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終於走了，棄世而去了；其實他早就難言難語了，象徵性地活了多日多月多年，但他一生的言語使他永生。
人常妄言永生，永恒，狂呼“萬歲”，其實沒那麼八宗事。尤其“萬歲”一詞源出封建王朝的山呼，多少人上人，如希特勒，乃至超希特勒之流，自期“留芳千古”，卻遺臭都難，人們、人民、人類一提他們就煩，不能不一提他們只為警惕各種類型禍害人世的恐怖主義。
所以我是同意少喊或免喊“萬歲”的，無論對人物或事物。然而對巴金的亡故，我怎麼最想高呼哀呼的卻是“說真話者萬歲”呢？因為吾師正是一位偉大的說真話者。巴金常說他自己是個普通人，的確普通，並且他的普通話說不好，總是帶著四川味，如他書中的人物覺新、覺慧……如他的哥哥堯枚、堯林……但是他決心說真話，尤其在劫後余生中，在《隨想錄》中。
說真話就這麼重要嗎？就是！說真話就是說人話，說真話才通達到真正的人際交流。說真話不一定說的就是真理，然而惟說真話才能達到真理。人民人類所憧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世間各種教派、政派各所呼喚的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英特納雄耐爾……人間天堂才能出現于宇宙。
值此時刻，我想起了苦難，苦難中的巴金。他以及比他小近20歲的我，都是生長在苦難的時代，國恥重重、憂患重重的時代。我最初讀到他的作品，是在上世紀30年代初期，我正在青島上初中。家門口有個“荒島書店”，是地下共產黨人開的，我或站或坐、或搬回家來讀的書，就有冰心的《春水》、《繁星》，魯迅的《吶喊》、《徬徨》，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還有蘇聯的《鐵流》、《毀滅》……此中最使我觸目驚心的是巴金的《滅亡》與《新生》，還有他譯的《夜未央》。那裏面火熱地提到革命，提到生死搏鬥，雖然我也鬧不清是什麼樣的革命，總之是推翻不合理、壓榨人的社會，呼籲著舊的“滅亡”，新的“新生”。總之我是在這“荒島”的叢書中聽到了人的呼聲。
隨後，我到了天津。上了南開高中，遇到了我的一位恩師英語老師李堯林，他是李堯棠（即巴金）的三哥。他使我解讀了雨果《悲慘世界》裏的警句：“生命不是取，而是予。”（“Lifeistogive，nottotake.”）堯林師又使我解讀了王爾德的原文《快樂王子》，敘述立在街頭的一個王子的銅像，其身上的華麗金片，乃至最後的寶石眼睛，都請一個小燕子啄去，送達了王子佇立街頭望到的不幸人家。最後王子只剩下一身破銅爛鐵，為王子奔走的小燕子也疲憊地倒在了王子腳下……後來我又見到了巴金的譯文。當巴金的《家》出現的時候，我和同班同學黃裳不禁總在堯林老師的身上尋找“覺民”的影子，當然地沒尋到什麼，或說想像地尋到了許多。後來和巴老通信成集，成為知交的楊苡姐也屢屢提到巴金特喜愛的《快樂王子》和雨果的取與予的警句。我師，我姐，我們均可說沒什麼宗教信仰乃至政治信條，但我們所宗都是斯時斯地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
上世紀4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做話劇演員，常去堯林師住的霞飛坊，也就是巴金在上海的舊居。我望著滿壁的圖書，雖無入廟堂之感，卻有得入“陋室”之幸。我是怎樣初見巴金本人的，記不得了。只記得已是抗日勝利後的上海，黃裳帶我去的，他早就以堯林弟子的身份拜識，巴金已幫他出了不止一本書。解放前夕，我寫出了自己第一部成型的話劇《大團圓》,是巴金為我出的我的第一本書。時我正肺病臥床近兩載，黃裳送書來，對我說，“老巴說他北京話不行（我的劇本寫的是北京人講的北京話），可能錯校不少。”多年來，我不止一次翻閱，未見一字之錯。巴老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翻譯家，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編輯家。他從來不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文壇活動家，卻做了最重大的活動——為年輕人出書，出第一本書，甚至親自校對。這些人包括後來大大知名的曹禺、李健吾、劉白羽……，還有失名而又復出的七葉詩人、無名夭折卻在為數不多的讀者中仍有記憶的如鄭逸文……巴金做了多少好事！
“相濡以沫”的時代過去了，進入了“明朗的天”。我只是個很少出席大場面的部隊準作家，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日晴空無雲，亦無敵機，在北韓戰場上，巴金乘了一輛吉普找到了我，雙方並未講多少豪語，卻是感動於並未“相忘于江湖”。多少年過去了，抗美援朝過去了，有多少記載往事的作品，能像以巴金小說《團圓》為藍本的影片《英雄兒女》那樣被人反復觀看？“向我開炮！”當然巴金不是王成，但是巴金寫了王成。
又多少年過去了。另一個極不相稱的鏡頭，也使我永難相忘。又一日晴空明朗，“文革”後期，我和小妹宗英均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監督使用”，我們行走在上海淮海中路上，宗英忽停步，低聲頓呼：“大哥，巴——”又多年後，我問宗英，你是喚了聲“巴——是巴金，巴老？……”宗英說不記得了，也許什麼都沒喊。巴和我們只注目相視無語，我們只有相視無語。宗英和他似還常見，或在過一個“學習班”之類，二人說了幾句還好吧之類。不像在北韓我們那樣說個沒完沒了，我只見到一位白髮蒼蒼瘦骨嶙峋的老者，似曾相識恍如隔世。那時我還不知道蕭珊已去。
我尤記得一日蕭珊請我吃晚飯，巴金當然坐陪。是在淮海中路上白俄開的餐館“Re-naissance”，是否標明中譯“文藝復興”記不清了，卻還記得吃的是葷素均宜的奶油烤蔬菜，是生平所僅嘗的美味。歸營(那時我在軍中一文藝團體故可稱營)，團長和教導員對我說，一文化首長來訪，我未能迎候，他聽說是巴金請我吃飯去了，撂下了一句“不知道黃宗江今後會怎麼發展……”
我總要發展的。後來我去援越抗美敵後活動，遊擊隊裏和越南詩人江南共飯。斯時《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相互並不相識的江南與巴金的通信。我向江南偶然說起，巴金不是中共黨員，江南沉吟片時，嚴肅地說：“這樣的人在越南早就入黨了。聽你說了，我們更尊敬中國共產黨了……”進入“文革”，我在多種感慨中有這樣一感:這樣我們是不是難被尊敬了？
難被尊敬的日子終於過去了。毛主席紀念堂開放，我在列隊中等待進入。我旁邊是一位至高的文化首長,過去我是很難和他列在一起的，現在倒平等列隊了。等候的時間甚長乃作閒談，我告訴該首長，我最近去過上海，見過老巴。他問：“他在做什麼？”我答:“還在寫吧。”“寫什麼？”我隨口而答“回憶錄之類吧。”他說“他沒什麼可寫的……”！！！近年來常見首長筆下言及他如何無言垂淚于巴金病榻前，可見並未忘也是巴金為他出的第一本書，我不免欽佩這種良知的顯現。
我們應有良知。我們——不少的作者群與廣大而又廣大的讀者群是不會忘記巴金的。日來常有人提到巴金夢寐思之的願望，建立現代文學館終於實現了。還有一個更為重大的願望——文革博物館，卻很少被提及，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如巴金在《隨想錄》中所想：“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過去’，才能做‘未來’的主人。”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與時俱進”，“以人為本”。我人微言輕，惟有力學巴金師說真話。
巴金亡也，再無語言、再無歲月，但我想山呼：說真話者長青！（黃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