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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巴金
僅憑早期的《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巴金就已經確立了“巴、老、曹”並稱的巨匠地位。但因為有了5卷本、40多萬字的《隨想錄》，不但使他的文學創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講真話”的巨大的勇氣，而成為一個特殊時代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榜樣。正如魯迅已經不僅是中國文學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標誌一樣，巴金是作為民族良心和品質的旗幟而被人們所崇敬。
“想不通”：通過受苦凈化心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使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感到驚喜，發出了迎接黎明的歡呼。這在巴金的思想發展上也呈現出歷史的轉折。他毅然投入到新社會的懷抱，義無返顧地跟著時代的步伐向前邁進。只是以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不少知識分子陷入困境，尤其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巴金也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受到莫大的衝擊。
文革開始後，巴金被當作“上海文學界最大的罪人”來批鬥，接著就是無數次迫害接踵而來。
一個晚上，幾個中學生翻墻進來，為首的只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宋的幹部子弟，他們都是經過天安門城樓檢閱過的紅衛兵，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為他們壯過膽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將”。他們蜂擁進入中門，一聲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來。蕭珊看他們深夜闖入，來勢洶洶，怕巴金被他們揪走，就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報告情況，要求民警出來干預。誰知派出所只有一個人在值班，迫於眼前情勢，不敢出來管。而那個為首的紅衛兵發現了蕭珊的行動，跟著趕到派出所，竟然當著民警的面，用銅頭皮帶對蕭珊狠狠地抽了一下，以至左眼內出血，眼圈四週發黑，作痕長時間沒有消退。並把他押回來，同巴金和他的兩個妹妹以及還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的21歲的女兒小林一起關在廁所裏。蕭珊挨銅頭皮帶打的這件事讓巴金終身難忘。
巴金天天晚上要吞幾片安眠藥，才能入睡，他的滿腦子都是“想不通”，他雖然想不通，但又懷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徹底。現在他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受苦，來凈化心靈，你們鬥他，他低頭認罪，你們高舉雙手喊：“打倒巴金！”他也高舉雙手，高喊：“打倒巴金！”
《隨想錄》：“講真話的大書”
從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別是蕭珊的去世，巴金經歷了終身難忘的迫害、淩辱。因此“四人幫”垮臺後他的反思如巨濤翻滾，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a發泄出來。
於是在“文革”之後，巴金用了8年時間寫了150篇《隨想錄》，計有42萬字。巴金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一部代表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價值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學範疇。
巴金在《隨想錄》(第2集)的後記中說：“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揭露、控訴、講真話，構成了《隨想錄》的基本格調。它的可貴之處在於：在“文革”後極左思潮還禁錮著人們的思想之時，巴金率先拿起筆來開始“吶喊”。巴金比較早地提出“文革”不僅僅是“四人幫”的事，每個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參與者，是推波助瀾者，是有責任的。並且巴金首先拿自己開刀，認為自己在“文革”中也說了假話。所以巴金在《隨想錄》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說真話，認為“文革”的產生是由說假話造成的。巴金說，說的真話並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話的基礎上產生的。
他寫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個集子的合訂本的序言中所說：“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
捍衛“講真話”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要做到完全講真話，都是十分艱難的。當年巴金雖然不能完全地公開講真話，卻實實在在地為中國文學辦了幾件大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如果沒有巴金的奔走呼籲現在還不知在哪呢！他親自創辦的《收穫》雜誌在新世紀的今天也是公認的中國一流的發行量最大的能發表真正的優秀文學作品的刊物，而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講真話是分不開的。巴金以《收穫》為陣地發表了大量在當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作品。
但即使到了《隨想錄》已經出版，老人宣佈擱筆以後，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仍然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1991年，北京一家報紙上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於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頭上潑去，甚至把“說真話”與“自由化”聯繫在一起，誣陷“真話”是“投向黨和人民政權的石頭、槍彈”。這種言論裏包藏的禍心，老人不會不知道，幾年來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不再發表驚世之論，以求安全度過晚年的平靜生活，可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須捍衛這個經過幾十年慘痛教訓換來的人生格言。
於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巴金學術研討會上，老人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那些文壇上的鬼魅們：“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老人真的火了，他憤怒地說下去：“因為病，我的確服老了……以後我很難發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
(據資訊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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