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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五年的改革發展，必將建之於迅速上升的綜合國力、漸入人心的科學發展理念、走向縱深的改革開放進程，以及日益複雜的內外環境基礎之上
走過高速成長的五年，中國發展再次站到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起點都包括哪些內容，其對於我們今後發展意味著什麼，無疑對更好地把握未來至關重要。
就此，《瞭望》新聞週刊深入採訪了長期從事改革發展研究的常修澤教授、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立群研究員、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專家學者，在此基礎上，形成以下四點共識。
起點之一：五年翻番的GDP總量
五年來翻了一番的GDP總量，使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這一起點，既為我們提供了轉型期豐富的調控經驗與教訓，又為解決國內諸多發展難題提供了物質基礎，增強了發展的抗風險能力；同時也成為中國冷靜判斷自身與世界關係的重要基點。
2001年，中國的GDP總量不到11萬億元；而2007年，這一標誌著國家綜合實力的數字將超過23萬億元。五年間翻一番的GDP總量，既建之於上一屆政府打下的堅實基礎，又與新一屆政府五年來“頗有心得”的宏觀調控密不可分。事實上，能將一根高速增長的曲線連續四年穩定在10%左右，在中國29年的改革發展歷史中亦屬罕見。
站在這一新的起點，我們擁有了駕馭未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經驗，積累了遠遠難於成熟市場經濟體的轉型期調控心得，比如“適時適度”，比如“有保有壓”，比如市場、法律和行政等多種手段的靈活運用等等；與此同時，如何在流動性過剩與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宏觀調控，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還需在今後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站在這一新的起點，中國發展的抗風險能力極大增強，並在解決國內諸多發展問題時，有了遠勝於昔的物質基礎：比如為國有商業銀行海外上市提供的改制資金支撐；每年多達500億元的貧困生資助體系建設；以及2007年已覆蓋全國80%縣市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等；但與此同時，如何在新的物質平臺上平衡百姓更多的期待，如何平衡增長波動與福利剛性增長之間的矛盾，以避免超越發展階段的過高需求，也成為當前及今後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而由經濟總量變動引發的中國與世界關係變動，更將成為未來五年中國發展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起點之二：初步構建的和諧框架
科學發展觀的確立與四年的實踐探索，不僅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等理念漸入人心，同時也成為未來諸多改革的出發點和約束條件；而四年的改革實踐，迄今已初步搭建起涉及農村醫療、貧困生教育、低收入者住房等多重基本保障體系。
以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為起點，中國的改革發展開始進入不只追求“速度與數量”，同時更加注重“協調性與品質”的階段。改革領域也從經濟體制向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領域拓展。這既是中國29年市場化取向改革至今的自然延伸，也是對十六大“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繼承和發揚。
踐行四年，無論是經濟自身的品質與協調性、還是經濟與外部的協調性，都邁上了新的臺階：宏觀經濟連續四年保持10%左右的穩定增長、企業微觀效益連年大幅回升；而連續四個“一號文件”發出的強烈“惠農”信號、“新農合”在中國農村的迅速推進、貧困生救助體系、保障性住房的高調登場等，則充分地展示了全新發展理念的現實生命力。
也正因此，頗具影響的西班牙雙月刊《對外政策》在列數中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優劣勢時，並不諱言以下兩點，即“健康的宏觀經濟指數和日益細緻的經濟政策，使中國得以保持合理的宏觀經濟增速；而社會指標的迅速改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威望。”
毋庸諱言，剛剛“破題起步”的科學發展觀實踐探索，也將面臨下一步發展的諸多挑戰。
首先是經濟自身的協調性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目前經濟增長還存在過多依賴投資，過多依賴出口等特點；而過度投資與出口的背後，則是中國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和創新匱乏問題；粗放的增長方式與資源環境日益尖銳的矛盾，很可能成為下一步發展的巨大約束。
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入到體制機制和政績評價體系層面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科學發展觀繞不開的實踐路徑。
其次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儘管三年來出臺了大量富有針對性的社會發展舉措，但綠色GDP考核體系的一拖再拖，區域、行業、城鄉三大發展差距的不斷擴大；節能減排的環境掣肘，以及必須與增加投入配套進行的體制變革一再延遲，都成為下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難題。
這一切的背後，則是新起點上如何平衡“公平與效率”、如何協調“增長的好與快”、如何讓“民生”獲得真正的體制機制解決保障，而非廉價的喝彩與不可持續的拍腦袋決策等諸多難題。
此前的發展實踐一再提醒我們，要讓發展溫暖人心，改革不僅不能回頭，還必須以解決體制性、機制性問題為重點，走出經濟體制，向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等更深廣的領域拓展。
在肯亞內羅畢的一家手機專賣店，售貨小姐展示中國的海爾手機（2005年9月20日攝）。小至搪瓷盆、鞋油和服裝，大至電視、卡車，越來越多中國製造的商品已經融入非洲人的生活。
新華社發
起點之三：走向縱深的改革開放
深度市場化改革與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體系，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發展的重要起點。
所謂深度市場化改革，在經濟學者常修澤看來包含兩方面情況：一是市場化改革從商品市場向要素市場推進；二是所有制改革從競爭性領域向壟斷性行業延伸。
以要素市場改革為例，其最突出的莫過於資本市場的日新月異。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中國資本市場迎來了罕見的牛市：截止到今年9月27日，我國滬深兩市個人開戶數已突破1.25億；9月21日兩市總市值超過24.5萬億元，超過年GDP總量；上證綜指更是從年初的2700點，一躍而至9月底的5552點。
股票市場之外，以利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及國有銀行改革為內容的金融體制改革，這五年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根據宏觀數據波動確立的利率微調機制；以“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為原則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通過海外上市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的改革思路等，都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國內金融業的管理水準和全球競爭力。至於勞動力、人才、科技、房地產等其他要素市場，五年來也在可能的範圍內有了不同程度的推進。
而壟斷性行業改革，儘管力度和成效不像要素市場那樣突出，但在領域和深度上也有所拓展，常修澤將其歸納為四個方面，即政企分離的郵政體制改革、涉及資源的國有林權改革、油氣市場的適度放開，以及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等行業不同程度的改革推進。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上述被作為成績的改革啟動，同時也是我國下一步改革的難點所繫。其原因在於，29年的市場化取向改革之後，已使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淺層次的體制機制弊端已被去除；而剩下的改革，要麼受限于總體的市場經濟的發育水準（比如對市場化程度要求較高的科技市場和人才市場）；要麼面臨中國的特殊國情（比如土地市場）；要麼則需要相關的政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及社會領域改革配套進行（比如壟斷行業改革）。
也就是說，上述改革，目前不少還停留在“破題”後如何進一步推進的層面，因而對其暴露的問題，我們必須有冷靜客觀的認識：問題暴露了，總比隱蔽于公眾視野之外更有利於革除積弊。而面對日益暴露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是，明乎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向弊端產生的體制根部掘進，同時積極推進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注意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參與改革，防止出現改革決策被利益集團主導的局面。
由此，與上述改革直接相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成為下一步中央的關切所在。而事實上，我國上述領域的改革實際上已“潤物無聲”般走上前臺，這既是市場化改革深度推進的必然結果，也是開放對執政能力素質的倒逼，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新形勢的主動選擇。
五年來的對外開放成績，用常修澤的話說是“值得濃墨重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2002∼2007的五年，恰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中國的開放進程，被以“承諾時間表”形式納入全球開放進程，中國的市場化之路已“開弓沒有回頭箭”。
也正因此，開放的意義，當然不局限于年均30%左右的出口增長，累計超過7000億美元的外資引進，以及超過1.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儘管這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開放的更深層意義，在於其對國內改革形成的倒逼機制。事實上，舊體制具有巨大的體制慣性與惰性，而開放倒逼改革，用常修澤的話說是，“與其說是對經濟運行機制的促進，不如說是對舊有制度體系的挑戰”。事實上，五年來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金融改革，便是開放倒逼改革的經典例證，相應的還有國企產權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等。
因此，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準，以開放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競爭力提高，應成為這五年及今後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著力點。這方面五年來有爭論，但更根本的解決之道不是對外資關門，而是要眼睛向內苦練內功，以更好的引資策略和手段，吸引對中國發展有益的資金、技術與人才。
起點之四：日益複雜的內外環境
29年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必然帶來既有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而隨著全面競爭機制的引入，以及既有分配體系中尚未革除的體制積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擴大。國家發改委近期有關調研顯示，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收入差距9.2倍，如果城鄉合計，這個數字有可能多至21倍；此外，用以衡量一國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也早已超過了0.4的警戒線。
而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又使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土地向非農產業轉移，加之國際化、資訊化的快速推進，使得“各種本應在不同發展階段出現的問題，集中在同一現實時空”，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日益複雜多元。
多元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首先是中國市場化改革之必然，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舊有體制下單一體系的豐富，有利於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供需格局。
但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間，其利益訴求也必定多元，有時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勞資雙方等。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學會在複雜情況下處理摩擦、矛盾乃至衝突。而這一切，對於社會組織發育不完全，政府體制又尚未實現成功轉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新的課題。
與此同時，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加上“坐四望三”的經濟總量，也使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與微妙。
“中國是個威脅，中國是個顧客，中國也是個機會。你要成功，就必須把中國變成你的一部分，你絕不能忽視中國”——以一本《世界是平的》風行全球的美國趨勢大師托馬斯佛裏德曼，在其書中曾這樣轉述管理大師大前研一有關中國的一段評述；而托馬斯自己，則在前不久夏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了與美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極為相近的觀點：“在高度變動的後冷戰時代，很多棘手的事情都需要中國扮演積極參與者而非搭便車的角色，中國應意識到自己是世界大國，應負起與美國一道穩定世界的責任”——觀點不無偏頗，卻在今天的西方頗具代表性。
而如何在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前四的起點上，正確判斷和調整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從而創造性地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至為關鍵。
新挑戰期待“解決智慧”
新起點，必然存在新的矛盾與挑戰。常修澤教授將其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是目前中國發展運行軌跡與國際通行規則之間的矛盾；二是人民群眾對於公共品與公共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與政府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三是資源環境約束與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所有這些矛盾，雖不始自今天，卻隨著改革的深化，經濟總量的擴大，以及人民需求的升級，而變得前所未有地直接與尖銳。
也因之，在這個承上啟下的新起點上，“發展仍是硬道理”，是解決諸多問題的物質前提。
在前不久結束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畢業于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財富》雜誌編輯錢德勒講過這樣一段話：我當本科生時，大家都想學日語。畢業15年後我回到學校，發現好多日語老師都失業了，日語班只剩下30個人；但是漢語班卻有120個人，門外還有200多人在排隊——不管你承不承認，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有這樣軟實力的中國，面對新起點上的新問題，無疑有更多的“解決智慧”。（文/《瞭望》新聞週刊 記者潘燕）
來源：《瞭望》新聞週刊
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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