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５月１４日，中美雙方企業在芝加哥簽署了十五組二十八個合同和協議，圖為中國移動通訊公司副總裁李躍（左二）等與美方有關公司代表在協議書上簽字。目前，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率領的代表團正在美國二十三個州的二十四個城市進行為期三周的一系列採購和投資促進活動。 中新社發 張大衛 攝

        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曹紅輝：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美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與中國金融安全的思考

　　主持人：紅輝，你好。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於明、後兩天在華盛頓舉行。你在紐約，觀察到哪些值得關注的地方？

　　曹紅輝：我注意到，在本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的一段時間，美國再次出現了在知識產權保護、對外貿易等領域對中國施壓的聲音。我估計，這種狀況可能還只是剛剛開始。隨著明年總統選舉的升溫，各種聲音還會以不同方式出現，中美間的經濟關係也許會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那麼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究竟應該建立何種對話機制，使雙方的經濟關係能夠朝向有利於互惠共贏的方向發展。這是個問題。這裡，我想重點從金融的角度，談一點看法。

　　從我在這邊了解的情況看，在金融領域，美方在市場準入上可能提出的進入領域之廣泛、條件之特別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美方已對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在政策間缺乏整體考慮和協調性，尤其是各部門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協調是有許多研究的。因而他們可能會提出一系列開放市場的要求，其中大部分實際上是要求資本項目開放的內容，可以說是會直接干預中國金融的對外開放進程。

　　而且美方對資本項目開放的關注程度似乎要高於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因為前者帶來的實際利益更為直接，對其自身的負面影響更小，也更容易預測。因此，保爾森的姿態似乎比其他人更為溫和，可是他的微笑背後開的卻是更高的要價。

　　綜合目前了解的各方面情況來看，其要求可能包括如下主要內容：

　　1、擴大外資在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公司所佔的股權比例，取消外資購買中國境內證券公司的股許可權制。果真如此，將使外資對內資的相應機構及產業造成重創。外資機構在證券、資產管理和保險等方面具有強大的技術、市場經驗和資本優勢，也是其在WTO協議談判中未獲得的利益。這意味著，稍具市場價值的內資金融機構將被收購，除商業銀行外，證券、資產管理和保險業等現代金融業將有可能被外資所控制，大量內資金融機構面臨倒閉的危險。

　　顯然 ，與外資機構相比，內資投資銀行和保險業在資本、金融創新能力、人才等方面都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存在明顯競爭力差距。而外資通過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管理，利用其絕對的資本、技術與人才優勢，很有可能在金融市場中取得定價的絕對優勢，金融業有被外資化的危險。

　　2、允許外資證券公司從事A股交易、衍生品交易。如果無條件地開放境外外資證券公司直接參與A股和指數期貨等衍生品的自營與資產管理業務，不僅將會直接對國內證券經營機構造成競爭壓力，而且也將會對國內A股市場和衍生品市場造成極大衝擊。在金融體系改革完成之前，採取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殺。因為，這樣做與金融危機間的相關性已在歷次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中得以驗證。

　　3、擴大QFII限額，降低對境外合格投資者的最低資產要求。根據循序漸進開放金融市場的原則，QFII的額度管理本應根據內外收支平衡的原則進行。目前，一方面外匯儲備增長迅猛，給宏觀經濟和貨幣供應等造成極大壓力；另一方面，在強制結售匯制下，過快地擴大QFII額度，則顯然不利於控制外匯儲備增長，平衡國際收支，與防止經濟過熱，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的管理目標整體上是背道而馳的。雖然逐步開放外資進入證券市場是基於長遠的需要，但它正在同人民幣匯率問題一樣開始被短期化，很有可能成為美方施壓的重點之一。

　　其實，境外的投資銀行大多也是將QFII額度轉賣給各類對衝基金、養老金、保險公司等來獲利的，其背後交易者的真實身份與意圖則不為監管者所知，潛伏著一定風險。至於外資提出要求降低合格的機構投資者的出發點則更為明瞭，即擴大境外的市場進入的範圍和群體，降低進入市場的難度，為更多的投資機構尤其是對衝基金進入創造更便利的條件。而對目前的中國資本市場來說，這樣做的結果如何是難以想像的。

　　4、取消外資目前持有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的出售限制。這是一種傳聞，但如果成為美方正式的要價之一，那麼就完全反映出本屆美國政府受制于華爾街的痕跡過於明顯。它說明高盛等投資銀行等外資金融機構急於將前幾年以所謂戰略投資者名義進入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在市場上套現，以獲取當期的實際收益。

　　如果再結合其進入A股和衍生品交易市場的要求，那他們就可自由出入市場，足以對中國股市等形成極大影響。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沒有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健全、國有金融機構改革不到位、缺乏有效監管的條件下，這顯然將成為危害中國金融市場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2月27日的A股劇烈波動與全球股市間的聯動性實際已成為全球性金融市場聯動甚至是危機傳染的首次預演。同時，這也再次證明，2005年以來圍繞國有銀行海外上市爭論中的一些分析被實踐所應驗，即外資機構在動機上，的確缺乏為中國的商業銀行提供有效的戰略性支援，扮演長期的戰略投資者角色的意圖，尤其是國外的投資銀行謀取短期收益的企圖可謂昭然若揭。這也說明以往在國有銀行改革上的模糊認識造成的負面影響有所顯現。

　　5、允許國外機構單獨發行信用卡，開展與信用卡相關的電子支付結算服務。信用卡業務是商業銀行零售業務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零售業務又是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信用卡業務成為商業銀行主要的競爭領域之一。在中國個人信用管理體系不健全，技術、風險與管理存在諸多問題，商業銀行缺乏必要的風險管理能力，信用卡使用環境不佳，銀聯獨家壟斷銀行卡支付結算市場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外資機構單獨發行信用卡，將使得仍然依賴利差收入的國內商業銀行喪失未來的主要業務市場，並將使客戶資訊流至外資機構。

　　而發展銀行卡為基礎的支付結算服務則是銀行卡業務發展的必然條件，反映出外資銀行對中國銀聯壟斷地位的不滿。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不過，這也從反面說明，有關部門應儘快轉變觀念，消除顧慮，儘快對國內投資者開放這一市場領域，同時有條件地吸收部分外資機構參與，吸收其技術與管理經驗，共用其國際化的銀行卡網路，為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通創造基礎條件，改善國內銀行卡的支付清算服務水準，分散全國零售支付體系對中國銀聯過於依賴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中方處境與基於長遠考慮的戰略和應變對策

　　主持人：你說的五點可是一針見血啊。那麼，中方應該做出哪些反應比較合適呢？

　　曹紅輝：面對日益複雜的中美經濟關係和美方某些人士表現出來的壓力，中方從民間到政府，都應充分認識到中美經濟對話機制對穩定雙方經貿關係的重要性，從發展兩國長期、穩定的經濟和金融關係，平衡雙方利益，並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對策。

　　首先，從自身態度及方法上，應儘快組織多部門的專業人員，進行針對性的研究，併為有關研究人員提供及時的、全面的和長期的資訊通報及反饋機制，為對美談判提供後援的技術支援；也避免個別部門主導，再次產生各部門間的政策矛盾，為人所制；嚴格限制各部門急於表態，分頭表述的做法，防止暴露部門間政策協調上的矛盾。

　　其次，針對美方提出的要求，分別予以回應。

　　一是明確對資本項目開放的決策主導權，根據加入WTO的協議內容，堅持對外資在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等領域的限制條件，明確將參與A股及衍生品的交易與人民幣自由兌換及資本項目的整體開放密切聯繫起來，避免出於維護市場短期穩定的考慮，而隨意調整長期戰略；二是強調對外資轉讓其所持國內銀行股權的限制條件，並根據國際收支變動情況，及時對QFII進入的各項條件及規模等進行動態調整；三是將中國註冊的外資機構發行信用卡與中資進入美國市場發行信用卡相聯繫，有條件地允許外資支付清算組織參與內資支付清算組織，並將其與中國銀聯獲得國際支付結算網路的技術支援聯繫起來。

　　再次，基於平等、互利的考慮，還可對美就我方所關切的問題提出要求。

　　一是將中國開放金融等服務業市場與美方開放勞務市場掛鉤，要求在逐步推動資本的國際間自由流動的同時，也應促進勞動力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擴大中方勞務人員進入美國勞務市場的規模，制定具體的準入領域、時間及規模，消除各種法律、政策及技術障礙，為其提供各種便利，以使中方發揮最主要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協助美國改善低端服務業市場中勞務服務的水準。

　　二是要求美方逐步減少直至取消農產品補貼，將其與中國開放農產品、汽車、鋼鐵、金融等市場相聯繫，並將農產品補貼問題與法國等歐盟國家、東盟和非洲等國進行溝通，加強政策協調，取得其理解和支援，以回應美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與其他國家對華施加的壓力。

　　三是要求美方將放鬆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和紡織品管制與中國開放服務貿易市場聯繫起來，迫使美方執行WTO協議，儘快開放紡織品等市場。

　　四是要求美方放鬆雙方商務和旅遊等方面人員往來的限制；併為中方人員到美國從事商務、旅遊活動提供便利條件，並允許中國法律服務、旅行服務機構在美國開展對等的業務。

　　應該指出的是，對於雙方提出的各類要求不應簡單地視為對抗的行為，而應看到由於雙方業已存在的相關利益，進而產生圍繞經濟利益對話的需求。通過對話而非對抗，鞏固和擴大雙方的經濟利益，應成為雙方考慮經濟問題，開展經濟交往的出發點和歸屬。

轉自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