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金的思想歷程———《隨想錄》、說真話與文革博物館
1979年4月，巴金再次走進巴黎，是在距1928年年底離開巴黎剛滿五十年。
重返巴黎，這是晚年巴金與青年巴金之間精神行程的一次連接。剛剛經歷過“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上。
舊地重遊帶給他的不只是興奮、親切，更是對歷史的反思。“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裏受到的教育。”巴金談到重返巴黎時說的這番話，絕非一般地泛泛而談，而是有著非常具體的歷史內容。因為，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正好在1978年12月開始動筆。
最後的高峰———《隨想錄》
《隨想錄》中的第十篇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給讀者》。正是在這篇文章裏，巴金深情地回憶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個又一個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國偉人：盧梭、伏爾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別強調伏爾泰、左拉為冤屈者發出抗議之聲的舉動。在這樣的回顧中，巴金開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在《隨想錄》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寫交代的經歷。被迫寫交代的經歷對巴金心靈無疑是巨大的折磨。一個在曾把真誠、勇敢作為做人的道德標準的人，怎能不對自己的軟弱行為、對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我怎麼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麼遠離了自己曾經讚美的人格？我怎麼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這是可以揣摩到的巴金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責，在開始寫作《隨想錄》時不住地折磨著巴金。但，正是這種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寫作的動力，這與當年在巴黎寫下《滅亡》中的片段時的精神狀態頗為相似。用他自己的話說，“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
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
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於是，歷史的風風雨雨，一個個朋友的坎坷命運，自己人生的複雜體驗，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對民族帶來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經出現的扭曲。他願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的精神空白。他終於寫作了在當代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
自我懺悔與說真話
巴金一步步逐漸深入的獨立思考，從主張文學“干預生活”開始。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率先倡導自我懺悔和反思。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在文壇盛行，但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自我解剖。進而，他又把反思的範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這一觀點，他表現出來的懺悔意識，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
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國一年之後，巴金又到日本訪問，出席世界筆會大會。在大會所做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裏，他這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在這裡，巴金又一次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意識。
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在我看來，道德懺悔、從全人類角度看待“文革”、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點貢獻。
決定寫《隨想錄》，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復蘇。他對“文革”反思，他對現實的思考，他對自己的解剖，確切地說，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飛躍。《隨想錄》中，那個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靈魂的剖析，而這把手術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懺悔，他所發出的呼籲，大多數與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責有關。他之所以反復鞭撻自己的靈魂，我想就是因為當他重新審視自己在歷次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那些舉動，同他當年為自己確立的道德人格的標準，有著明顯的差距。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倫理學》時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則，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在那些運動中，他並沒有做到用它們來約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這便是《隨想錄》中巴金的痛苦。這便是為什麼他如此嚴厲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樣反復地強調講真話的原因。沒有這種思想歷程的人，對道德人格沒有如此強調的人，縱然有過他同樣的經歷，或者比他更應懺悔，也不會寫出他這樣的作品來。正是在這些反思中，在這些真誠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個整體。
道德過去曾一度被視為虛偽的東西批判過，也有人認為《隨想錄》只是停留在對“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層面而懷疑其價值。但是，巴金卻是在真誠地擁抱著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強調的“說真話”，對於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
儘管巴金在《隨想錄》中的表述比較直白，缺乏理論色彩，但所提出來的命題分明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歷史分量。我們必須看到《隨想錄》發表的具體歷史環境，在乍暖還寒時節，中國思想界仍處在徘徊、遲疑的階段，起伏不定、忽緊忽松的局勢，使許多人無所適從，往往以緘口不語而為上策。但巴金沒有沉默。他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
巴金當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於真誠。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對在歷史轉折時期曾經為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做出巨大貢獻的巴金，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從歷史實際出發，來總結其思想的價值。按照現在的思想水準片面地、脫離具體環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進而予以譏諷和挖苦，並不是真正的思想者應該採取的態度。一個人的思想，很難不受到歷史環境的局限。特別是思想的表述，常常會受到諸多原因的影響，很難做到無所顧忌和隨心所欲。批評巴金，貶斥巴金，這當然不難，但我們每個人要真正擺脫自身環境的制約卻很困難。批評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進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謂“真話”也只能是相對而言，並非全部說出。
實際情況難道不是如此嗎？
在這一點上，他們並沒有超越巴金，與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沒有根本差異。相反，他們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線上。他們正在做巴金努力做過的事情。
其實，巴金當年提出的一些命題，並沒有過時。《隨想錄》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夠在報刊上再度原樣刊登，仍然會閃爍思想的光芒，仍然讓有的人感到彆扭，感到燙手。就像魯迅的雜文一樣，它們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條不停流淌奔騰不息的江水，並非割斷歷史的天外來客。今天的語境發生了變化，載體發生了變化，社會發生了變化。但我們卻不能因為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就忘記了思想解放時期巴金等知識分子的篳路藍縷。難道今天的思想者們，不是歷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輕幾十歲，巴金也會與他們一樣進行思考，在變化了世界裏，繼續《隨想錄》的寫作，繼續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難決定自己的命運，對此他有難言的痛苦。我們不能要求這樣一位老人，為那些並非自己願意、更非自己所能決定的事情承擔責任。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更該做的事情，是歷史地看待他，歷史地評價《隨想錄》的思想價值。
與那些未能挺過來走進新時期的人相比，巴金應該說是幸運的，因為他活到了可以重新獨立思考的時候。曆盡滄桑的他，終於能夠思考歷史和人生，能夠把一段段業已遙遠的流逝而去的歲月重新鋪開在記憶中，用他那經歷過“文革”的精神磨難而變得成熟的目光來加以審視，來無情反思，從而在他的創作生涯中又矗立一座令世人矚目的高峰———《隨想錄》。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沒有《隨想錄》，後人該會怎樣評說巴金？有一點大概可以設想，那時人們心目中的巴金，決不是現在我印象中的這一個。《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學史上光彩奪目，但是，若沒有《隨想錄》，那該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一個殘缺的“巴金”！以我的理解，只是因為有了《隨想錄》，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個豐富而獨特的人格才最後以這種方式得以定型，並且與他早年希望成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實現的努力，無意有意之間形成一個完美的連接。他影響讀者影響社會的，不再僅僅限于文學人物或委婉動人的故事或者強烈的感情共鳴，《隨想錄》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會性歷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學本身的意義。
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
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稱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的原因。
最後的願望：建立文革博物館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件大事一直縈繞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隨想錄》中提出這一構想以來，巴金並不是像有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很快就放棄了這一構想，退縮到只顧編輯個人全集的避風港之中。沒有，他從未放棄過個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療養住所為《十年一夢》增訂本新寫了一篇簡短的序：十年一夢！我給趕入了夢鄉，我給騙入了夢鄉。
我受盡了折磨，滴著血挨著不眠的長夜。多麼沉的夢，多麼難挨的日子，我不斷地看見帶著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蕭珊。夢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撲來。
在痛苦難熬的時候，我接連聽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們都是用自己的手結束生命的。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任何夢都是會醒的。
這是年過九旬的老人再次發出的聲音。這一年，“文革”爆發即將三十週年，多少人沉默著，也有人還在用所謂新的理論來尋找“文革”的好處，但巴金依舊在反思，在呼籲，在提醒人們切勿忘記歷史血的教訓！難道我們還能要求九十歲的老人做得更多嗎？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譯家草嬰來看望巴金時，帶來了一位特別的客人，就是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的有關編寫者。帶來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資料圖片，巴金坐在輪椅上認真地瀏覽。在這本圖錄的後記裏寫到，巴金對他說：“這件事應該做，‘文革’博物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建立。”巴金不僅答應將自己寫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館》一文放在書首，還用顫抖的手為畫冊題詞：“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楊克林後來感慨地說：“這是一位偉大的哲人發自心底的聲音，是我們民族自信的表現。”草嬰擔任大型畫冊《“文革”博物館》的顧問，他在序中這樣寫道：當然，紙上的“文革”博物館不能代替收藏實物的博物館，但在正式的博物館建立之前先有一部這樣的大型圖錄，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也因為這個緣故巴金對這部圖錄的問世感到由衷的喜悅，並對編著者表示真誠的感謝。我深信，編著者所獲得的感激決不止是巴金一人，因為，炎黃子孫將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這樣的歷史悲劇，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分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這無疑是晚年巴金高興看到的一項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還是在杭州，又走來專程從美國來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給巴金帶來的禮物，是畫冊《“文革”博物館》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與巴金商討該畫冊的英文版的翻譯與出版事宜。此時的巴金，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激動地聽方女士講述關於這本畫冊的一切。
他落淚了，他著急地想說些什麼，但卻難以表達。最後，他斷斷續續地說：“我一激動就說不出話。”不必再說。一切巴金都早已表達出來了。與方女士的見面，可能是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最後一次交談。
幾個月後，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個轉捩點。他又一次病危，被插氣管搶救。經搶救，他又一次活了過來，但說話已無可能。
巴金不願意這樣經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搶救，他一度拒絕為他做喉管手術，甚至請求讓他安樂死。
生命在無奈中、痛苦中延續。
每當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裏真的有一種悲涼。
無法避免的現實。三十年代時，巴金就反復地說自己是一個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裏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愛與憎的衝突，這些就織成了一個網把我蓋在裏面……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裏面爬出來，然而我不能夠突破那矛盾的網，那網把我束縛得太緊了。”七十年後，巴金還在重復著自己的過去。只不過如今他面對的是另外一張網，經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縛而已。
讓我們以冷靜的心態、思索的目光，凝望一百年行程中用堅毅的步履艱難行走的巴金吧！
他所經歷的這一個百年，堪稱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迅疾的百年。百年間朝代更疊，制度替換，思潮涌動，風雲變幻。多少風雲人物在百年曆史舞臺上走過。有的如電閃雷鳴，來去匆匆，人們還來不及看清他的容顏，他就消失在無邊的夜色裏，沒留下多少痕跡；有的如大江大河，洶湧奔瀉，波撼千里，人們仿佛永遠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動，聽見不息的迴響；有的如潺潺溪水，沒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壯觀，但它執著，它堅韌，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個人姿態走在歷史畫卷中。
我很難用單一的比喻來概括他。有時他如電，如雷，如激流；有時又如陰雲，如濃霧，如溪水。不同生命階段，表現出不同的感情形態、生活形態。他就是這樣以獨特的生命方式走過了一百年。
他為百年中國創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複雜、矛盾的性格，都已成為巨大的存在，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個內涵豐富的範例。
“我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這是巴金晚年的心願。這也是他的自信。
一個偉大作家的生命，永遠存在於作品之中，他永遠與讀者同在。
李輝（北京學者）
(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