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尚可“抓到”，那麼中國今後再前行的機遇，則要更多靠自己“創造”。

    道理很簡單，先發國家願意看到一個適度發展的大國，而不是一個綜合實力幾可比肩的強國。

    適度的發展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為其對先發國家好處明顯：比如可以擴大先發國家產品的銷售市場、增加其投資機會、拓展其資源供給渠道等；且可大大減輕其“嘖有煩言”的全球扶貧和糧食責任；甚至可能成為輔助自己博弈他國的重要棋子，故“何樂而不為”？

    也因之，今天印度發展的外部環境好過中國，就像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沒有在外部遇到太多阻力一樣，那時中國用力更多的是如何在國內解放思想，以開放的政策和自身勞動力優勢，抓住滑過身邊的全球產業轉移機遇。

    事實上，今天已在全球確立的“中國製造”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便得益於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對機遇的成功把握：1978年中國GDP全球排名15位，加入WTO的2001年，中國的這一排名已躍至第6。

    接下來的經濟全球化機遇，中國收穫起來便不那麼“得心應手”。

    從1986年起，中國開始艱難的“復關”之路。幾經波折，數度沉浮，直到2001年，15年的艱辛之後，中國才跨進WTO高高的門檻。

    這之後中國對全球化機遇的分享同樣非一帆風順：接連不斷的貿易摩擦、全球第一的被反傾銷大國，關稅壁壘之後是技術壁壘、綠色壁壘，乃至“社會責任”壁壘，以及不時被拿出來博弈的人權問題……而被中國寄與厚望的WTO多邊貿易體制和爭端解決機制，則在仍是“叢林法則”的全球政經體系中顯得踟躕乏力、步履維艱。

    儘管如此，中國搶抓機遇的能力仍讓世人側目。強大的改革動能、飽滿的開放熱情以及持續的人口紅利，使中國在這一輪全球化機遇面前仍斬獲頗豐：僅用5年的時間，中國便將全球GDP排名從2001年的第6位上升至第4位，貿易排名則更早時便穩居全球前三。

    30年、抓住兩次重大機遇之後的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一極：G8會議，要聽聽中國怎麼說；世行選首席經濟學家，要關注一下中國學者；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要在大連搞個夏季論壇……

    中國重要了，“麻煩”也就更多了：前些年全球通縮，中國被說成是“通縮”輸出者；現在全球“通脹”，中國被說成“通脹”輸出者；加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金融開放壓力、能源資源壓力、氣候環境壓力、意識形態人權壓力，等等，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外部環境可謂壓力重重，而其根本，則在先發國家更願意看到一個歷史悠悠、人口怏怏的大國半睡不醒適可而止，而非繼續跨越式起飛。

    而經濟總量第4的中國，人均GDP至今仍在全球70名之外；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以及不可持續等諸多問題，都使今天中國的發展與30年前同樣迫切，而同樣迫切的發展，卻很難再有昔日那樣唾手可得的機遇。

    這就要求我們學會創造新機遇，而非坐等和抱怨。中國要前行，必須通過深化改革釋放體制潛能，通過提高開放水準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機遇，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錯失新一輪發展良機。（潘燕）
 
 
來源：瞭望新聞週刊

轉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