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雅加達結束的亞非峰會上，亞非各國領導人不僅順利地達成三個重要文件——《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宣言》、《關於亞非國家合作行動綱領的部長聯合聲明》以及《減災聯合聲明》，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達成了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即具有長期的多邊主義，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第一次亞非會議就是萬隆會議，為了反帝、反殖民主義，加強亞非團結，第二次就是這次旨在突破單邊主義的亞非峰會。為什麼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再次召開這個會議？這次會議較第一次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將給世界格局和中國的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沈驥如研究員。
《第一財經日報》：是什麼原因導致亞非會議長達半個世紀才重新啟動？
沈驥如：主要是因為出現了新環境下的不結盟運動。所謂新環境就是冷戰時期世界分成兩大集團，美蘇爭霸，很多國家成為美蘇的勢力範圍。另一個方面印度、南斯拉伕、埃及共同倡導了不結盟運動，有上百個成員。所以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亞非會議都停頓了下來。
《第一財經日報》：亞非各個國家今後面臨著那些共同威脅？
沈驥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問題又凸顯出來。按照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說法，就是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和新要求。
新的形勢就是冷戰結束，和平發展成為主旋律；新的機遇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來發展我們的經濟；新的挑戰，就是世界上仍然有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局部戰爭、跨國犯罪等影響世界的和平和穩定，還有環境惡化、自然災害、傳染病等因素依然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另外，由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經濟差距在擴大，很多發展中國家底子薄，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有被邊緣化的危險，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
《第一財經日報》：這兩次亞非會議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沈驥如：上次亞非會議解決的問題是民族解放，這次會議是面對各種挑戰，維護和平、尋求發展，縮小南北差距。聯合國有個發展目標，在2015年把世界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縮小南北差距。這樣一個任務需要我們共同來維護。
為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新的使命，亞非國家在這次峰會上確定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因為世界63億人口，六分之五是發展中國家，而亞非國家又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亞非不發展就沒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沒有世界的發展。所以，亞非建立戰略夥伴對世界的格局和未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不能靠西方國家的恩賜來發展，聯合國前年首腦會議決定要求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但是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的援助給的還不夠。那麼，我們亞非國家如何相互支援、相互幫助和借鑒、共同合作、求得共贏，這對世界未來的面貌具有深遠的影響。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亞非各國的發展態勢如何？
沈驥如：現在的形勢是，中國、印度、東盟發展得很好，我國的發展速度很高，連續20多年在9%以上，印度有6%~8%的高速，東盟也很好的。中國、印度、東盟佔整個亞非國家人口的一半。因此，這三大塊發展好了，對整個南南合作會是一個很好的促進。亞非地區的經濟實力強了，就會對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我們力所能及的援助。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上提出，要構築一個長期穩定、內涵豐富、與時俱進的亞非國家戰略夥伴關係。其特點是全面的：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相互支援，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從單邊主義向多邊主義促進的合作關係。在經濟上，亞非國家要成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我們的人口占世界的十分之三，土地面積佔世界一半，具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世界的石油主要輸出國大部分是亞非國家。有非常豐富資源和豐富的勞動力。只要我們把社會穩定下來，全力地進行經濟建設，互利發展前景非常樂觀。
《第一財經日報》：我國與非洲各國的合作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沈驥如：一個是貿易，一個是投資，還有技術轉讓、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事業。目前，正在探討建立自由貿易區，比如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印、中韓、中巴也都在探討建立自由貿易區。建立貿易區的最大優點就是彼此的資源能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生產要素能得到優化組合，促進南南合作向更雙贏的方向發展。在文化上，雖然文化差異很大，但是每一個種族文化都有其特點和積極的一面，我們要相互借鑒。在安全上，亞非國家要成為平等互信、對話協作的夥伴。過去，西方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是強權政治，誰的拳頭硬聽誰的。而我們要樹立互利互助的新安全觀，以對話增進互信，以協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謀求發展，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維護世界和平。
事實上，中國、印度、東盟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亞非國家也並非命中註定要被邊緣化，只要政策和方法對頭，還是可以發展起來的。亞非會議在停頓了50年以後重新啟動，建立了長期穩定、內涵豐富、與時俱進的合作關係，對亞非的未來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本報記者徐奎松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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