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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指導“經濟”到統領“全局”,從“全面”到“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內涵不斷豐富,“目前已接近於黨的指導思想”
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起點上,中國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發展成就前所未有,發展難題前所未有。
認真分析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自上而下得到這樣的共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未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未變。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專家認為,在這樣的清醒認識下,科學發展觀于四年前應運而生。正如它本身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歷代發展思想的新發展一樣,在這四年中,科學發展觀也經歷了一系列細微卻深刻的變化。
梳理其四年來的發展脈胳,可以清晰地看到,從指導“經濟”到統領“全局”,從“全面”到“深入”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的明確納入並分別位居“核心”和“根本方法”,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不斷豐富,地位不斷上升。
專家們分析指出,在“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中,科學發展觀處於明顯的統領地位,起著主導性作用,目前已接近於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接近於黨的指導思想。
中國發展未有竟時,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在即將召開的十七大及其開創的未來,科學發展觀也將繼續發展下去。
“6·25”講話:確定科學發展觀統領地位
胡錦濤總書記于“6·25”重要講話中,對科學發展觀作出了最權威的闡述。
這次講話把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概括為:“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四要素”在以前中央有關講話、文件中均有出現,各自也分別經過充分論述,但完整地統一在一起還屬首次。
在此次講話中,有兩處把科學發展觀與目前黨的指導思想並提或連接起來,一是要求“始終不渝地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另一處是要求“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
著眼於此,中央黨校哲學部主任、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龐元正教授對《瞭望》新聞週刊表示,科學發展觀已很接近黨的“指導思想”地位。
龐元正認為,一個理論要成為黨的指導思想,除了要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還要具備一系列必備的重要條件,如能夠回答一定時期內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必須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統攝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是一個用一系列緊密聯繫、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論述組成的完整科學思想體系,不僅要有世界觀、方法論,還要有具體政策措施。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既注重傳統又重視創新的政黨,每有理論創新,都同時體現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對於科學發展觀與此前理論的一脈相承性,此次講話的表述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江蘇省委黨校副校長周明生撰文指出,從“硬道理”到“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我黨對發展的理念不斷演進。科學發展視域漸次拓展:從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到經濟增長的新方式,再到全面發展的新觀念。科學發展理念漸次強化:從關注全面發展,到強調全面發展,再到形成全面發展的系統理論。
而對於科學發展觀的與時俱進性,龐元正對《瞭望》新聞週刊表示,科學發展觀對“什麼是發展”、“靠誰發展”和“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等發展觀的基本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極大地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與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出了重大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龐元正指出,經過29年改革開放,我國發展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徵,出現了新的矛盾、新的課題,這決定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深化,決定了科學發展觀對新歷史階段全局工作的重大指導意義:
我國由財力比較缺乏,難以兼顧解決社會多元需求的階段,進入到了一個有較為充裕的財力,開始能夠解決群眾更廣泛需求、及一些長期積累問題的階段;
由於經濟規模不斷增強,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對自然資源、能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帶來的財富邊際效應遞減,走到了必須加以轉變的重要關口;
我國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協調趨勢嚴重,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要求加大社會發展協調力度,更好地共用發展成果的願望越來越迫切;
在社會矛盾高發期,多種矛盾的解決需要在各種政策之間、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協調等方面,加大統籌兼顧的力度。
龐元正分析,“6·25”重要講話的主線是“四個堅持”,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四個堅持之一,但比起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科學發展、社會和諧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更具創新性、代表性,尤其是科學發展觀,講話對其的論述分量是最重的。
除科學發展觀外,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還提出了其他重大戰略思想,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中央黨校科社部秦剛教授對《瞭望》新聞週刊稱,在這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中,科學發展觀明顯處於統領地位,是貫穿其他重大戰略思想的主線,對其他重大戰略思想起著主導性作用。
受訪專家表示,在“6·25”講話全面論述基礎上,科學發展觀還有望在十七大獲得進一步發展。至少,經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認,科學發展觀的指導地位將更加牢固。
從經濟到全局:不斷擴容之路
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初,專家認為主要針對的是經濟發展道路。它的正式提出是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會議通過並向社會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將其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之一,“五個統籌”亦在此次決定中得到論述。
是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再度提出,科學發展觀既是我國經濟工作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其外延已有所擴展。
2004年2月,中共中央于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曾慶紅同志、溫家寶同志先後在開班和結業式上作重要講話,正式和公開使用“科學發展觀”的概念。
溫家寶講話中稱,科學發展觀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同志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指導方針”。
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同志強調,科學發展觀是“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並對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分別進行了闡釋。
其後,科學發展觀的涵蓋面、指導範圍不斷擴充並持續界定。2004年12月,胡錦濤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提出,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繼而在2005年4月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再度強調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必須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在2005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提出,科學發展觀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發展的指導方針,必須貫穿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認為,如此定位與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指導方針,只差“一步之遙”了。
梳理科學發展觀提出4年多來的實踐也可以看到,從免除農業稅,到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投入,中央在踐行科學發展觀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得到廣大群眾、各級幹部的熱烈擁護與積極響應。
因此,2006年10月專門部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堅持科學發展不僅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原則之一,“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還與“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連接起來。
迄今,科學發展觀從經濟指導思想到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成為四個建設的指導方針。龐元正表示,科學發展觀的不斷擴容、升級是與我國當前實際發展需要,以及廣大黨員幹部、人民群眾的意願相一致的。
龐元正建議,科學發展觀若要進一步發展,還需要深化研究與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等其他重大戰略思想的聯繫,其自身內在邏輯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他認為,科學發展還具有豐富的拓展空間,如除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外,是否還能包含和諧發展、創新發展、和平發展?此外,中國的發展階段、發展主體、發展動力、發展規律、發展機遇、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等有關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將有進一步回答。
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最大亮點
在科學發展觀的構成要素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被最先納入。作為核心的“以人為本”和作為根本方法的“統籌兼顧”則是隨後包括進來的。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從字面上看,以人為本尚未直接包含進來。到200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為“牢固確立和認真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
此後,在2006年8月的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以人為本和實現科學發展並列為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和重大戰略任務,2006年10月通過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中,以人為本與科學發展並列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的原則。
到今年的“6·25”講話,以人為本被明確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
有跡可尋的是,以人為本理念被納入科學發展觀體系並確立為其核心,與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擴充、定位升級是基本一致的。
秦剛教授指出,以人為本的提出,反映了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我們黨告別革命思維、鬥爭思維和計劃經濟思維,把社會管理推向民主法治軌道的一個重要標誌和體現。
最近幾年中央旨在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包含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生動體現,如免除農業稅、擴大社保覆蓋面等。
另外一個脈胳是,以人為本的日受重視,伴隨著理論界將其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義的區隔。
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所做一項對2000名處級以上幹部的問卷調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能認識到科學發展觀提出的以人為本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對中外文化成果借鑒吸收的產物”。
安徽省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汪青松教授通過領銜研究“經典作家關於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觀點研究”課題後認為,科學發展觀的最大創新和最大亮點就是它的人本性。
汪青松撰文指出,從國外發展觀變遷來看,經過一條從經濟增長到綜合發展到可持續發展再到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的演進道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的也大致是一條從經濟增長到綜合發展、從可持續發展到人本發展的道路。
專家們指出,鄧小平、江澤民在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過程中,已經逐步形成和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如鄧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作為“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核心內容,江澤民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某種程度上是矯正實踐中的重物輕人現象。在“6·25”重要講話中,以人為本不僅確立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還明確要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
從全面到深入:提出新要求
中央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以及各地各部門的響應,也經歷了一個用詞變化,前期和中期基本上都是講“全面”貫徹落實,而到“6·25”重要講話及其前後,則已要求“深入”貫徹落實。
受訪的專家認為,從“全面”到“深入”,看似簡單的用詞變化背後,實則富有深意,意味著科學發展觀將從“全面普及”過渡到“縱深推進”階段,對各地各部門幹部在觀念、作風、體制攻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
在前述中央黨校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所做調查中,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一項,各有一半左右的受訪幹部分別認為應當“轉變政府職能,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發展觀念,破除片面追求GDP的傾向”、“制定和實施體現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求”、“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分類指導”。而認為需要“為貫徹科學發展觀提供必備的物質基礎和財力保障”的,不到十分之一。
上述調查表明,各級幹部的基本共識是,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是觀念與作風的轉變,其次才是物質條件的完善。
這樣的深入認識、轉變觀念,還包括對世界發展大勢的認識,對中國發展方向的認識,對中國大國責任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認識,對新時期幹部責任的再認識等多方面的內容。
而幹部作風的轉變,核心是圍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具體化。
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日前提出,要從五個高度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其中“戰略的高度”,即是“要求領導幹部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踐中不搞短期效應,不搞短期行為,不搞所謂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僅講眼前,更要講長遠,一定要把科學發展觀作為一項戰略性的、長遠性的、根本性的戰略思想加以落實。”實質針對當前的幹部作風。
他同時指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也要針對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深層次問題。他將此稱為“改革的高度”,“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繼續加強和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在秦剛看來,落實科學發展觀,不僅需要轉變觀念,更需要加強各方面的制度建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於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於體制建設滯後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問題的複雜性大大增加。
綜合近年來中央要求和專家解讀,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點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此外,國企、金融、生產要素價格、收入分配、社會發展等領域也都需要加快改革、理順關係,以適應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秦剛指出,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往往都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前應該著力建立健全科學發展所要求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和領導幹部的問責制度。有了這樣幾個比較完善的制度和機制,可以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保證。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應是人民群眾的最終受益。“人民群眾是否擁護,是否受益,應是檢驗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根本尺度。”秦剛稱,落實科學發展觀,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脫離實際,形式大於內容,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承諾的多了,最後兌現不了,也會造成被動的局面。尤其是要防止產生把科學發展觀口號化、抽象化的做法。(文/《瞭望》新聞週刊
記者湯耀國) 來源:《瞭望》新聞週刊
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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