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正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階段。對於這一發展關鍵階段的特點，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式上作過精闢的概括，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曾慶紅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也曾有過詳細的論述。歸納起來，這個階段特點有兩個：既是關鍵發展期，同時又是矛盾凸顯期。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這一階段呈現出兩種前景，一是執政黨和政府頭腦清醒，政策妥當，就可以進入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保持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二是執政黨和政府政策失誤，不但會使經濟停滯不前，而且會激化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動蕩，危及政權穩定。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正蘊含著爭取第一種光明前景，規避第二種黯淡前景的戰略意圖。

具體審視我國社會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諧因素，則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決策的深謀遠慮。

●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公共資源分佈不均衡。經過26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增長了10倍，平均發展速度為9.4%，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但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發展相對滯後，這種滯後在2003非典考驗中暴露得更加充分。李興山說，非典時我在農村搞調查，一個地區的領導跟我說，他們整個縣只有2臺呼吸機，可以想像，如果非典傳入農村，後果將不堪設想，從中可以看出城鄉差距拉大問題和公共醫療資源短缺問題。

●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仍在擴大，分配不公矛盾凸顯。這種差距指的是相對差距：改革開放中農村發展了，城市也發展了，但是城市發展得更快。從城鄉收入來看，上個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1：1.8，90年代就擴大到1：2.5，而到了2003年，城鄉差距已經擴大到1：3.2，超過了3倍。李興山認為，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城鄉差距就遠不是3倍，而可能會有6倍以上。從地區差距來看，儘管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是東中西部的相對差距仍呈擴大趨勢。嚴書翰認為，現代社會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關鍵是要保證它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是前進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不能夠予以正確解決，也會危及穩定。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關鍵在於分配不公。目前我國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現象，一些人靠鑽政策和體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門和單位靠壟斷而獲取超額利潤，這對群眾的情緒是一種嚴重的挫傷。

●一些社會群體為改革發展作出的貢獻與應得到的補償不對等。這些群體主要指農民和工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於存在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廣大農民為中國工業化作出了重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儘管農民的收入狀況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為止，農民的人均收入還很低，負擔還很重。改革開放26年取得的成果，農民並沒有充分分享。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依靠的階級，由於我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對國民經濟作出戰略性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國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產業工人下崗。這些在計劃經濟時代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產業工人和無地農民、失地農民獲得的補償顯然是不對等的。利益失衡導致心理失衡，是當前社會情緒一個重要誘發因素。

●新形勢下人民內部利益矛盾錯綜複雜。1957年毛澤東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但是現階段的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指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矛盾。這類矛盾在社會經濟轉型期縱橫交織，盤根錯節，複雜異常。比如公務員隊伍內部的“3581”工資改革方案，在有的地方可以實行，但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就不能實現。因為中國的中央國家機關加工資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它還含有政治因素：國家還有很多方面都缺錢，這一政策不方便實行。這僅是一個社會階層內部存在的矛盾。再比如，城鎮化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目前推進城鎮化就涉及拆遷和失地，觸及一部分群眾的利益，這就是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全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再如高收入群體中絕大部分人是勞動致富，但也存在一部分非法致富或者鑽體制漏洞致富的人，他們與尚未致富的人之間必然存在矛盾……可以說，目前我國各社會階層之間，社會階層內部，地區之間，地區內部，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等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利益矛盾。

通向和諧社會的四大途徑

2005年春節，胡錦濤總書記在貴州省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與貧困村民一起慶祝除夕。中央電視臺播出了胡錦濤輕撫小朋友臉頰，打糍粑，接受村民贈送的一卷手工織布的畫面。溫家寶總理則在河南貧困地區與艾滋病患者共度農曆新春，他與艾滋病患者握手，與艾滋病孤兒吃餃子的畫面也出現在電視上。與普通百姓，尤其是與其中的弱勢群體一起過春節，已經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傳統。這本身就向世人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實現和諧社會理想的追求。

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四條原則性的界定：全面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健全工作機制，維護社會穩定。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建所副所長趙子平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說，這既是構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思路和基本途徑。

和諧社會是活力迸發的社會。對此，十六大有過充滿詩意的表述，這就是“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中央則以一系列大政方針激發社會創造活力。諸如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關於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若干意見》，2004年開始重新以“三農”問題為主題頒布的“一號文件”以及實行《行政許可法》等等，都是進一步從政策層面上對經濟創新、文化創新、農業發展進行體制鬆綁，激發社會各階層的創造活力，減少政府干預的重大舉措。李興山指出，在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的問題上，中央進一步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基本動力，這就是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也就是說所有勞動者。其中核心的宗旨歸結為一條，這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堅持以人為本、以民為本，要真正使廣大勞動人民既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又是財富的主要享用者。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和諧社會是公平的社會。十五大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曾在當時引發了爭論。十六大的提法則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屆四中全會則先講“激發活力”，再講“注重公平”。趙子平指出，這些提法及所強調的重點的變化，反映出中央對公平與效率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李興山指出，應該看到，如果沒有差距就沒有動力，而差距過大也會造成問題。目前，我們社會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什麼？以收入差距為例，固然也存在差距過大的問題，但主要的不公平還在於部門、行業和人們的群體間競爭機會不平等、競爭規則不公平。這應是解決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的主要著力點。目前，老百姓對不公平意見最大的是非法致富、行政壟斷和幹部腐敗這三大問題。嚴書翰認為，公平既包括機會公平，標準公平，分配公平，還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這正是中央密集出臺一系列嚴格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法律規定的政策取向。

和諧社會是安定團結的社會。四中全會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要對社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和創新，凸顯出中央對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維護社會穩定的高度重視。而在具體實踐中，農村村民自治和城鎮居民自治的著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力推行，《信訪工作條例》的再度修改等，無不表露出中央在發展中保護弱勢群體利益，調動全體公民的參與熱情，實現社會和諧共治的良苦用心。

和諧社會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把依法治國落實到實處，努力實現社會生活各個環節的井然有序，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2004年，我國的“審計風暴”、“環保風暴”、政府問責和懲治腐敗等所給予世人的強烈視聽衝擊和震撼，正是中央在實行依法治國時從高層取勢，嚴格限制國家權力機關、地方政府、利益集團和黨政領導幹部行為，全力維護和諧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確保國家法律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的決心。依法治國的基本要義就是要做到有序。嚴書翰認為，十六大提出民主政治建設方面要做到三化：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程式化就是指有序。這對每個社會成員也提出了要求：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這正是和諧社會的要求。

來源: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