立。

    “有益”、“建設性”、“非常成功”——這樣的措辭反映了雙方對此次對話成果的滿意度，但實際上，輿論的關注焦點主要在於形式而非內客。作為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階段性標誌，這次“戰略對話”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質意義。

    同時，這次“戰略對話”的重要意義也遠遠超越中美雙邊關係本身。一段時期來，國際輿論日益形成的一個共識，用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馬克·柯克的話說，即“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關係是２１世紀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也正如美國《大西洋月刊》６月號的一篇文章所言，中美博弈“將確定２１世紀的性質”。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崛起”就成為國際輿論的一個話題，但直到最近，世界才開始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中國崛起”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各方輿論對此結論基本不持異議。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羅伯特·韋克斯勒最近說，“無論有沒有美國，中國都將崛起”。這體現了西方理性輿論的一種普遍判斷。

    但是，對於“中國崛起”究竟意味著什麼，仍然存在著理解和認識上的巨大差距。由於大國崛起衝擊國際格局特別是現存大國的確是世界歷史的某種規律，於是就形成一種從概念出發的假設，即“中國崛起”等於“中國威脅”。這種想當然的思維模式，除了確有某些別有用心的惡意因素在起作用之外，更多的問題則在於缺乏嚴謹的理性分析。

    對中國來說，“崛起”不過是“現代化”的代名詞。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就是在２１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美國《時代》週刊對“中國的新革命”或“中國崛起”的解讀更為樸實：“關鍵是讓普通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約瑟夫·奈把“中國崛起”稱為中國的“重新崛起”，因為這不過是“回到其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水準”。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中國崛起”的合理性。

    但要看到，不管中國人認為“中國威脅”的論調多麼可笑和可氣，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迅速崛起及其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關切，卻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關於“中國崛起”的種種不安、疑慮乃至恐懼，並不是通過我們不厭其煩的真誠表白就能完全消釋的。

    這也正是“戰略對話”的意義之所在。無疑，中美關係進入了一種“戰略關切”時代。一方面，兩國之間尚不具備理想境界的互信、互諒；另一方面，兩支戰略力量在世界舞臺上的重磅地位，又不允許因為彼此誤解和誤判而發生可能危及兩國根本利益以及地區和世界安全的戰略性失誤。

    可以說，“戰略對話”是中國順利實現“和平崛起”和美國有效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性選擇。對未來中美關係的樂觀估計，不是出於對更多的善意或友情的主觀期待，而要建立在對雙方戰略利益相互確認的客觀基礎之上。可以肯定，決意搞垮對方的念頭既是危險的，也是愚蠢的。

可以預見，美國國內對華戰略定位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甚至進一步趨於激烈。但以“戰略對話”為標誌，中美關係將駛入一個更加可靠的軌道，這同樣是可以預期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