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陽縣靳趙寨村村民申洪波用8句話概括了這幾年農村的巨變：上得起學、治得了病、養得起老、走得好路、掙得到錢、做得了主、學得到藝、看得到戲。他說，以前農民過的日子只能叫“生存”，現在可以稱得上“生活”了，農村發展的希望照亮人心。
公共財政陽光催開農民笑臉
2006年是新農村建設的開局之年，圍繞“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中央及各級政府大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讓農民更多地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去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達3397億元，比上年實際執行數增加422億元。“高含金量”的惠農政策連續出臺，讓人們看到了黨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和力度，表明中國農村正迎來全方位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河南是中國第一農業人口大省，有“中國樣本”之稱。對於近7000萬河南農民來講，2006年是他們笑得最開心的一年。在過去的一年，河南省財政支農資金支出達322億元，較上年增加70億元；農民不光錢袋鼓了，生產生活條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2006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3261元，實際增長12.1%，實現近10年來首次兩位數增長，其中，僅糧食增產一項就讓農民增收50億元。2006年河南農民獲得的農業“綜合直補”達31.4億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有效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2006年，河南糧食總產首次突破500億公斤大關，“中國糧倉”地位更加突出。
由於長期投入不足，農村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一直是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一個“短腿”。去年以來，在國家的財政支農賬上，新增了10多個農村公益事業項目。據了解，全國大部分省份也積極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新增的教育、文化、衛生事業財政支出中，70％以上被用在了農村。
遷安一位農民向人們展示剛剛報銷的醫療費(資料照片)。2003年河北省遷安市成為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首批試點之一。幾年來，該市農民的參合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累計為97.3萬人次報銷醫藥費5505萬元。通過合作醫療，當地農民因病返貧的狀況得到初步緩解，醫療費用過高的問題也得到一定遏制。新華社發
2006年，國家首次提出用兩年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首次要求用3年時間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免費義務教育”和“農民醫保”已漸行漸近。
農村“行路難”是農民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之一。從2005年起，國家啟動了鄉村道路改造工程，要讓農民走上“柏油水泥路”。
初步統計，去年，全國有20個省份的省級財政預算安排用於“三農”的資金比上年增長2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增長40％以上。專家指出，財政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其實質就是按照統籌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將“三農”發展中屬於政府職責的事務逐步納入各級財政支出範圍，努力加強農業、發展農村、富裕農民，逐步實現公共財政覆蓋農村並向農村傾斜。
農村改革邁出“第三步”
2006年，對中國農民來說是個“轉折年”。１月１日《農業稅條例》的廢止，使延續2000多年的“皇糧國稅”成為歷史，9億農民站在了發展新起點上。我國農村改革在歷經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核心和以農村稅費改革為核心的兩輪改革之後，邁入以促進農村上層建築變革為核心的農村綜合改革新階段。
聽到免征農業稅的消息後，一些農民奔相走告，但喜慶之餘，他們擔心：國家不向農民收錢了，幹部還收不收？
農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取消農業稅後，農村一些地方亂收費有所抬頭並有新的表現。農村亂收費的主體由基層政府轉向職能部門，收費的名目由行政事業性收費轉向經營服務性收費。一些村級組織也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這些情況表明，農業稅取消了，但農民負擔反彈的壓力依然很大。
記者在湖南省洞庭湖糧食主產區採訪發現，一些村農民人均負擔接近200元，裏面有多種“服務性”亂收費。洞庭湖區農民負擔之所以減不下來，重要原因是鄉鎮機構臃腫。這裡有一個鄉，一年財政收入不到10萬元，鄉幹部當中除行政幹部的工資由縣財政統發外，還有60多個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人員的工資得從農民身上打主意。
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維護農民的權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貫穿20多年來我國農村改革的一條“紅線”。以“大包乾”為代表的第一步改革建立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取消農業稅重在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係，在前兩項改革取得成功後，推動農村上層建築變革勢在必行。
2003年，湖北省率先在全國啟動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對鄉鎮機關進行裁撤合併，剝離事業單位，實行鄉鎮領導幹部交叉任職，精減行政事業人員，目前全省精減鄉鎮幹部40％，“食之者重，生之者寡”的局面得到改善。
同一年，安徽省率先推行“鄉財縣管”，目前這項改革已在全國推開。“鄉財縣管”核心內容為“預算共編、賬戶統設、票據統管、集中收付”，在保證鄉鎮預算管理權、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不變的基礎上，嚴格了鄉鎮財政支出的預算約束。“財”是“政”的基礎，在這一新管理模式下，不僅管好了鄉鎮財政，還規範了行政，進而引發了鄉鎮政府職能和權力結構的再調整。
安徽省和縣一位鎮長說，現在我的“一支筆”只值2000元，超過2000元的支出得提交鄉理財小組，3000元以上得給縣裏打報告。再亂舉債、亂辦事是不可能的了。河南省寧陵縣石橋鄉黨委書記蔡尚斌說，“鄉財縣管”規範了鄉鎮花錢和辦事。
農村綜合改革的目的是調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農村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的某些環節，為新農村建設提供體制保障、財力支撐和動力源泉，增強農村發展活力；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涉及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和社會變革。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農村行政管理體制將發生重大變化。
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破冰”
2006年末，中國銀監會公佈《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其最重要的突破在於兩項放開：一是對所有社會資本放開。境內外銀行資本、產業資本、民間資本都可以到農村地區投資、收購、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二是對所有金融機構放開。所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有責任、有義務到農村地區設立分支機構，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
資料圖片
近年來，在“抽水機”效應下，農村金融失血嚴重。現行農村金融體制加劇了農村金融“空洞化”，已成為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不斷拉大的“助力源”。記者了解到，2000年金融機構通過上存的方式使河南農村流失資金200多億元，2006年猛增到700多億元。河南省鄧州市是農業大市，去年全年，僅鄧州農村信用社新增7000萬元貸款，其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基本沒有貸款，有些銀行已經連續幾年沒向鄧州農村發放一分錢貸款。
專家指出，隨著“兩個放開”政策的實施，農區中小型區域性商業銀行必將蓬勃興起，金融改革將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二級”推力。
推進城鄉利益結構調整
專家指出，國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支援新農村建設的同時，還應深化經濟、行政體制改革，推進城鄉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
據了解，近3年來，中央財政和國債建設資金中用於“三農”的投入不斷增長，但支農資金使用效益卻有待提高，突出問題是國家支農投資管理存在問題。一是專項資金比重大，佔到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的57％。專項轉移支付的分配權掌握在中央各部委手中，一些部門掌握著大量專項資金，擁有資源配置權，而且支配權力越來越大，為設租和尋租創造條件。二是管理分散。目前，中央政府直接分配與管理支農投資的部門有十六七個之多，投資管理渠道繁多，部門各自為戰，投資分散、交叉重復，資金使用效率不高。
造成新農村建設“跑錢”、“跑項目”熱的重要原因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後，部門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觀。在美國，也有大量的支農專項資金，但管理部門的作用只相當於一個“郵局”，不能隨意分配資金。
現行的徵地制度，是舊有利益結構的“硬核”。許多專家建議國家儘快進行農村徵地制度改革，為調整收入再分配結構提供必要的資源，支付制度變遷所需的成本。
據有關部門統計，多數地方徵地款分配比例為，農民得10%∼15%，集體得25%∼30%，政府及其他機構得60%∼65%。有關資料顯示，土地開發商拿到的地價中的72%是政府各項稅費，“以地生財”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籌資手段。
專家指出，徵地制度改革，一定要解決農民主體的定位，把土地的增值部分多留給農民。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約有4000萬，許多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成為中國最大的困難群體。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國家出臺的多項“土地新政”，一方面注重提高失地農民補償標準，另一方面將土地出讓金使用的重點轉向農村。2006年9月出臺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土地出讓總價款必須首先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等，其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應主要用於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預計2007年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於支援農業發展的資金數量將大大增加，有望超過1000億元。（林嵬 韓世峰 段羨菊 秦亞洲）
來源：半月談
轉自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