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１１日電（記者李斌 程義峰 趙蔚）正在出席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說，如何確保中央政府律令在執行中不被“打折扣”，仍是關係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致落空的重要命題。

    ２００６年，中國首次將執行力一詞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到了２００７年，“增強執行力”再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全國人大代表趙志全認為，這說明，有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

    ４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福當面向溫家寶總理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傳的民間順口溜——“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他認為，誇張的順口溜反映的雖然不是主流，但問題也的確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著。

    “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還在追求ＧＤＰ片面增長，而約束性指標也約束不了？”趙志全批評說。

    其他問題還包括：“環保風暴”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不了了之、土地“紅線”一再被某些地區突破、社保資金“高壓線”一再被人觸動、食品安全事故等老問題呼籲多年仍未解決……全國政協委員任玉嶺說，各自為政、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成為政令執行中的突出問題。

    ２００６年，中國確定了５年內單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降低１０％的目標。然而當年降耗指標僅下降了１．２％，減排指標也未實現。

    政府工作報告在解釋原因時，指出除了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增長偏快等因素，還存在“一些地方和企業沒有嚴格執行節能環保法規和標準”。

    不久前，國家環保總局通報了８２個嚴重違反環評制度的項目，涉及１１２３億元，都是當地的大項目、大企業，被當地政府視作支柱項目，是地方財政的“錢袋子”，不少都得到了地方政府強有力的支援。一些項目雖然受到了環保和其他部門的處罰，卻得不到執行。

    有輿論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一些情況時，出現了“兩面都說”的特點。比如，一方面，關於經濟結構調整，講國家在過去一年中取得了明顯進展，被列為施政成績；但另一方面，同樣在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上，又“矛盾突出”，成為工作的缺點和不足。

    分析人士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中央政府與一些地方政府在目標和行為上的“悖異”。中央早就提出不能片面地追求ＧＤＰ數量的增長，要注重經濟發展的品質；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存在“ＧＤＰ衝動”和“攀比情結”，以犧牲品質為代價。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運行與發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廣認為：“以前的政策執行，靠的是理想信念，靠的是中央權威，但現在對地方或企業來說，更看重的是利益第一。”

    分析人士指出，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說，地方政府唯ＧＤＰ為上的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後，中央與地方利益一定程度分離，地方政府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因而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很高；同時，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資源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地方政府便於通過控制這些要素的價格來增加收入。

    這種利益後面，腐敗的影子有時可以看到。任玉嶺委員說，政府執行力打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權錢交易的過程中，公權受到侵蝕，部分政府權力成為少數官員的尋租籌碼。

    任玉玲提出：“要確保政令暢通，就必須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去年以來，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反腐力度，包括陳良宇、鄭莜萸、邱曉華在內的一批違法違紀高官落馬。

    全國人大代表譚徽在表示，應該對那些我行我素、漠視中央權威的幹部嚴厲處罰，但更為關鍵的是建立一套科學的幹部考核體系，用正確的指標體系引導幹部增強執行中央決策的自覺性。

    分析人士還認為，問責不是確立中央權威的唯一方法。當前也需要加強協調合作，構建中央地方良性互動關係。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關係的標準主要有兩條：一是看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和高度權威是否得以保證、持續、穩定和發展；二是看地方政府的自主權是否得以適度、具體的落實。

    趙志全代表說，解決“執行力打折”問題的一個重要出路，就是深化改革，尤其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強化產業政策導向。這樣，地方政府的行為才會“合理化”，“不聽話”的現象才會大大減少，地方與中央兩個積極性才可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