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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考古世界矚目已久。2004年夏，周公廟遺址考古的重大發現：一處由兩墓道、三墓道與四墓道等形制的西周最高等級墓葬組成的大型陵坡墓地、1500余米的大型夯土墻、700余片甲骨和多處大型建築基址“集體出世”，更使這裡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
古人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以及由“祀”延展的“禮”是中華文化的主要特色，它在歷時性的演進中成就、構築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之一。作為諸子百家的先聲，西周時期恰恰是中華文化最最關鍵的分蘗點；西周在古代中國的小統一上，可用天樞——中華民族的天命之樞紐來比稱。此時此地的發現，對研究與探討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和墓葬文化，具有無可估量的思想和文化意義。
西周的大型墓地竟然埋在山樑上？
人們或許會對小山一般高大的一座座陵墓漸漸習以為常，因其畢竟只是比我們日常所見的普通墳墓高大一些罷了。按傳統的說法，我國古代商周時期的墓葬是沒有今日所見的墳丘的，墳丘墓的出現已到春秋晚期，正是孔子生活的時代，孔子本人就是其實踐者，而其普及則是戰國時代的事了。
佐證這種已有2000餘年觀念的首先是明確的文獻資料。《易·係辭傳下》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由此，“不封不樹”（即沒有封土堆，也不種植樹木以為標誌）便成為後世人們談論古代墓葬的基本原則。《呂氏春秋》如此看法，西漢末年的劉向也認為“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裏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垅之處。”
由殷墟發掘而興起的中國考古學的長期實踐也基本肯定了這種看法。殷墟發現的商墓如婦好墓，周原發現的西周墓如黃堆墓等，都沒見墳丘。但意外還是有的，如南方有的西周墓就是封土的，周原的黃堆墓的“黃堆”二字，也曾使人聯想到“皇堆”（皇家的大土堆）之義，但它們仍缺乏足以改變人們原有看法的力量。
如今，舉世皆驚的西周大型墓葬群竟然在周公廟旁的山樑上！孟子就稱關中為“天府”，西周時期的關中更應“陸海豐饒”，周公廟附近的生態環境應當是很好的（今天的周公廟內仍生長著百餘種植物，小松鼠時常在路邊戲耍）。那麼，埋葬著至少19位重量級人物的大型墓地——山梁，大概不用封土也足以讓人仰視，不必植樹而樹也已成蔭了吧！？
問題仍不至此。活著時人分高低貴賤，死後所埋之處也要分子丑寅卯：墓的名稱也不是隨便用的，否則殺頭事小，滅門事大。文獻記載，只有君王的墳墓可以用“陵”，最早用陵的是戰國時期，表示墳墓如高大的山陵一般，故有“山陵崩”諸說。或許是事後諸葛亮，周公廟又稱“古卷阿”，“卷阿”音“全窩”，卷意曲，阿則指大陵。於此或許可知，周人早就以山為“陵”了，當孔子為母親堆墳之時，難道不屬於“復周禮”的一部分嗎，只是他沒有言明周代早就如此而已。
這兒是周公墓？
最高等級墓地、大型夯土墻、刻有“周公”的甲骨和多處大型建築基址等遺存的結集出現，對稍具西周考古常識的人來講，都確鑿地表明這是一處大型周人聚落遺址。要知道，墓地、巨墻、甲骨和高等級建築“四位一體”地同時出現，在考古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因它們使某個族群的集體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它又是這個族群文明生活的標誌性具像表現。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和西周時期（約西元前14世紀至前771年）使用的占卜文字，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系統文字，為後人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思想意識等提供了最直接的寶貴資料。在崇拜神靈的商周時期，人們對占卜非常認真，有一套完備的規定。《周禮·春官·佔人》中載：“凡卜筮，君佔體，大夫佔色，史佔墨，卜人佔坼。”可知占卜的分工或對兆象的特徵要求是十分明確的，其刻辭則是因事而就的，留下了諸多活生生的時事時文。
徐天進教授發現兩片50余字甲骨之餘緒；農民技工史浩善以專家的目光敏銳地從一處斷崖處發現了“重要情報”：灰坑裏擁有眾多甲骨片。“考古，考古，就是看土。我在某些方面都不如史浩善。”談起“浩善坑”的重大發現，徐天進教授不勝喟嘆。
清理髮掘“浩善坑”等多處地點後發現甲骨700余片，經專家初步辨識、拼對、綴合，甲骨為西周早中期，刻有甲骨文430余字，卜甲刻辭內容涉及戰爭、祭祀、紀事等，其中有“周公”字樣者7片，並有幾片是記載著周王活動的刻辭。在表示著此地重要性的同時，“新邑”等字的出現更使人聯想到“周公營造成周洛邑”的史實。此外，唐高祖李淵選址理應有所依據，否則不會於此建立所謂的“周公祠”（現周公廟）。
北京大學教授鄒衡說：“西周考古已有六七十年，這是唯一一處同時發現西周大型夯土墻、甲骨文、高等級建築和墓葬群等遺存的大型周人聚落。‘周公’字樣甲骨的多次出現，說明此處當是周公采邑，進一步推測的話，墓地應是周公家族墓。”
陜西歷史博物館原館長、著名西周史專家尹盛平說：“過去發現的諸侯國君級墓葬只有一兩條墓道，在周公采邑內的四墓道墓葬為首次發現。周公是享有周王待遇的人，完全有資格使用最高等級的墓葬形制。在他的家族墓地發現四墓道墓葬不足為怪，其規模較小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隨著對出土甲骨認識程度的進展，專家最近發現了有關召公的甲骨文字：“太保”或“保”字出現3次，僅從數字上說只比“周公”少了一次。要知道召公與周公在西周初期可是平起平坐的人物，由於二公的爵位子孫都是世襲的，後來的西周史上才出現了周公與召公的“共和”之治。判斷墓地性質的準星——時間似乎又有些模糊了。
是公墓，還是族墓？
對“上帝”的敬畏使商周時期的人們普遍具有“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否則很難理解他們對祭祀的極端重視：行軍打仗離不開甲骨的占卜，更離不開在宗廟內祈求祖先的幫助和神靈的保祐。《詩經·大雅》記述古公亶父遷居到岐地時載：“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可知周人對建造宗廟是與建造宮室至少是同等對待的，其住地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有宗廟建築。
祭祀祖先在宗廟，而埋葬祖先的地方則是墓地。《周禮·春官》載，同一宗族的墓有兩種：一種是“公墓”，葬的是貴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一種是“邦墓”，“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當是給予貴族之下的“國人”劃定的墓地。或許“國人”地位之下的人可能都是奴隸身份，沒有入葬的資格，“禮不下庶人”嘛！
雖然《周禮》（一般認為其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有刪補）的記載很明確，也很有規劃，但是周公廟發現的大型陵坡墓地與其形制上的要求很難相符：它處地斜坡上，難以形成“居中”的分佈格局。從考古實踐看，這也許是一種理想化的描述，後人對周禮多有溢美當不會自孔子始，“厚古薄今”的思想傾向是部分人類一貫的思想傾向，它從貌似向後看的視角給後繼者提供面向未來的思想動力，先賢的榜樣至今不仍在激勵著你我嗎？因此，周人除在宗廟祭祀祖先外，還常在先人的墓地進行告禱，猶如知識分子在斗室內神交。
就目前而言，說周公廟大型墓葬群是公墓不存在什麼風險，這個“公墓”如按照《周禮》的“公墓”標準來定的話。但進一步言，是“周公墓”（與召公相對的周公的墓），還是“周公墓”（周族的公墓）？換言之，《周禮》記載的公墓與邦墓是一種共時性存在，還是一種歷時性演變的結果呢？西周時期三四百年的歷史，我們基本沒有大量可資憑據的第一手資料，所謂諸侯國的考古自不待言，就是周人發祥地——周原的考古狀況也不容樂觀。誰能證明這不是一種對歷時性結果進行的回溯性描述呢！
尤其令人難以釋然的是，在周公廟大型陵坡墓地（即最高等級西周大墓群）之西的第二個山樑上，又發現了一處西周中小型墓葬群，在對其192座墓葬中的兩三座搶救性發掘時，專家竟在其盜洞內出土了銘文青銅器，而32號西周大墓的八九個盜洞中只見原始瓷器碎片，讓找寶的人失望不已。
周公廟遺址考古尤其是大型陵坡墓地的部分發掘將解決許多問題，但它未能解決的問題或許會更多。除非出土言之鑿鑿的直接證據，周公采邑的斷語才能行世，否則，“周公墓”的句讀雖然有些“戲劇”，我們也只好“戲劇”下去。不然，盲人摸象式地解決問題豈不讓後人曬笑！西周王陵的追尋為何一直處在摸索階段就是近證。（新華社
馮國、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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