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京西苑機場，與印尼總統訪華先遣組副組長司徒眉生（手捧鮮花者）親切握手。
司徒眉生是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的私人外事助理、漢語首席翻譯，緊隨蘇加諾總統左右10多年，見證了中國和印尼之間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在接受採訪時，他向記者講述了當年籌備萬隆會議時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蘇加諾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
1955年4月18日─24日，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聚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開會，這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自行發起召開的歷史性會議，史稱萬隆會議。
司徒眉生當年以記者和工作人員身份參加了會議全過程，他感慨地說：“要說的話，實在是太多了！”
“最初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的人是蘇加諾總統，”司徒眉生說，“這是他想實現其政治抱負的一次大膽行動。”
1954年4月，即將動身前往錫蘭(今斯里蘭卡)出席南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印度尼西亞)總理會議的印尼總理阿裏·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前去總統府領命，總統面授機宜說：“30年前，我們在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就提出要加強亞洲各民族間的團結，現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國總理會議上如果能爭取大家同意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並由印尼來主辦，我就很滿意了！”
在五國總理會議上，阿裏總理婉轉地提出舉行一次更廣泛的亞非國家會議的設想。他先從亞非地區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講起，接著列舉出殖民主義不甘心自己在亞非地區失敗的種種動向，最後分析了新興國家相互支援，團結一致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必要性。在阿裏總理的巧妙遊說下，與會者雖然反應不很熱烈，但也沒有人表示反對。最後，五國總理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接受印尼總理的建議，由印尼進行可行性調研。”
聽了阿裏的彙報，蘇加諾命令外交部全力進行籌備。他明確指示：不是調研，而是進行會議準備！
-爭取印度的支援
阿裏總理和外交部深感責任重大。阿裏認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援，因為當時印度在亞非國家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經過多方面深入細緻的工作，阿裏先說服了印度尼赫魯總理與他發表聯合聲明。不久，他又飛赴仰光與緬甸總理吳努簽署了同意召開亞非會議的聯合聲明。與此同時，以印尼外交部亞洲、中東司司長蘇卡佐為首的籌備班子也積極與亞非各國駐印尼使館溝通。
1954年10月底，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他在同周恩來總理的會談中，希望南亞五國總理準備的萬隆會議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援。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政府支援印尼總統倡議的亞非會議，支援尼赫魯總理對亞非會議的支援，我們願意參加這個會議。在尼赫魯訪華一個月後，緬甸總理吳努應邀訪問了中國。毛澤東主席在同吳努總理談到亞非會議時鄭重地說：“對於亞非會議，我們很感興趣。尼赫魯總理告訴我們，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擴大和平區域和反對殖民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宗旨很好，我們支援這個會議。如果各國同意，我們希望參加這個會議。”
然而，局勢的發展並不樂觀。司徒追憶說：“試想一下，在冷戰時期，要召開一個脫離西方國家、為捍衛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亞非會議，豈能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對？”美國為了阻止會議的召開，首先把矛頭對準中國。在此期間，美國一方面捏造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一方面利用政治拉攏和經濟引誘的辦法加緊對一些與會國施加壓力。
-邀請中國參加會議
正是在這種冷戰局勢的壓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亞五國總理在印尼的茂物開會，會議的一個議題，就是要不要邀請中國參加會議。不出所料，會議出現了分歧。最後，與會者達成了一個有先決條件的決議：“在印度尼西亞總理承諾向阿拉伯國家做工作和說明後，會議同意邀請中國參加。”至此，召開一次“表明亞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國家二百年來的統治和剝削後的覺醒”(注：印度總理尼赫魯語)的亞非會議的曙光，已經清晰地顯露出來了。
會議的籌備工作到了最緊要關頭。為應對各種變化，蘇加諾又找來總理阿裏、外交部秘書長兼亞非會議籌備組秘書長魯斯蘭·阿卜杜加尼等人商量。
蘇加諾說：“出於週全的考慮，我們要設法將茂物會議的情況透露給中國，以便讓他們早有預料，早有準備的好。”大家都覺得非常有必要，並商量了一個口徑，交由魯斯蘭負責落實。
從總統府出來，魯斯蘭心裏就在琢磨：怎麼和中國談呢？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剛剛到任，彼此還不熟悉。再說走外交途徑，有些話不好說，弄不好就造成誤會；最好是通過民間途徑。這時，他想到了司徒眉生———“他是新聞記者，又是中國血統，和中國使館的人也熟悉。對，就找他去傳話！”
此時的司徒眉生，既挂著總統私人秘書的頭銜，又在《新報》任記者，與魯斯蘭相知很深。
司徒一進魯斯蘭家，魯斯蘭便開門見山地說：“給你個重要任務，你得幫幫我啊。”接下來，魯斯蘭詳細地談了傳話的主旨：印尼方面希望中國能參加亞非會議，但有人反對；不過問題總會解決的。同時，也讓中國方面了解一點其他國家的顧慮與分歧，以便採取一些靈活的外交策略。
司徒一口答應，並在此後的幾天裏，以記者的身份，幾次登門拜訪中國大使館幾位他熟悉的負責華僑事務的領事，與他們“閒聊”中，若無其事地將要傳遞的話透露了出去。很快，黃鎮大使就找了個由頭約司徒眉生先生到使館“閒聊”了一次。黃大使只是聽，不表示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雙方都意會到了對方的潛臺詞。
1955年4月19日，亞非會議召開第二天的上午，一位亞洲國家的總理在發言中，突然把矛頭轉向中國，大罵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引起普遍的憂慮和不安，特別是包括蘇加諾、阿裏在內的幾位印尼領導人，心裏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國將怎麼表態？如果反擊，會議就失敗了。
-周恩來發言贏得掌聲
19日下午3時，中國代表在亞非會議上發言。周恩來健步走上挂滿與會國國旗的主席臺，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掃視了一下氣氛凝重的會場，然後，用溫和中透著從容的語氣道：“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周恩來指出，雖然與會國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應多從自身的共同點出發考慮問題，求同存異、加強團結，本著反對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旨把會議開好，而不要陷入不利於達成協定的爭論；我們並不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見解，但這不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識。在發言的最後，他鏗鏘有力地說：“十六萬萬的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願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話音剛落，會場立刻爆發出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會場緊張氣氛一下子緩和下來，蘇加諾、魯斯蘭等也大松了一口氣。
司徒欣慰地告訴記者：“當時，我就坐在會場後排的記者席上，親耳聆聽了周恩來這番發言，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周恩來總理不是臨時想起來才這樣說的，而是早有預料，早有準備。”
歷史是由細節鑄成的。50年後回頭審視這段由司徒眉生親身參與的“細節”，竟是那樣的耀眼閃光！正是這樣一個個耀眼閃光的“細節”，創造了亞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座豐碑———萬隆會議。本報駐澳門特派記者 曾坤
轉自人民網《環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