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述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只有牢牢記裝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20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于謊言。只有牢牢記裝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20年之後痛定思痛，總得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嚴肅地對待自己，想想究竟我們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大家都應當來一個總結。最好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文革博物館”。我終於把在心裏藏了十年的話說出來了。
———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
我想認真總結，使自己不再重復這種糊塗事，並且也不叫別人再幹這種蠢事。但我自己與別人不同，在進行總結的時候，我要自我解剖，自我分析，並不想責怪別人，歸咎別人，而且想通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總結經驗教訓。……我的箭垛首先是我自己，我揪出來示眾的首先是自己。
———關於自我反思
說真話是大勇（1978—1986年）
“文革”之後，噩夢雖過，悲慟難忘，整日面對最親愛人的骨灰，巴金的晚年總是生活在沉重的心理氛圍下。
於是巴金開始了寫作《隨想錄》，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項大工程，從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終以煌煌五卷四十多萬字的巨著，奉獻給人們一部這個時代“說真話”的大書。它滲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實思想與感情，寫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近四十年來心路歷程的偉大“懺悔錄”
“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巴金
人們習慣用“浩劫”來形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確，那種類似于宗教崇拜的狂熱和瘋狂的造神中所展現的人性的醜惡是怵目驚心的，是與現代文明，乃至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以說它的發生與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直接的聯繫。並同時反映出人性層面的醜惡。而審視知識分子在這幕歷史活劇中的表演，挖出隱沒于文化和人性深層的原因，便是我們這個多難民族具有類運動免疫力，在此後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老的《隨想錄》結束了一個迷亂的時代，而開啟了一個尋找與叩問的時代。這是一部由150篇短文組成的散文隨筆集，寫作時間是1978－1987年，當時雖然浩劫已去，人文環境相對寬鬆，但說真話的權力卻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誠的。而這種勇氣和真誠便來自一個從事創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感。“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乾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種膿血。”巴金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此。走出歷史的荒蕪，他沒有醉心於苦難中的甜蜜，也沒有把自己當作受害者和譴責者，而是把自己連同歷史一起押上審判臺，他“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著自己，同時解剖著歷史，他要找出附於文化與心靈上的毒瘡與膿血，為一個民族清算歷史，找出通向未來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他寫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個集子的合訂本的序言中所說：“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無所求也無所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在遭壓抑太久之後終於爆發了。在種種的壓制、報復與恐嚇中，他還是以驚人的意志記下了他人生最後的懺悔。這是一顆高貴的靈魂，他容不得些許的微塵。“60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我們該為善良的老人慶倖，命運給了他時間，讓他給自己的創作生命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同時也給中國作家打制了一個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讀《隨想錄》，已經沒有《家》《春》《秋》裏充滿激情與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會為那近乎直露的浩蕩的情感所淹沒。然而它的平靜而沉實的筆調，卻正適合了一個歷史老人懺悔與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說《隨想錄》的筆調太平淡，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話來回應：“我的寫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絕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舉在頭上’……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裏話。”
對於這樣一個善良而真誠的老人，我們還苛求什麼呢？如果說“文革”年中，在強權和非理性氾濫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缺席的話，（當然，除了那些“獨舉此火”的勇士如顧準、張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給自己補課。然而實際上有許多人並沒有把這一課補上。而我想，只有把這一課補上，這種免疫力才能深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使她永遠遠離歷史的歧途。對於我們，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我們，這本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館，也許就是最好的教材了。
巴金寫作《隨想錄》
《隨想錄》開篇
早在1947年的秋天，《大公報》剛創刊不久的副刊正籌備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輯》，負責編稿的潘際就曾來到了坐落在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霞飛坊巴金的家裏約稿。
若說早年潘際通過向巴金約稿間接地把他出版第一本書———《滅亡》的經過介紹給了讀者。那麼，步入老年後令潘際引為自豪的就是將巴老的封筆之作———《隨想錄》通過他之手，直接地把它介紹給了讀者。
1977年5月，潘際看到了巴金在“文革”結束不久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兩篇散文，這兩篇敞開心懷訴說胸中積蓄11年的感情的作品，使他看到了巴老心中浸透著的血淚和痛楚，但又洋溢著充沛的熱情，從中也透露給他了一個喜人的資訊：從苦難中走出的巴金，他的思想仍那樣的敏銳，他的文筆仍是那樣的流暢。
一年後，當他重新回到香港《大公報》主編副刊《大公園》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老。於是，他寫信向巴老約稿。
這時，正逢日本影片《望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映，這部飽蘸著日本妓女血淚生活的影片剛上映不久，就遭到“文革”中被扭曲了心靈的一些人的無端指責，一時便掀起了大加討伐之風，“剪子”、“棍子”接踵而來。此時，巴老不僅看了影片《望鄉》，而且又仔細地讀了電影劇本。他喜歡這部催人淚下的電影，認為是一部非常難得的好影片，為了給它討回一個公道，說出積鬱在心中的一些話，他在一個月中一連寫下了《談〈望鄉〉》《再談〈望鄉〉》兩篇文章，隨即就寄給了潘際。
也就是這兩篇被巴老看作是“理直氣壯”的文章，後來成了整部《隨想錄》的開篇之作。
作家追憶
海岩：作為一個作家，他是中國文壇的驕傲，也是很多文學青年的偶像。他的文學成就貫穿了整個20世紀，特別是早期的《家》和晚期的《隨想錄》，是現代文學史上的巨著。雖然我沒見過巴金先生，但心中對他一直非常崇敬。不僅因為他的作品，更因為他為人處世的態度，他對歷史的誠實精神。他就是中國文學的良心，他應該是後輩作家的榜樣。
于堅：從巴金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來他是比較激進的，對我國的傳統文化持徹底的否定態度。而後來他所深惡痛絕的動亂年代，卻正是百年來反傳統潮流走到極致的表現。他晚年的反思，就有了否定年輕時自己的成分，因而就顯得尤為重要。
巴金為人很具有寬容精神，他同時代很多文人所熱衷於的鬥爭遊戲，他基本不參與。他主編的《收穫》雜誌是這個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陣地，是個高品質的標準。
余華：巴金在生活中是個很溫和的人，在作品中則能看到他的堅強和戰鬥力。雖然巴金的去世讓人很難受，但我想，巴金把人生小說寫完了才走，而另一位文壇巨擎魯迅人生小說沒寫完就走了。相比起來，巴老的情況更讓人欣慰。(山西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