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8月到今年11月，中美已舉行了三次戰略對話。昨天，以美財長保爾森為首，包括美聯儲主席、商務部長、能源部長和貿易代表在內的代表團，已到北京進行首次經濟戰略對話。
2005年初，當中國記者訪問美國五角大樓時，美國國防部官員曾說，中美舉行聯合軍演是“為期遙遠的事”，但是隨著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法倫上將去年9月與今年5月兩次訪華，中美兩國海軍已經於今年9月和11月，在雙方海域成功進行了首次聯合軍演。自去年以來，中美在政治、經濟、軍事關係方面迅速接近，各種舉措可謂眼花繚亂。
小布希上臺之初，曾把中國稱為“競爭對手”，自去年以來則改稱為“戰略夥伴”。美國推動中美關係急速升溫，是出於短期考慮還是長期考慮？換言之，中美接近是短期性質還是戰略性接近？這是本文所想探討的問題。
1 經濟全球化新格局導致中美戰略性接近
全球化的新特徵，使發展中國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優勢，而這個優勢在前兩次全球化浪潮中是看不到的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200年曆史中，已經出現過三次經濟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從19世紀初到二戰前，第二次是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末，第三次就是目前這次，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正在蓬勃進行。
全球化的動力，是資本對利潤的追求。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是工業革命後，由於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及其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矛盾，導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源與市場空間不足，需要向海外擴張。以1980年美元(實際價值)計算，1914年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海外殖民地的直接投資超過了1790億美元，比1980年發達國家投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高出近1倍，也超過了當年世界全部直接投資的一半。但是，投資的主要領域是開放初級產品資源，這方面的投資佔50%以上，還有超過30%是投資在運銷產品與資源的交通基礎設施，只有10%是投在製造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掠奪海外殖民地的廉價資源與輸出過剩產品，獲得了豐厚回報。
第二次全球化的背景，是二戰後發達國家通過互相投資與全球專業化分工體系的建立，尋求規模經濟的回報。這一時期發達國家之間在產業內部的互相投資，佔了世界直接投資的3/4以上，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下降到不足20%。
冷戰結束後，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交換中，出現了一塊“新利潤”，舉例來說，在中國生產的耐克鞋，發達國家的收購價只有5美元，但到了發達國家的市場上，卻要賣到120美元，可以升值幾十倍，這種現象在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比比皆是。這塊新利潤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都無法解釋其產生的來源。但就是因為產生了這塊新利潤，就導致了二戰後發達國家通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所構建的、發達國家內部的產業分工體系，如熱湯潑雪般迅速消融，導致發達國家的製造產業優勢全面喪失，以及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轉移浪潮。2005年在全球直接投資中，發展中國家所佔比重已經上升到超過40%，發展中國家所吸納的投資主體，也轉到製造業方面，以中國為例，在今年頭9個月所吸納的外資中，投向製造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已佔到64.2%。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所導致另一個重要現象，就是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這是發達國家全面喪失製造產業比較優勢的必然結果。美國去年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今年將可能超過9000億美元，已相當於美國GDP的7%。歐洲諸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急劇擴大之中，據歐盟統計局數字，今年前8個月，歐元區貿易赤字累計為200億歐元，而去年同期為199億歐元的順差。日本雖然仍保持貿易順差，但總額不斷縮小，今年10月份已年比縮小24.8%。
全球化的新特徵，使發展中國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優勢，而這個優勢在前兩次全球化浪潮中是看不到的。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發展中國家是處在被奴役、被掠奪的地位，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則被排斥在發達國家的高速增長過程之外，只有本次全球化浪潮，發展中國家才首次在製造產業和國際貿易中，獲得了對工業發達國家的全面優勢。
但是也必須看到，發展中國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所獲得的優勢，並不是均衡分佈的，而是主要集中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等少數幾個國家，即所謂“金磚四國”，其中又以中國所獲得的全球化利益最多，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的資料，自上世紀90年代初至2005年，中國已經連續14年成為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也是同期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中排名第一的國家。
自1981年以來，美國就再沒有出現過經常項目順差，並且在過去的20多年中，幾十億美元逆差急劇擴大到去年的超過8000億美元。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大量進口產品涌入，衝擊了美國的國內市場，導致一些企業倒閉。美國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也不斷提出政策辦法，想要改變這種狀況，但是產業資本家要到發展中國家辦廠，尋求新利潤，商業資本家要到發展中國家收購產品，尋求新回報，美國政府和勞動者群體在新的全球化歷史潮流衝擊下，想攔也攔不住，美國經濟的生存狀態就只能走入了依靠生產金融產品與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相交換的“虛擬資本主義”道路。
目前在美國超市的貨架上，已經有80%以上是中國產品，歐盟國家也是如此。從去年到今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增長率略有下降，出現了一個外資增長的“平臺”，這個跡象說明發達國家消費類產業對中國的轉移，已經大體上完成了。但是，在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結構中，消費類產業所佔比重僅有1/3∼1/4，“大頭”是重化工業，因此從產業轉移來說，發達國家的大頭還沒有動。不是不想動，而是因為重工業進行產業轉移，需要發展中國家必須具備更高的技術與裝備水準。例如發達的機械工業裝備中，數控化率一般都在60%以上，美國、日本和德國更高達70%以上，而直到去年，中國工業設備中的數控化率才剛達到30%。因為在許多生產領域，中國還不具備承接發達國家重化工產業轉移的條件，所以這個轉移高峰就不會出現。
相反，直到去年中國的重化工產品貿易還是逆差，說明中國的重化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沒有形成。但是，隨著2003年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以重化工
產業打頭的新經濟增長高潮，中國重工業的技術基礎正在得到迅速改造。仍以機械設備的數控化率來說，今年生產加進口，中國將新增25萬台左右的數控機床，按照這個速度，到“十一五”末期，中國的數控化率就可以超過60%，中國重工業的技術基礎，就可以基本上與發達國家看齊，所以可以預言，到“十一五”末期，我們一定可以看到一個發達國家向中國進行重化工業技術轉移的新高潮。
在繼消費類產業轉移後，發達國家又將進行更大規模的重化工產業轉移，這將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業的依賴程度，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更高，也更長久，對走在虛擬資本主義道路上最遠的美國的來說，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這個前景美國人不會看不到，所以，美國要與中國拉近關係，必然是一個長遠打算，是戰略性的。
2 在戰略性接近中中國將逐步具有一定的戰略主動權
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方向，會引起東亞地區匯率變動方向的連鎖反應，並且深刻影響著東亞地區的貿易順差
在蘇聯垮臺後，美國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成為世界各類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在目前的中美關係接近中，也是美國人想與我們接近，中美關係才能拉得近。從這些變化看，在中美戰略性接近中，似乎很容易得出是美國主導與決定著中美關係變化的趨勢與未來。但深入分析中美關係未來的演變趨勢，情況恐怕不是如此。
首先，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對著東亞地區，而中國正在以龐大的市場和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在對東亞經濟進行整合。長期以來，東亞地區各國對美都保持著較大貿易順差，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東亞地區開始出現了以中國為平臺，整合東亞地區製造業的新格局。具體地說，在過去十幾年中，東亞各經濟體，包括日本、南韓、我國的香港與台灣地區，還有東盟各國，都開始把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變成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從而出現了東亞除中國以外的各經濟體，或是對美貿易順差額絕對減少，或是順差增長率顯著減慢的趨勢，這種情形導致了在東亞地區內部貿易率急速提升的情況。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率還只有30%左右，目前則已接近60%。只有中國對東亞地區內部貿易率呈現出下降趨勢，而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率卻在上升。從東亞地區的貿易結構看，東盟各國，是向中國提供原料與零配件，日本和南韓、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除了也提供零配件以外，還在向中國內地提供資金、技術和裝備。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利用中國雄厚的工業基礎、發達的基礎設施和廉價生產要素，已經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形成了新的產業分工關係，同時也把各國分散進行的對美、歐貿易，逐步轉變成經由中國對美、對歐統合進行的貿易，這樣就使中國擁有了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對美歐更大的話語權，而且中國對東亞經濟的整合程度越高，對美歐的話語權就越大。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在亞洲的崛起，東亞地區的貨幣關係也在發生變化，也在加強中國話語權。在美國目前的貿易逆差中，對東亞的部分約佔到2/3，其中中國佔到1/2。中國以外的東亞國家雖然也對美國保持著部分貿易順差，但是大量對美歐的出口產品與中國的出口產品是競爭關係。由於中國的國際競爭優勢，使東亞各經濟體不敢隨意調整本幣的匯率，讓本幣升值，因為這樣會在與中國的出口競爭中處於劣勢，所以在近年來，東亞各經濟體的貨幣，不得不既盯住國際各主要貨幣的變化，也盯住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這與以前東亞各國貨幣只要盯住美元就可以了是大為不同的，因此人民幣也逐漸成了東亞貨幣匯率變動方向的主導，使美國為了維護美元的強勢，在東亞地區首先得與中國協調好政策。
由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新產業分工體系和新的貨幣關係的形成，使美國與歐洲離開了中國的參與，已經越來越難以同東亞各經濟體進行經濟對話，這就奠定了在中美戰略性接近中，中國獲取主導權的基礎。
世界資本主義走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是這個世界大的歷史趨勢，不僅美國已經走入了這個時代，歐盟諸國也在加速走入這個時代。10年以前，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僅為美國的30%，目前則已超過了60%，今年前8個月，歐元區的貿易差額，從去年同期的199億歐元的順差，已經轉變成超過200億歐元的逆差，就是歐洲也在步美國的後塵，相繼走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最好證明。但是美國已經吸納了目前全球凈儲蓄的70%以上，而歐盟的經濟體量與美國相當，因此，如果歐盟經濟如果也加速走上了虛擬資本主義道路，像美國一樣用金融產品與發展中國家換取實物產品，由於全球凈儲蓄的有限性，在美歐之間必然會發生圍繞爭奪東亞地區凈儲蓄的矛盾衝突。
這種衝突主要表現在美歐對貨幣霸權的爭奪，因為東亞各國在發生貿易順差和取得美元或歐元收入後，需要以美元或歐元資產形式求得保值與增值，美元強、美元資產升值，則東亞各國由貿易順差所形成的國際資本就會流向美國，反之則會向歐洲流動。東亞地區的國際資本向美國還是歐洲流動，決定著美國與歐洲誰能獲得彌補貿易逆差的資金來源，所以美元與歐元的強弱變動，不僅會改變東亞貨幣資產的流動方向，也會由於貨幣流動方向的改變，引出貿易流動方向的改變，因為商品只能賣給有支付能力的人。
由於美歐對世界主要凈儲蓄的產生地——東亞地區沒得選擇，而東亞地區則可以根據美元與歐元的強弱變化，自由地選擇貨幣資產的存放地域，中國在統合東亞地區的產業後，又是掌握了東亞地區最大貿易順差的國家，在目前東亞地區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中國獨佔1萬億美元，而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方向，會引起東亞地區匯率變動方向的連鎖反應，並且深刻影響著東亞地區的貿易順差，是朝向美國還是朝向歐洲，因此中國外匯資產的投放方向，可以說是決定著美元與歐元強弱易勢的變化。這個國際經濟關係的演化趨勢，越往後就會看得越清楚，在發達國家進入到重化工產業轉移階段後，這個變化趨勢會更加清晰，在中美戰略性接近中，正是由於這個趨勢，才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將逐步取得未來中美關係演變中的主導地位。
3 中國和平崛起之路
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冷戰時代東西方的政治矛盾，演變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貨幣矛盾
美國會怎樣看待中國的崛起，這是近些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有部分人認為中美關係將走向惡化。許多美國人也熱衷於描述中國的崛起會對美國形成怎樣可怕的前景，主張在中國還比較弱小的時候就安排好各種遏制中國的辦法。在中國，也有不少人在不斷勾畫美國正怎樣在中國的周邊地區進行軍事佈局，企圖包圍、封鎖中國，怎樣武裝日本成為軍事制衡中國的先鋒，怎樣利用臺海問題、北韓半島問題來牽制中國。在他們眼中，中國也不可能走出和平崛起之路。這些人士，當然不會同意中美關係會越來越好這個判斷，更不相信會有戰略性接近的前景。
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導致中美之間爆發衝突？換言之，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會不會成為美國在當今世界的首選敵人？回答這個問題，要看未來50年內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以及美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東西方國家由意識形態對立所形成的軍事對峙。冷戰結束後，在新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冷戰時代東西方的政治矛盾，演變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貨幣矛盾。
由於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或正在進入到虛擬資本主義階段，而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則成為了各發達經濟體的物質產品提供者，所以發達國家開始形成了日漸加深的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品凈剩餘的依賴。但是新全球化浪潮也加快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步伐，隨著工業化的進展，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消費水準也在不斷提升，所以剩餘產品及凈儲蓄也不會無限制增長。在未來20年，由於發達國家會陸續進入到重化工業轉移的高峰，因此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所輸送的物質產品凈剩餘還是會處於不斷增長中，但是到20年以後，在中國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完成了工業化後，主要發展中國家所形成的凈儲蓄，就會隨著這些國家居民消費水準的上升，從高峰逐步回落。
目前全球每年所形成的凈儲蓄約有1萬億美元，而僅美國一個國家就已吸納了全球當年凈儲蓄的80%。歐盟和日本目前還是世界凈儲蓄的來源，如果他們也像美國一樣，全部跨入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世界每年形成的凈儲蓄總額即使增加一倍也不夠。由於全球凈儲蓄的有限性，就決定了在發達國家中，誰擁有世界貨幣霸權，誰就會吸引發展中國家的凈儲蓄流入。由此而言，未來50年世界的主要矛盾，將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世界貨幣霸權的衝突，因為日本的經濟規模與美國和歐盟有較大差距，所以對美國而言，對美元貨幣霸權的威脅，主要是來自歐元。美歐圍繞貨幣霸權的爭奪，自歐元問世以來已露端倪，隨著美歐在虛擬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種爭鬥將會愈演愈烈。
由於東亞是世界凈儲蓄的主要來源地，美歐圍繞世界貨幣霸權的爭奪，落腳點是爭奪東亞的凈儲蓄，所以雖然美歐在未來的經濟、政治與軍事衝突都會日益加劇，但是對東亞地區、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則會不遺餘力地拉近，否則即使爭奪到了貨幣霸權也沒有任何意義。在新全球化背景下所產生的新的世界主要矛盾，決定和影響著未來長期內國際關係變化的大走向，就是美歐都會與提供凈儲蓄的發展中國家越走越近，而美歐之間則會漸行漸遠。所以，戰爭的危險僅存在於美歐之間。
在未來30年，中國的經濟總規模可能會超過美國，但是人民幣不會與美元形成類似美元與歐元那樣的競爭關係，這是由中國還沒有全部完成工業化，以及中美之間的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發展水準差距決定的。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經濟利益來源方，中國的經濟增長，決定著中國可以向美國提供多少凈儲蓄，因此決定著美國物質產品福利的增長規模與速度，所以，只有中國經濟繁榮，增長強勁，美國才能得到最多的好處。由於美國對中國經濟繁榮的巨大依賴，雖然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
4 美國需要中國增加政治、經濟、安全責任安排
只有中國的海外貿易通道暢通，能在海外順利獲得資源與運銷產品，美國才能從中國獲得本國所必須的物質產品
再深一步談史，我們可以看到，自工業革命至今這兩個多世紀以來，支配世界格局變化的主導力量，始終是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在過去的250年中，之所以會出現三次全球化浪潮，導致了世界大變局的出現，根本動因是資本追逐利潤的方式與方向發生了重大改變。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利益，在於通過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與採購，尋求冷戰結束後在國際交換中出現那塊新利潤，金融資本則需要依靠吸納在主要發展中國家由貿易順差所形成的新資金流，推高本國資產價格。正因為資本要追逐更高利潤的本質沒有變化，但追逐利潤的方向與方式卻與過去根本不同，才有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才出現了發展中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首次擁有的製造業強勢地位，才會發生中美戰略性接近這樣的事。
許多人熟讀經史，但是常常只能從史料中看到那些不變的東西，而看不到那些已經變化了的東西，就難免犯“刻舟求劍”的錯誤。只有把當代已經變化了的歷史要素，與那些沒有變化的歷史要素相結合，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與判斷。
在中美戰略性接近過程中，不僅會出現美國會甘願看著中國的經濟實力增強這回事，還會出現美國會甘願看著中國的國防實力增強的前景。美國目前每年的軍費開支約為5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為8000億美元，美國為了以軍事實力支撐美元霸權，必須保持巨大的軍費開支，所以美國每年所能拿到世界凈儲蓄減去美國的軍費開支後，才是美國所能獲得的實際經濟福利。由於中國處於美國物質產品供給供應鏈中最重要的一環，只有中國的海外貿易通道暢通，能在海外順利獲得資源與運銷產品，美國才能從中國獲得本國所必須的物質產品，這個格局決定了美國也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際經濟安全。從長遠看，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後，能夠向美國提供的凈儲蓄必然會下降，美國要想增加本國的物質產品供給，就只能從減少軍費開支，相應放大可用於消費方面的份額來打主意。美國人不會看不到這個前景，而由於這個前景，美國就會要求中國逐步增加國防能力。所以在中美戰略性接近中，不僅會有美國要求中國增加政治與經濟責任的安排，將來還會有增加軍事責任的安排，今年美國開始與中國進行聯合海軍演習，可能就是前兆。
上面這些預料與判斷，只是筆者的一家之言，但我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個世界大變局的時代，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是雙方的、共贏的、互惠互利的。
我們需要有能夠穿透未來50年的戰略眼光，從而在國際關係劇烈演變的縱橫捭闔中，實現中國在世界強國之林的崛起，並支援中國走完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但是我們首先要有這種戰略自覺性，才會在紛繁複雜的歷史道路中，走上最有利的那條道路。
(作者王建，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200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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