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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報道 本報記者 趙憶寧
中美貿易關係一體化的程度遠比人們想像的程度緊密得多,而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情形要比兩年前嚴峻得多。
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通過了參議員舒默、格雷厄姆的一項修訂條文（假如中國不在六個月內調整人民幣匯率，美國應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商品加徵27.5％的懲罰性關稅）。此時，記者曾在華盛頓、紐約等地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和匯率問題進行了現場採訪，並在本報刊登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政治經濟學＞九篇系列報道。兩年中，美方在匯率等問題上不斷施壓，但是中美之間的貿易大戰並未爆發。
2007年的4月最後一天，記者再次訪問華盛頓，“華盛頓圈”人士給出三組令人思考的數據。
華盛頓圈的三組數據
卡耐基和平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蓋保德 （Albert
Keidel）在2005年接受記者採訪時，以中國在全球的貿易贏余只佔美國的貿易赤字中的8％為論據，批評國會“揪出中國”沒有道理。因為僅僅是8％！
但兩年之內發生的變化，使蓋保德在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聽證會作證時，顯得不如兩年前那麼有底氣了。
他最近的研究數據表明，2006年上半年中國在全球的貿易贏余已經佔到美國貿易赤字的20％，比2005年的8％提高了12個百分點，超過德國所佔的19％。儘管他認為中國的貿易贏余上升得確實突然，甚至增長到與德國相當的水準，但這並不是由匯率的變化引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與世界的貿易關係的改變。而2005年中國佔美國全球貿易赤字8％的時候，日本是15％，歐元區為28％，石油輸出國家為20％。亞洲（非日本、非中國）的全球餘額是美國貿易赤字的19％。
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級國際關係學院資深兼職教授、前世界銀行駐北京總代表彼特·鮑泰利（Pieter
Bottlier）兩年前接受記者訪問時建議，“中國應該改變到釘住一攬子匯率的體系，然後逐步變得越來越自由和靈活”。在談到逐漸過渡應該有多快時他認為，“一次性的15％－20％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風險太大。開始的區間應該是5％－6％，兩年之後再逐漸過渡。”兩年過去了，鮑泰利給出的三個中國匯率指標顯示，中國人民幣並沒有向升值的方向走，而是相反。從2005年7月到今年4月，人民幣名義匯率（Nominal
exchange rate
RMB／US）以溫和的速度向上爬行了7％；考慮到貿易加權名義匯率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通脹率差的調整，中國的貿易加權實際匯率（Actual exchange
rate RMB／US）自2005年中以來幾乎就沒有動彈，一直在1％左右；而其真實的有效匯率（Actu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MB／US）實際上貶值了2％。這組數據令鮑泰利在內的華盛頓人士非常尷尬，也令國會對中國的匯率政策日漸不滿。
國會研究服務局的韋恩·莫裏森告知，5月將舉行三個委員會的聯合聽證會，內容是中國人民幣匯率的政策問題（包括日本在內）。記者被告知，三個委員會聯合舉行聽證，這是史無前例的，包括稅收和支出委員會、國際財政委員會等。這種趨勢還會一直持續下去，接下來幾年會有越來越多的關於中國匯率的聽證會。
于25年前成立的非政府的獨立研究機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K街的智庫中對國會的影響力是最大的，國會經常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作為佐證實施立法。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莫裏斯·高登（Morris
Goldstein）在評估中國匯率政策進展時認為，中國的全球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的成長在過去五年一直沒有中斷，到2006年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9％。中國政府允許其對外收支不平衡的擴大與失控。中國的貿易順差額佔GDP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相反美國的貿易逆差額佔GDP的比例也是世界最高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則是6.7％到7％。他認為，美國不會允許中國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出口額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長。
華盛頓思想庫變得強硬？
隨著美國與中國貿易逆差的日益擴大以及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和貿易順差的日益膨脹，美中貿易的不平衡越來越引起美國以及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有理由擔心，其龐大的債務，包括它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都是巨大的，由此可能會使美元貶值，美元貶值將導致美國經濟進入蕭條。一旦美國經濟進入了蕭條，其結果是中國的經濟也將放慢，這種不平衡狀態將對整個全球的經濟造成很嚴重的影響。且不談國會山的惱怒，華盛頓的思想庫也開始轉向甚至變得強硬，這與兩年前截然不同。
兩年間，中美兩國各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經濟增長率從2005年的9.9％，上升到2006年的10.7％，世界上獨一無二；從2005年7月到今年的4月份，中國的名義匯率上調了7％左右；國家外匯儲備餘額從2005年12月末的8189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3月末的1.2萬億美元，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大外匯儲備的國家，也成為資本過剩國；2005年中國的貿易總量達到1.42萬億美元，2006年是1.76萬億美元，2010年將達到2.6萬億－3.0萬億美元。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
而美國的變化則帶有本質性的變化，這一變化是2006年11月美國國會的中期選舉，民主黨不僅擊敗共和黨贏得眾議院控制權，又一鼓作氣拿下參議院控制權，為2008年總統大選打下基礎。對中國而言關注美國中期選舉，是源於美國政黨在貿易政策上的分野明顯：從傳統意義上講，共和黨更多地支援低關稅和贊成自由貿易；而民主黨關注的是貿易對美國的經濟與勞工的直接的影響。他們通常在贊成自由貿易大框架的前提下，支援推行利用＜貿易法＞，強調的是公平貿易。
此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向WTO提起了針對中國的四個訴訟案：其一是指責中國向某一些行業提供出口補貼；其二是中國限制汽車配件進口；最嚴重的訴訟案例是美國就知識產權問題和出版物市場準入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在WTO裏，一個成員對另外一個成員同時提起兩個訴訟案還是第一次，也是罕見的。USTR在華盛頓歷來被認為是扮演關鍵協調人的角色，不僅協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且要協調國會與行政部門之間的政策分歧。在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得到國會信任的貿易代表被推上了貿易政策的舞台中心。美國國會承認，這在美國歷史上也是最大的美國訴訟其他國家的案子。USTR再次扮演了撫平國會對貿易政策不滿情緒的角色。
複雜的中美經濟關係
“中美的關係是更好了還是更糟了？”每次別人問韋恩·莫裏斯時，這位在國會專門為議員提供中國問題諮詢的專家，都會借用布希總統的一句話“中美的經濟關係是非常複雜的”。他說：“因為當人們的關係走得越近的時候，他們之間有矛盾的機會也就越大，就像兩個人結婚之後，兩個人之間有愛，但是兩個人之間也有問題。”
通過這些領域，中美兩國的經濟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中美兩國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倚仗對方經濟的增長來保持自己經濟增長的勢頭。對此，中國方面已經界定中美之間存在“共同利益”，1997年9月“共同利益”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報告中；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提出，與發達國家“尋求共同利益匯合點”；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擴大與發達國家的共同利益”。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以來，發展了這一戰略思想，同時也強調“維護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張。從經濟領域看，是兩國之間共同利益最大的領域，也成為最大的利益相關者。
但是兩年裏，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由於美國的貿易赤字加大而變得更加緊張。中國從原來向美國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這些產品，改變成為向美國出口高科技產品，比如電腦。中國不僅成為美國的一個競爭對手，而且越來越大的競爭關係造成了雙邊的貿易摩擦。
雖然貿易的決策權是國會與總統共用，但是與其他外交政策相比，國會在貿易政策上的決策權具有更明確的憲法依據。國會唸唸不忘的是上演于上個世紀80年代對日本採取“剷平遊戲場”（level
playing
field） 的“公平貿易理論”的老劇。“日本也曾因為抵制日元升值，一些公司害怕在國際貿易中失去競爭力，結果卻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泡沫，並且導致日元升值如洪水猛獸，一發不可收。”美國前財長拉裏·薩莫斯這樣說。
對中國而言，相比2005年的今天，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形勢不是變好了而是變得更加嚴峻了。雖然200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必須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並列出“調重點、促消費、減順差”的措施；雖然中國在美國國會使用議案懲罰中國“狼來了”的叫聲中度過了兩年，但是在未來的日子裏，美國對中國實行立法懲罰的這只“狼”真的不會來嗎？
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要資訊是，國會把規定關稅和與其他國家進行自由貿易進行談判的權力授予了總統，但這個授權是有時間限制的，倡導貿易自由的布希總統在一個多月後，將面臨著國會向總統授權期的失效。來自國會的消息是，很多代表選區利益的議員們表示不願意再授權給總統，儘管總統更加顧及外國的觀點與考慮美國的整體利益。總之，無論是否授權給總統，都是國會對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者的平衡。
阻擋“狼來了”的一道屏障已經在北京和華盛頓間設立。在記者訪問美中經濟戰略對話美方聯席主席、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的時候，他首次明確表述，“美國近年來已經改變了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過去曾經強調通過美國國內立法迫使中國改變，現在則是通過雙邊戰略經濟對話這一平臺，從而戰略性地管理雙邊經濟關係。”從2006年開始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既是一個創新，也是美國對外關係史上從來沒有的。它如同一扇機會窗口，中美雙方都應該把握住這扇機會窗口。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轉自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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