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舊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現為故宮博物院，專事保管故宮裏的歷史文物、檔案文獻、宮殿建築以及古代藝術珍品，並整理研究、陳列展出。故宮博物院的創建，始於部分設館的1914年的古物陳列所，1925年倉促開院，至1928年完善體製成為國家博物院，其間正值民國亂世，迭經坎坷，堪稱艱難。
前身“古物陳列所”的創設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傅儀宣佈退位。按照與南京臨時政府達成的“清室優待條件”，退位後的清帝仍暫居故宮，尊號不變，宮廷皇族機構和官員照常存在，民國政府待以外國君主之禮，供給歲費400萬兩銀子。
就這樣，在號稱共和國體的中華民國故宮裏，保持著一個儼然獨立的封建小朝廷，宮裏的珍貴國寶，也由此悄然流失。
原因在於，博儀仍將故宮國寶視為“朕之所有”，肆意侵吞。他雖然已退位不再是天子，生活上卻仍如在位時一樣奢華，一年400萬兩銀哪夠揮霍？便以補充需用不足為詞，或將珍貴古物拍賣，或向銀行作抵押貸款；還以賞賜臣下為名，將國寶轉移宮外。甚至明偷暗盜，夾帶出宮，以備有朝一日出宮後不盡享用。
世間沒有不透風的墻，清室盜竊國寶的秘密還是傳了出去，引起各界憤懣，紛紛籲請政府嚴加制約。蔡元培等學者識卓見遠，倡言學習西方列強注重實物的博物館教育法，陳列展出故宮的文物。他們舉了1912年7月北京開設歷史博物館的例子大聲疾呼：將館中收藏的先朝古物，供學生、國民參觀，其教育作用不可估量，必為公眾所肯定。
蔡元培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又曾留學德國、法國，屬政界、學界名流，他的倡議，得到眾多有識之士的支援與擁護，也引起了北京政府內務部官員的重視。
1913年冬，北京政府行將接收清廷在河北、遼寧兩處行宮的藏品，內務部準備利用這批文物，開設一個古物陳列所。為此擬定了《古物陳列所章程》，宣照宗旨如下：
本部默察國民崇古之心理，蒐集累世珍秘之寶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陳列所一區，以為博物院之先導，綜我國之古物與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各觀覽，或亦網羅散失參稽物類之旨，所不廢歟。
此項章程于當年12月24日公佈，各界相告，鹹表擁護。
1914年1月，熱河、遼寧兩地行宮的文物，全部運到北京，計有20萬餘件之多，就在故宮的武英殿、文華殿陳列展出，吸引了無數北京市民與外地來客，反響強烈。
古物陳列所的開設，為以後故宮博物院的建立，既創造了輿情，又積累了經驗。只是民國亂世，政局不穩，一拖就是10年。
驅逐溥儀出宮與公私產之爭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組建攝政內閣，以黃郛攝行總統職務。11月5日，馮玉樣採取果斷措施，將溥儀驅逐出宮，執行此項任務的首都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向清室宣佈了攝政內閣議決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5項。其中關於故宮藏物的處理，是這樣規定的：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一切公產則歸國民政府所有。
11月7日，攝政府公告，將組織善後委員會，專司故宮藏物的清理、公產與私產的區分，並提出了公產的處置構想：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佈施行，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眾。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圖書、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遠。
善後委員會尚未成立，關於故宮公產與私產區分的爭論突起。清室向與馮玉祥聯合控制著攝政府的段棋瑞、張作霖進言，或託人疏通提出古物之分界不分時代，以清廷所發見為準，歸清室所有。
清朝的遺老舊臣乃至旗人，主張清室多分古物，他們四處活動，同聲一致，不遺餘力。有個叫金梁的八旗貴胄公然主張：清室善後委員會毋庸建立，應設置清宮管理處，由清宮自行清理保管陳列開放。
甘為日人張目的《順天時報》竟提出把國寶交日本人管理，請看該報《保管清室寶物與日本文化事務局》一文中的一段話：“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然現在之政局處混沌狀態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盡保管責任，蓋亦數之自然也。”
這是明目張膽的漢奸論調，遭國人一致唾棄，成了千夫所指。
著名報人林白水在《社會日報》上發表的觀點，可謂合情合理，不偏不倚，代表了大多數國民的心聲：宮中各種古物，何者應歸溥儀，何者應歸國民，應純以有無歷史的價值，及與文化有無關係為標準。大抵小件珠寶、金銀、皮貨、綢緞之類，皆可劃歸溥儀。而大件重器，及與歷史文化有關之金石書畫等，數千年國寶所流傳，與愛新覺羅全無關係，斷難據為私有，而應作為國家之公產，全數陳列，以供研究歷史美術文化者之參考。
11月19日，北京8所高等學校的代表召開聯席會議，贊成組織善後委員會清理故宮藏寶，並就古物的處理通過如下決議：關於清室古物寶器，希望成立一完全美滿之圖書館、博物館，由國家直接管理，並邀集各機關參加監視，期在公開保存，俾垂永遠。
攝政內閣教育總長易培基的談話，表示了順應民意的態度：清宮之古物，此後歸人民國家，將由何機關管理，實為一大問題。余意擬成立一國立圖書館與國立博物館以保管之，地址即設在清宮中，惟組織須極完善，辦法須極嚴密，以防古物意外損失。
衝破阻力點查古物
1924年11月20日，被稱為“故宮博物院之第一步”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宣告成立，委員10人，均屬教育、文化、軍政界名流，以北京大學教授李石曾為委員長。攝政府還指定紹英、載潤、耆齡、寶熙、羅振玉5人為清室代表。
清室善後委員會的任務是：會同軍警長官與清室代表，辦理查封接收故宮古物；審查區別公私物件，並編號公佈；保管宮殿古物；其長期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等，當於清理期內另組籌備機關。
也在11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了《點查清宮物件規則草案》，就點查與監察人員的組合、點查登記編號造冊等手續，作了詳盡規定，又規定及時發佈點查報告，公開一切，以正視聽。
然而，點查清宮物件尚未啟動，阻力接踵而來。
清室的代表拒不承認清室善後委員會，20日的會議未曾參加。他們如此大膽，是因為自恃有段祺瑞這座靠山，能操勝局。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為北洋軍閥各實力派所忌，長江流域的直系軍閥更叫嚷北上復仇。為防止直系捲土重來，馮只能作權宜之計，公開請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執政。段祺瑞求之不得，通電宣佈接受。段祺瑞本是反對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的，尚未到職，就指示執政府秘書處發出公函，制止清室善後委員會行使職權：
清室善後之事，政府正在籌議辦法，該委員會未便通行點查，著內務部暨警衛司令部即行查止。
清室善後委員會在22日接到這一公函後，立即召開會議，委員們群情激憤，決議公開詰責段祺瑞：
清室善後委員會是根據攝政府之命令組成，人選由攝政內閣聘任，合理合法，政府各院部又均派員參與點查，段執政不予承認殊不合理。
會上，委員長李石曾鄭重提議：“遵照20日會議之安排，于23日點查清宮物品，以反抗政府此種違反民意不合手續之命令。”全體委員一致贊同。
23日上午，委員們冒著刺骨寒風，準時集合，然部分軍警長官懾于段祺瑞的壓力未到，不合點查章程，所以未能實行點查。
李石曾等分頭出動，以私交、大義勸說感召未到的軍警長官，24日，這些人準時到達，實施了首次點查。
段祺瑞甚為惱怒，正欲強力制止時，出現了轉機。那是應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之邀北上共商國事的孫中山先生已到達天津，向新聞界表明瞭對馮玉祥驅逐清帝出宮的態度：“修改清室優待條件，請溥儀出宮順乎民心，合乎情理。”嗣後不久，孫中山又以授權秘書處復函清室的形式，列舉大量事實，證明溥儀毀棄遜位時接受的優待條件，再次明確表示：“民國政府對於優待條件勢難再繼續履行，11月間攝政內閣之修改優待條件，及促清室移宮之舉，按之情理法律，皆無可非議。”
孫中山一連兩次嚴正表明瞭他與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使段祺瑞不敢再為所欲為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得以順利進行故宮物品的點查。
公佈點查 以杜覬覦之心
點查工程浩大又非常之繁雜，因點查的是國寶，為各界各式人等密切關注，更為別有用心的人處心積慮尋隙造謠污衊，故而嚴格按公佈週知的《點查清宮物件規則》18條進行。18條對點查人員的組成、分工，點查原則、點查方法、紀律都有詳細的規定。如點查分組，每組為執行、監視二部分人員；監視人員為京師警察總監。京師高等檢察廳長、北京教育會長，及聘請員等或其代表；登錄時，每種物品上均須黏貼委員會特製之標簽，凡貴重物品還須詳志其特異處，于必要時，或用攝影術，以防抵換；室內工作時，不許單獨遊憩，不得先進或後退；監視人員于工作時須分立於執行人員之間，不得自由往來於事務地之外；進屋點查出屋時，每次必須加以封鎖。由本組會同軍警簽字，點查未完之箱櫃，亦照此辦理……
根據第17條之規定，每點查完一個宮室後，即編排點查報告，上列這一宮室的所有物件，付印後分送京師各機關、公團，井公開發售，使社會各界週知。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後，復辟勢力重又抬頭。清室遺老舊臣在段祺瑞、張作霖的放縱下鼓噪不休，妄圖恢復舊有的“清室優待條件”，使溥儀重入故宮。
清室的復辟陰謀得逞，故宮國寶又將無盡流失。李石曾召集全體委員會議，磋商應對辦法，達成共識：儘快成立故宮博物院，不使溥儀復宮，保護國寶安全。為防段祺瑞之流干擾破壞，他們舉出了法定依據，即1924年11月7日的攝政府命令：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官禁一律開放，備充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
著手故宮博物院的籌備，草擬《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大綱規定博物院設“古物”、“圖書”兩館，並採取董事會監督制和理事會管理制。據此又草擬了《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章程》和《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章程》。
清室善後委員會經鄭重遴選，擬請21名董事。他們都是地位顯赫的軍政界要人和聲名洋溢的學者教授，如鹿鐘麟、張學良、盧永祥、蔡元培、許世英、熊希齡、于右任、吳敬恒等。這是為了顯示社會各界的支援，以利抵制外界對博物院的破壞，確保博物院的生存與發展。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後委員會通過了上述三個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還議定了“故宮博物院”的名稱，是因為博物院的院址在故宮，保藏的又是故宮的文物。
執行故宮博物院管理事務的理事會9人名單如下：李石曾、黃郛、鹿鐘麟、易培基、陳垣、張繼、馬衡、沈兼土、袁同禮。各理事推定李石曾為理事長，暫不設院長，由李石曾以理事長身份主持院務。理事會決定，故宮博物院成立開院的時間，定在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10月10日，那一天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紀念日，又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
從理事會決議到開院有短短旬日，可謂迅速或可說倉促，是因為情勢孤危，非急急成立速成公開之局，無以杜覬覦之心——在段棋瑞、張作霖之流的偏袒下，遜帝皇室妄圖重返故宮。
倉促開院反響強烈
開院準備緊張進行，有關報道見諸報端，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擬定的《故宮博物院開院啟事》也已公告週知：
本會自接收故宮以來，賴各方面同人之努力，點查將次守竣，遵照本會條例第四條，並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政府令，組織故宮博物院，籌備經年，已就緒。茲定於雙十節午後二時在乾清門內舉行開幕典禮，除中西兩路同時開放，並開放養心殿外古物書畫陳列，在中路各處圖書陳列在壽安宮，並開放文淵閣史料陳列。
李石曾手書的“故宮博物院”匾額，已高懸在神武門上方。
1925年10月10午後，北京各式人等紛紛擁來乾清門內，除觀看開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數千年來壁壘森嚴之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寶。歡快的樂曲聲中，應邀出席開院的軍政警法工商學新聞界的3500多位貴賓，也都陸續到達。
下午2時整，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入場，故宮博物院開院典禮隆重舉行，大典由董事莊蘊寬主持，他在宣佈開幕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石曾，報告了籌建故宮博物院經過。次由前攝政內閣總理、理事黃郛講話，內中的一段話屬對敵視故宮博物院者的嚴正警告：“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後是日為國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
執政府外交總長、董事王正廷，京畿警備司令、董事兼理事鹿鐘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董事于右任等相繼發言，闡述建立故宮博物院的深遠意義，籲請各界支援。
開院典禮畢，來賓與市民出入博物院各宮，觀覽宮殿建築及陳列的古物。皇宮禁地及國寶盡現眼前，人們連做夢也沒有想過，故而參觀者異常踴躍。當時的一則報道，便可窺一斑了：“惟因宮殿穿門別戶，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洶湧而來，擁擠至不能轉側。殿上幾無隙地，萬頭攢動，遊客不由自主矣！且各現滿意之色，蓋三千年帝國宮禁一旦解放，安得不驚喜過望，轉生無窮之感耶？”
就在10月10日開幕式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通電全國，報告故宮博物院成立開院，意在使舉國皆知，壯大聲勢。
軍閥破壞又有“廢除拍賣”案提出倉促草創的故宮博物院舉步艱難，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外，更在於軍閥政府的破壞，幾使夭折。段祺瑞對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石曾與博物院古物館館長易培基懷恨在心，是因為他倆全力支援馮玉祥驅逐清帝出宮，又力主接收宮中古物，建立圖書、博物館。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段祺瑞血腥鎮壓了請願群眾，又以共產黨罪名緝拿李石曾、易培基，兩人只得離京南下避難。故宮博物院失去首領，董事會和理事會于3月下旬會議，推舉莊蘊寬、盧永祥為維護員主持院務。段祺瑞猶不甘休，放縱清室遺老來院無理取鬧，又指使內務部官員干預博物院事務。
段祺瑞倒臺後，張作霖、吳佩孚聯合控制北京政府，先由顏惠慶後由杜錫珪形式上的攝政內閣代行政務。1926年7月下旬，杜錫珪內閣公然令各部各派一人，組成故宮保管委員會，充當故宮博物院的保管員。故宮博物院董事會與理事會奮起抗爭，要求政府公開聲明，凡故宮之物不發還清帝、不變賣、不毀滅，並由院組織移交委員會點交，點交時須由各界代表組成監督委員會監督點交，以清手續。爭論至9月間，杜錫珪內閣垮臺，所謂故宮保管委員會隨之解體，未及點交接收。
1926年10月間，故宮博物院因經費匱乏陷於困境，莊蘊寬等邀集各方名流，組建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推舉江翰為會長，莊蘊寬、王寵惠為副會長。3人提出並通過了救窮措施，即出售宮中的茶葉、皮貨等易變質物品，以補充經費之不足。
張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獨自把持了北京政府，擅作主張成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于10月下旬接收了故宮博物院，另派王士珍為院長、袁金鎧為副院長，他又放言要提取故宮藏物。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6月中抵定北平，接收了故宮博物院，由易培基出任院長，著手擬訂《故宮博物院組織法》與《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
國人歡慶軍閥割據結束，國家統一，博物院同人盼待院務從此振興時，風波又起。同年6月27日，國府委員經亨頤向政府遞交了《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提案，列舉理由如下：
故宮博物院名稱不妥，“故宮”二字，很有懷念的意思，不免有禾黍離離之大感，與其稱為故宮，不如稱為廢宮。其次故宮稱為博物院，更大不妥，簡直不通，五字連綴起來，可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機關，所以不如根本廢除為是。
這種博物院陳列各種模型，研究宮內應如何設備，皇帝所用的物事，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等處嗎？
故宮裏的幾件珍貴品，不過古董一小部分，照現在的組織有什麼圖書文獻，決不是一般博物館所有的事，這種組織萬萬不像，博物館的組織既不博，又不合用。
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
故宮博物院難免有黑幕，將來一定有古董欲的人混到裏邊去，不到一二十年，珍品盡成贗品，“保管”二字竟為“保完”。
如此荒唐提案，竟然在政府的一個會議上通過了。
張繼力爭保全迎來鼎盛時期
院中同人傷心而又氣憤，聯名草擬了一份傳單廣為散發，呼籲各界齊起抗爭，保全故宮博物院。同盟會元老、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張繼拍案而起，呈文具有“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的中央政治會議，批駁了經亨頤的提案，要求予以否決。
張繼從5個方面加以駁斥：
1.經說，“故宮而稱為博物院，簡直不通，有懷念的意思”。“故宮”二字，不過表示以前彼處曾為“宮”而已，有何懷念之足言？至於故宮博物院聯絡成文，不過表示博物院所設之地點，與“上海特別市政府”七字聯絡成文相同，此種用法，觸目皆是，從無異議，何對於故宮博物院獨有問題耶？
2.經說，“故宮博物院……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麼”。是說誠荒唐之尤者，研究以前的歷史，是完全學術之供應，而非為實行彼時之現象。現在世界學者，爭研究近代野人之生活，及發掘荒古時代原始人之器物，若以經委員所說例之，是近代學者欲棄其進化之生活，而履行古人之茹毛飲血穴居野外乎？
3.經說，“圖書、文獻，決不是一般博物院所有的事”。殊不知倫敦之英國博物院，就包有圖書文獻兩部分，相類之博物院，亦歐美所習見者，從未聞世界學者有所批評者也。
4.經說，“逆產應當拍賣”。故宮已收歸國有，已成國產，更何這產之足言？故宮建築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數之博物院也。保護故宮，係為世界文化史上盡力，無所謂為清室逆產盡力也。今設院展覽，公開於民眾，亦至公也，與拍賣之後僅供私人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辯而即知矣！
5.經說，“不到一二十年，珍品盡成贗品”。清室遺老恨溥儀之被逐，造作謠言別有政治用心。經委員身為國民政府委員，竟然拾清室遺老之牙慧，以資廢毀故宮博物院之理由，令人驚異而又費解。
張繼的呈文觀點明確，立論有力，又因他的資歷、地位與聲望，引起了中央政治會議的重視，加之朝野有識之士的支援，在第155次會議上審議了他的呈文。他在會上慷慨陳詞，大聲疾呼：“故宮文化及其藏品實有世界價值，歐美人士來遊北平，莫不嘆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數。且故宮所藏與革命史料有關者頗多，段祺瑞因此屢次思加以摧殘，張作霖也有提取故宮物品之議，賴多方之護持，始未得逞。今經委員提議廢除故宮博物院，拍賣故宮一切物品，是何居心本會保留古物，職責攸關，心所謂危，不敢緘默，明達諸公，必能排去邪議，保障文化。敢請仍照原議，設立專院，使垂久遠，後來學者幸甚，世界文化幸甚！”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張繼的呈文，否決了經亨頤的提案，指令國民政府遵照執行。一場風波過去，故宮博物院化險為夷，10月5日，《故宮博物院組織法》頒布，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直隸于國民政府”。
屬國家博物院的故宮博物院，由國民政府任命了27名理事組成理事會，決議一切重要事項，其陣容之強大，儼然國民黨中央與政府領導機構的核心。經理事會推舉、國民政府任命，由李石曾任理事長，易培基任院長，張繼任副院長。按故宮博物院組織法規定，博物院下設秘書處、總務處、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並就理事會的職權，及5個處、館的職責作了明確的規定。
至此，故宮博物院有了法律上、組織上的保障，迎來了專家所說的“鼎盛時期”。 (摘自《文史精華》2004年11期)
（來源：國際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