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莊靈
台北故宮的修建
國寶南遷途中
“自從宣統出宮，我便入宮，當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個維護民族文物國家重器的老宮人……”
上面這句話，是我的父親莊嚴先生於70年代從他服務了一輩子的台北故宮博物院退休後，所寫的一篇自傳式文章“宣統出宮我入宮”中的一句話，似乎相當自豪地點出了他與故宮國寶之間，緊密相連、特殊非凡的一生。
初入故宮
父親是民國十三年(1924)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後，經沈兼士教授推薦，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助教，並兼任國立古物保存委員會北平分會的執行秘書；年底再經沈教授推薦，進入剛成立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為事務員，開始參與清點清宮文物的工作。
在“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文物期間，有三件令父親印象深刻的事，他在文章內這樣寫到：“……有一天，我在清點文物的時候，竟然看見養心殿的書桌上，還放著半個吃剩的蘋果；那是遜清宣統皇帝溥儀，在他居住的地方，突然聽到國民政府命他即刻出宮的消息以後(當時宮外站滿了軍警等候他離開)，驚惶之餘，便把手裏那半個還帶著齒痕的果子，匆匆丟在桌上了！”另一件是：“宣統出宮的時候，在他的行李鋪蓋當中，居然發現一件赫赫有名的國寶，那就是三希堂的三希之一——晉代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於是立刻就被駐警扣留。(筆著按：這件乾隆最珍愛的書法名跡，至今已成為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至於其他的二希——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遠帖’，很早就被溥儀的庶母瑾太妃偷偷賣到宮外去了。”
第三件更是有趣：“我還記得那時候各宮清冊的編排，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順序來排定的，當時被編列為天字(乾清宮)第一號的物品，竟然是一張‘二層木踏凳’；這是一張放在屋內用來開關門扇用的紅油木器，沒想到竟成了故宮天字第一號的文物。”
1925年雙十節，“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成立，原有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同時撤銷；於是父親從此進入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工作。後來聽父親說，最早的故宮理事會，除了理事長李煜瀛(石曾)和院長易培基外，當時的政治人物像黃郛、鹿鐘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衛、吳敬恒、譚延闿、李烈鈞、蔣中正、宋子文、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戴傳賢和胡漢民等人，也都擔任過故宮的理事。
文物裝箱與南遷
民國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突襲瀋陽北大營，發動侵佔我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翌年即扶植溥儀為滿州國傀儡政權，並且進攻熱河，窺伺華北；1933年更攻陷山海關，平津震動。當時故宮在平理事會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故宮文物南遷；而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當即指示文物暫遷上海租界。其實在此之前，故宮為考慮文物的安全，已經命各管處挑選文物，裝箱放置，以備必要時移遷；父親在當時即參加了各種不同文物的裝箱工作。
提起裝箱，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對於司職文物保管維護的博物院同仁來說，都是一樁史無前例的艱難任務。當時是如何完成的，今天翻閱父親的著作《山堂清話》135頁有關故宮文物的裝箱與南運篇章中，就有比較詳細的記述：“三館雖然從事裝箱，而難易卻大不相同……最困難的自然是古物館與秘書處所裝的箱件。中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紙，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銅器，看其形狀似乎堅強，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細之物尚多，裝時各有困難；這是圖書、文獻二館沒有的……我們的做法是，將庫中自乾隆以來，由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所裝載的瓷器箱，打開來看，他們是怎樣包裝的。然後又向琉璃廠各大古玩商店，詢問他們是怎樣將珍貴古物裝箱出口的辦法；同時再請他們到宮內，作一次示範表演。然後我們也就依樣畫葫蘆，如法泡製。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專家；我們有些人，裝置若干時日以後，對於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導，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別人裝箱了。……我們由領教觀察和實地經驗得知裝箱的密訣，不外下邊的四字真言，就是穩、準、隔、緊。……”如果歸納父親文中所言，就是用“謹慎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使件件相隔離”，然後包紮成為一個“堅實的整體”。也就是由於這種戒慎恐懼的心情和認真實在的工作態度，才能使得後來經歷上萬里播遷的數十萬件故宮文物，幾乎做到毫發無傷。
1933年元月，故宮把分屬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和秘書處的重要文物，一共包裝了13491箱，在北平市長周大文的協助下，排除各項反對阻力，將第一批于2月5日連夜運出午門裝上火車，並在重重軍警的戒護之下，于2月6日清晨駛離北平車站；從此展開時至今日已經超過70個年頭的文物南遷之旅。
從2月到5月，文物前後共分5批從北平經平漢、隴海轉津浦鐵路運到浦口，再換江輪到上海，分別存放在法國和英國租界；事實上除了故宮，還附帶運出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及國子監的6066箱文物。1934年故宮理事會通過在南京朝天宮旁修建永久保存庫，並且在1936年八月完工，於是原存上海的四單位文物，便在當年年底，全部用火車運到南京新庫存放。
在此期間，我國政府為了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35. 11~1936.3)，特別請故宮遴選了735件精品，裝入80個特製鐵箱，運到英國參展。當時故宮就選派時任古物館科長的父親，以中文秘書的名義，與4位故宮同仁，一同押運文物，搭乘英國海軍巡洋艦，前往倫敦參與盛會；這也是故宮文物首度到外國進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覽。
1937年“七七事變”後，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故宮的馬衡院長為了國寶的安全，當即呈請選擇精品文物，先行撤往安全地區。經行政院核準後，就以1935年參加倫敦藝展的80箱文物精華，連同初選後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選若干重要文物，一起裝入這80大箱，就在“八一三”淞滬戰役的次日，裝上招商局建國輪溯長江到漢口，然後從武昌換乘粵漢鐵路火車運到長沙，借湖南大學圖書館暫存；之後因戰事轉劇，再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軍護送下，分兩批搭乘卡車，從長沙經廣西桂林到貴州，等到兩批文物精華都運到貴陽時，已是1938年元月；當時文物就寄存在六廣門的委員長行營內。為了考慮文物在貴陽的安全，一年後故宮當局決定把它們再遷運到黔西安順縣城外的一個石灰岩天然洞穴—華嚴洞之內，並且設置了“安順辦事處”。執行這第一批南遷國寶的押運者和負責人，就是父親莊尚嚴先生；而筆者就是在1938年的11月在貴陽出生的。
文物的遷徙
繼80箱精品之後，還存放在南京的四單位文物，從1937年11月開始，一共由招商局的江安輪和黃浦輪運出9331箱先到漢口；1938年1月到5月，再分19批搭乘小型江輪西運重慶，分別存放在南北兩岸的七座倉庫中；馬衡院長一行隨後抵達，旋擇地在海棠溪向家坡成立“故宮重慶總辦事處”。十月，日軍入侵武漢，同時日機也開始空襲陪都；1939年5月，日機瘋狂轟炸重慶市區，政府下令于23日前將全部存渝文物先運宜賓，再于7月間從宜賓分27梯次經泯江運到樂山安谷鄉的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並設置了“樂山辦事處”。
1937年年底，原存南京未及和第二批一起水運重慶的文物，在留京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另以火車分3次一共運出7288箱；從浦口經津浦線先北上徐州，再轉隴海線西行到陜西寶雞，于關帝廟及城隍廟暫時存放。1938年初潼關吃緊，政府命令文物繼續疏散；在西安行營的協助下，先調派卡車將文物經陸路翻越秦嶺運到漢中，分別暫存于南鄭和褒城的文廟、大廟及祠堂；由於此地不適文物存放，也不安全，最後馬院長決定把第三批文物全數運到四川峨嵋；於是幾經越溪翻山的艱險跋涉，從1938年5月一直到1939年2月，才把原存南鄭的四千多箱文物先運到成都；又經過將近5個月的努力，才終於把已運成都和尚留在褒城的文物，全部運到峨嵋東門外的大佛寺和西門外的武廟兩處倉庫存放，並設置“峨嵋辦事處”。 從1933年元月到1939年七月，三批從北平運出的南遷文物，至此才算暫時安頓下來。
安順華嚴洞的記憶
筆者一家人(母親申若俠和三位兄長莊申、莊因和莊吉吉)，從戰前開始，就和父親一起，追隨故宮文物，從北平而上海而南京，在1939年年初來到黔西安順；一直到1944年12月離開貴州為止,在那裏幾乎住滿5年。而安順和華嚴洞便成為筆者有記憶以來，最早的一段印象十分鮮活的生命印記。
當時我們全家賃居在安順縣城內東門坡一幢兩進木造民宅的右側廂房，辦事處設在文廟，而古物則庋藏在南門外的華嚴洞。平日父親和他的故宮同仁經常為公務往返于辦事處和華嚴洞兩地，家中大小事務幾乎全由母親掌理。
貴州原本窮困，戰時物資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艱苦。那時父親和同事的薪水常常無法按時匯到，為此母親還得每天走好幾裏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國文(母親是北平女師大的畢業生)，以貼補家計。儘管當時吃的都是羼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下飯的菜主要要靠辣椒粉和醬油；穿的衣服全有補釘；書籍都是用發黃的“毛邊紙”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書和做功課，桌上只有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可是由於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們也就完全沒有吃苦的感覺。
每逢假日，父親常會帶著哥哥和我步行到華嚴洞去玩，偶而還會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閣樓會詩寮過夜。我只記得華嚴洞裏又黑又深，走路到不了底，有些地方還會滴水；當時對於像裝運文物的箱子是如何貯放的，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但是對於每天清早，負責守護文物的一連駐軍，都會在洞口外的土場上集合，然後踏著整齊的步伐，一面高唱著雄壯的“大刀進行曲”的樣子，倒是記得很清楚。
天氣好的時候，父親和故宮同仁常會開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分批取出，在廣場上攤開“曬晾”；這時我們都會好奇的在一旁觀看，父親便乘機將有關名畫的內容和作者，講給我們聽，讓我們對於這些歷代名跡，開始留下深刻的印象。
川黔路上
1944年年底，由於日軍已經攻陷獨山，貴陽告急；這時政府為了這批存放在華嚴洞80箱文物精華的安全，決定將它們也撤往四川；於是筆者全家便又得緊急處理所有家用雜物(我還記得當時我和哥哥都陪母親在東門坡的街角邊，擺過兩天的地攤；當時連補過的襪子都有人要，)再度和古物一道，登上輜汽一團獨汽四營的15輛褐綠色有篷軍用卡車，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告別已經居住了5年的安順，循著川黔公路往四川進發，展開抗戰後期第一批文物躲避戰禍的最後一段旅程；那年我6歲，才剛剛念完幼兒園。
筆者記得很清楚，車隊出發的時候，兩旁都是扶老攜幼挑箱逃難的難民，綿延有好幾里長。一路上我們經過貴陽，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緩慢駛過只用木材搭建走起來嘎嘎作響的烏江大橋；在遵義附近驚異地看到低空盤旋的日本偵察機；吃力地走過七十二彎，再翻過險峻的婁山關，才漸漸接近四川地界。
一天中午，當車隊停在一處有人家的山坡上打尖時，看到父親和他故宮的兩位同事，每人手裏捧著好幾簍又紅又大的橘子和廣柑，笑呵呵地慰問各車駕駛員的辛勞時，我們才知道，已經來到了天府之國。
80箱文物在四川的第一個落腳處，也就是“巴縣辦事處”的所在地，是川南巴縣一品場的石油溝——我國最早開採石油的舊址，只有一條專供卡車輸運天然氣的碎石公路可以通到外面。那裏地處偏僻山坳，兩邊是長滿竹樹的崖坡，谷底有一條山溪，水聲潺潺，後來父親將石油溝取了一個饒富詩意的名字——飛仙岩。當時古物存放在油礦區留下的舊房舍裏，人員也都利用原有的簡陋舊屋安頓。
飛仙岩的教化
由於飛仙岩地處深山，平日人跡罕至，附近也沒有學校可上，於是父親便以自己的方式來教育我們，這也是我們兄弟領受將中國文化藝術融入現實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術教育的開始。
和安順一樣，這裡因山區多濕，書畫也必需乘天氣晴和時取出曬晾，於是在父親的帶領和講解下，我們不僅逐漸認識歷代的名畫家，甚至對他們傳世作品的畫題和內容也都能熟記於心。常常每晚臨睡前，父親會指導我們玩一種“名畫接龍”的遊戲，要每人按朝代、畫家和作品的順序接龍。譬如父親先說：“宋代”，大哥就會接說：“董源”，那二哥就要接說：“洞天山堂圖”；這時三哥便得接說另一朝代，由我再接說畫家名字。如此持續背誦接玩，直到有人說錯認輸，或玩累睡著才停止。這樣多日下來，使我們對於看過的故宮名畫，漸漸都能牢記在心了。
儘管我們在飛仙岩的物質生活和安順一樣艱苦，但能每天都與大自然為伍，協助母親養雞種菜，或到竹林裏挖筍採蕈；偶而還會跟著辦事處的工友們翻山越溪，到鄰近的村落龍岡或仁流去“趕場”，採購糧油和日常用品，精神上倒是自在富足的。
勝利後到重慶
1945年8月，日本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國辛苦的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當年秋天，故宮博物院重慶總辦事處隨即規劃復員南京事宜，並擬定四項原則：一、所有疏散後方之文物，仍遷回南京。二、文物復員按巴縣、峨嵋、樂山次序，先在重慶集中，再循水路直運南京；國子監石鼓十箱及石鼓文音訓碑一箱，因體積龐大，重踰噸余，則由陸路回京。三、商請經濟部同意，撥交重慶南岸海棠溪向家坡貿易委員會舊址，作為臨時集中庫房。四、臨時集中庫房之接收整理事宜，由巴縣辦事處莊尚嚴主任率同仁辦理。
1946年一月，原巴縣辦事處所藏的80箱文物精華，再度由卡車北運重慶。印象中這趟從飛仙岩到重慶的旅程，和一年多前從安順來時完全不同；一來大家心情都很好，二來天氣晴和，一路兩旁都是翠竹綠樹，讓人更感愉快，而不到一天的行程，很快就讓我們到達戰時最重要的大城市——陪都重慶。
我們在重慶南岸向家坡的新住處，是我有生以來最寬舒的地方。房子建在山坡的平緩處，大概是原來貿易委員會主管的居所；雖然是平房，但前面有個種了花草的庭院，屋後則是一大片松林，旁邊還有好多李樹；從林間空隙處看出去，可以遠眺長江和對岸的重慶市區。在這裡父親的工作十分繁忙，由於人員不足，母親也被延攬進入故宮，協助整理三地文物與同仁會集後，以及復員南京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1945年初到1947年夏，我們兄弟都恢復了學業；大哥和二哥分別在山坡高處的南山中學和山後面的廣益中學讀書，而三哥和我則在坡底下的好職國民學校就讀。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打我出生以來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從1947年春天開始，像又大又重的國子監石鼓和一萬六千多箱的各單位文物，又開始分批從向家坡啟程，以民間的貨運卡車陸續載運下山，或到海棠溪碼頭去搭船。當時馬路就從學校進門處經過，每天都有好幾部卡車停在路口的馬路邊上，碰上我們放學出來，有些淘氣的同學便會用雙手把自己吊挂在卡車後廂外側下緣的金屬橫桿上玩。有一次，我也和同學一塊去攀吊一輛貨車的後尾，沒想到車子突發開動，嚇得同學趕緊放手落跑，我因緊張過度，當時不敢松手，以致勾縮著小腿被貨車拖行了好長一段路；當時只記得自己沒命的大聲叫喊也沒人理會，所幸後來情急生智，在車子開過一段泥濘路面時趕緊撒手摔下，結果兩腿膝蓋已被路上石子磨得皮破血流；為此回家後被雙親好生訓斥了一頓，並且請假在床上躺了好幾天。
復員南京
1947年六月，我們全家還有好多故宮重慶辦事處的同仁，又和古物一道，登上一艘有著朱色船身白色艙橋的華114號大登陸艇，一路從重慶順長江東下；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坐船，感覺比坐車還興奮。甲板好大好平，即使航經山高水急的三峽，也不覺顛簸和驚險。一路上我還依稀記得，父親曾指著兩岸插天的崖壁，告訴我們哪是夔門的刻石，哪是白帝城和古棧道，哪是牛肝馬肺峽，哪是雲蒸霧繞的巫山十二峰。……好幾天的航程，感覺上愈到後來江面愈寬，等到兩岸已經完全看不到山陵，又走了好久之後，終於來到了南京。
當年12月，故宮所有南遷到大後方的文物，都悉數運回南京，存進朝天宮的永久庫房，復員工作至此告一段落；而故宮北平及南京兩院區的院務，也漸次恢復舊觀。這時候南京院區主要辦理的任務有三：一是將古物陳列所的5415箱文物，移交給準備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二是點查1938年淪陷在南京未及後運的2954箱文物，除少數錯誤外，均完整無缺。三是開箱逐件清點已復員的文物，並與原始清冊比對，結果並無缺失。
南京分院庫房馬院長
故宮南京文物庫房，是一幢堡壘狀方形的三層高樓宇，建築外觀巍峨堅實，內部空間更大，當時分院同仁都在裏面辦公，至於同仁的宿舍，就蓋在離庫房大樓不遠的冶山旁邊，每幢都像俯放著的半圓柱體；房子用簡單的木料懸空搭建在水泥墩上，因此又被稱做“活動房屋”。由於屋頂都包被著黑灰色的鐵皮浪板，所以夏天室內熱如烤爐；放假時候我和哥哥都會躲到庫房的廊檐下面去看書，或者到一旁冶山的樹蔭底下去翻石頭捉蟋蟀。1948年我已在隔壁的朝天宮小學讀四年級，哥哥們則已都到城裏去念市立中學了。
由於國共齟齬日深，並且已經爆發內戰，當時分院所有的人都逐漸感受到時局的壓力，就連我們小孩子，也會從大人口中約略察覺到一股不尋常的氛圍，正悄悄在週遭漫延。抗戰時，父親經常提到的馬院長，一直到這時，我才第一次見到。
馬衡院長是父親北大時的老師，對父親非常器重提攜，寫得一手好字；個子不高，梳平頭，長方形的臉龐留著短髭；平日都穿著整齊的西裝，講話聲音低沉和緩，為人穩重親和，故宮同仁對他都十分尊敬。我還記得有一次父親帶我到他的辦公室，他還和藹親切地垂問我的學業和興趣。其實對於馬院長的印象，我只有記得這些；一直到長大之後，才慢慢知道，原來他和父親對於後來文物是否要遷運台灣，兩人意見竟是完全相左的。
文物遷臺之前
1948年9月，中國共產黨東北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濟南淪陷，徐蚌前線戰雲密布，南京動蕩不安。11月故宮常務理事集議，決定以600箱為範圍，選擇文物精品遷運台灣。其實早在徐蚌戰情轉急之前，故宮理事即已頻頻商議疏遷，以策文物安全；然移運之目的地卻一直議而未決。11月10日行政院長兼故宮理事長翁文灝，邀集常務理事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徐森玉、李濟等召開談話會，會中各理事一致主張疏散運臺，並由理事會秘書杭立武(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負責籌劃。另朱家驊以教育部長身份，建議擇精遷運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傅斯年則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考古文物，價值不下故宮，亦宜隨同搬遷；朱、傅二人之議，均獲各理事同意。12月，中央博物院理事會集議，通過選擇最精品文物120箱，隨同故宮文物運臺。之後，故宮與中博籌備處理事會合議，決定在第一批文物運臺之後，應盡交通工具之可能，將兩院其餘藏品，一併疏運。
當故宮常務理事議決文物遷臺之後，行政院曾函電人在北平的馬院長起程來南京，又囑選擇原留北平文物精華裝箱，分批空運南京，以便安排疏散。馬衡院長旋將珍品文物編目造冊報院，但以身患心臟動脈緊縮症為由，婉拒南下；對裝箱一事，則再三吩咐同仁：“要穩，千萬別求快；安全第一，絕不能損傷文物。”於是裝箱進度乃趨緩慢，延至平津戰事日益激烈，馬院長下令將故宮對外交通全部關閉，嚴禁車輛通行，以致選裝之文物精品箱件，一件都未運出。後來馬院長也一直留在大陸，繼續在北京故宮服務。
筆者于1980年父親在台北過世後，聽專攻中國美術史的大哥莊申告訴我，當1948年父親已經奉派押運第一批文物，即將從南京啟程到台灣的時候，人在北平的馬院長曾經致函父親，如果父親決定要護送文物去台灣，則他不惜與父親斷絕20多年的師生之情。其實來到台灣以後，筆者一直都和父母親同住，卻從未聽父親談過這樣的事；也許這是父親當年徘徊在國家命令與師生情誼間，於是不得不作決擇而造成的一處最不願被觸及的內心隱痛吧！
從南京到台灣
1948年12月，我和哥哥們隨同雙親及另外三位故宮同仁，都以押運員的名義，伴隨著第一批運臺的320箱故宮文物精華，穿過擾攘混亂的南京下關碼頭，登上灰色的海軍中鼎號登陸艦，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中央圖書館的文物和人員，一同啟程航向東南方的大島——台灣。那兩天海峽天氣陰沉，海面風強浪高，壞了一個推進器的中鼎號在海中前進，左右前後上下搖晃，人睡在大統艙，由文物箱子堆棧成上面鋪蓋著油布的平臺頂上，覺得自己就像被不斷搖篩的煤球。記得靠近艦首的地板上，栓著一隻黑色大狼狗，晚上看它眼睛是綠的，由於暈船的關係，嚎吠得十分難聽，而且不時伸頭嘔吐，害得招呼它的水兵趕緊端著大桶來接……。這樣熬了四五天，登陸艦終於在26日的早上，錨泊在風和日麗、四山青翠、碧海如鏡的基隆港。第一批文物就這樣在曆盡劫波之後，平安地到達了台灣。
事實上，遷運到臺的文物，除了第一批之外，還有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分別搭乘海滬輪和崑崙號運輸艦，在1949年的元月六日和二月二十二日運到了台灣。
父親與在臺文物
從1949年故宮文物到台灣後，先暫放在楊梅火車站旁的倉庫、接著又遷運至台中糖廠倉庫寄存、後來才長置在霧峰北溝的專用庫房，其間于1961-62年還選赴美國五大城市巡迴展覽，一直到1965年八月台北外雙溪故宮新館落成，父親都始終參與其事；這20年間，他也從主任、古物館長、一直升到副院長，並且持續工作到1969年才榮退。如果用父親自己所寫文章中的話：“從我民國十四年(1925)跨進故宮當事務員那一天開始，一直到民國五十八年(1969)由副院長職務上退休為止，前後四十五年，始終不曾離開故宮一步；自嘲是‘從一而終’，亦不過甚。”
石鼓和三希堂帖
回顧父親與故宮文物間密不可分的一生，有得意也有遺憾，得意的是有關石鼓的包裝。
1933年二月，當文物即將運離故宮之前，一天父親接奉院長密令，要他負責把安定門內國子監兩廡的秦代石鼓包裹裝箱，和故宮文物一起南運。初獲指令時，父親面對又大又重且又極易損壞的石鼓，不知如何是好，經請教老友大收藏家霍保祿先生後，霍氏將包裝石鼓的密方完全告訴了父親，而父親也就根據這一密方，集合人手，十分謹慎小心地把石鼓上已有風化現象甚至裂縫的地方，按照密方指示用鑷子將極薄極軟的濕棉紙，一絲一縫的逐步仔細填實，然後再一層層包裹捆紮妥當，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終於完成這項艱巨的包裝工程。抗戰時這批石鼓曾經先由陸路先運上海，後轉南京；1937年抗戰爆發，這批國之重器又由南京經陜西運到四川；1945年抗戰勝利後，又再從四川經湖北江西回到南京，它們使用過的交通工具，除了飛機外幾乎全部用盡。這批石鼓自從戰前在北平裝箱，一直到勝利還都，20多年來始終不曾開箱看過；後來父親隨文物到臺，因為石鼓留在大陸，無法得知它們的保存情形，因而懸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寢食不安”。這樣經過許多年，有一回，大哥莊申(在香港大學藝術系做主任)由香港寄回一張照片，並且談到有關石鼓的事。這是由葉遐庵先生(葉公超先生叔父)所著的一本專談中國藝術的書《遐庵談藝錄》，內中曾經談到石鼓後來開箱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故宮有設置銘刻館之議，因約同人于英華殿開箱檢視有無損壞，余與焉。啟箱則氈棉包裹多重，原石絲毫無損……。”當時父親看到這段文字，內心十分激動，他後來在《山堂清話》書中寫到：“當我看完這段文字之後，不僅如釋重負，內心更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來對於這批國寶之運遷與維護，終於得到圓滿的交代。”
另外，談到父親此生的遺憾則有兩件：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在台灣重新聚首。這在《山堂清話》的“我與中秋、伯遠二帖的一段緣”中是這麼寫的：“民國二十二年(1933)，階升為古物館科長，由於當時北方情勢吃緊，當局惟恐爆發戰事，北平有遭受戰禍甚至淪陷之虞，於是決定文物南遷。第一批由我與同仁負責押運，臨行前，郭世五先生特別邀請馬院長及古物館館長徐鴻寶(森玉)先生和我到他家吃飯(就是坐落在北平秦老衚同的觶齋)。……飯後並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觀賞，其中赫然有中秋、伯遠二帖。三希帖為人間至寶，人世眾生蕓蕓，幾人能有機緣目睹一面，而他個人居然獨擁其二，實在值得自負。那時候郭先生曾當來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說，在他百年之後，將他擁有的此二希帖，無條件歸還故宮，讓快雪、中秋、伯遠三希再聚一堂，而且戲稱要我屆時前往觶齋接收。沒想到匆匆一晃，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雖然今天早已事過境遷，然而此事在我腦海，卻始終記憶猶新。……民國三十八年(1949)政府遷臺，郭昭俊先生曾攜中秋、伯遠二帖來臺，舊事重提，欲履行他父親生前宏願。由於郭府逃離大陸時，家產散盡，故希望政府能在‘賞’他一點報酬的條件下，他再將二帖‘捐贈’出來。可惜政府那時剛來臺不久，一切措施尚未步上正軌，財源短絀，實在無力顧及於此，希望以後再從長計議；以致二帖重回故宮之事，不克實現。後來聞郭先生只好攜此二帖遠去香港，不知如何，中秋、伯遠轉售給大陸政府。一直到最近我因腸疾住院，老故人徐森玉先生公子伯郊先生，帶來香港由某書局印製的伯遠帖復本，消遣玩賞之餘，不禁感慨萬千，不知何年何月，三希帖才能重新聚首！”
而父親第二件最大的遺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親自帶著這批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寶島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宮，回到他成長求學、立業成家、浸潤深耕歷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永恒故鄉。
1980年父親因腸癌病逝台北時，一生至友臺靜農世伯送給他的輓聯是這樣寫的：歷劫與建業文房並存，平生自詡守藏史；置身在魏晉人物之間，垂死猶懷故國心。
每當我想起這幅輓聯，就會想起父親，想起故宮，想起那一段兒時和哥哥們追隨南遷文物一起播遷長大的動蕩艱辛歲月。（作者：莊靈）
(文章來源2005年9月《DEEP中國科學探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