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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男，字苑峰，山東省榮成縣崖頭村人，生於1912年4月。
張政烺六歲開始上學，小學畢業後隨族伯張俊採（瑞三）讀過三年私塾，兼學篆書，凡讀過的書均能逐篇背誦。這樣，在他幼小時，不僅萌發了對我國古代文獻典籍的濃厚興趣，而且養成了酷愛讀書的習慣。這是他一生博覽群書、廣泛探求知識的基礎。
張政烺先生年方十四歲就離鄉到青島禮賢中學讀書（舊日制四年），十八歲入北京弘達中學讀高中。1932年，他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張先生在北京大學這幾年，知識面廣，在刊物上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頗受師長們的青睞。《獵碣考釋初稿》是張先生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石鼓文是傳世的中國最古的碑碣，自唐代發現後，千餘年來眾說紛法，莫衷一是。張先生所作的考釋，郭沫若同志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書眉。《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也是一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發現後的半個世紀中有關學者只注意考釋其文字，而張先生的這篇文章，開拓了用陶文結合銅器銘文來考證歷史的途徑。
1936年，張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由於對我國古代文獻典籍（包括版本、目錄）具有淵博的知識，張先生進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圖書管理員（曾編印方志目錄一冊）、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職，抗日戰爭後期曾兼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委員。那些年，他發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學術論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銘考證》、《六書古義》、《講史與咏史詩》、《奭字說》、《說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籤考證》、《問答錄與說參請》、《說文敘引尉律解》等，還在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封神演義的作者》、《玉皇姓張考》、《宋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事輯》、《一枝花話》等，內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說等許多領域。他析疑辨難，考證史料非常精確。中國古文字學起于漢代經學家，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使漢字的形、音、義基本明瞭，這在當時確實起了進步作用，誠然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許書為宗，即使面對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學深受束縛。張先生的《六書古義》一文，通過考查《說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指出許書中托古改制的奧秘，這對於打破學者思想上的迷信，促進建立新的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除舊布新的推動作用。
從1946年開始，張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同時在清華大學兼授中國文字學，還擔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委員。張先生講課，著力於內容深度的闡發。如果不認真聽，很難聽懂，一旦聽懂了，則終生受益。據當年聽過張先生講授先秦文獻研究的學生（現均為教授）回憶，張先生不局限于一般地介紹這些古文獻的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和內容，而是將自己多年來讀這些古書的心得體會和所發現的問題，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甚至連自己尚未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盤托出。有的學生在以後的工作過程中，還不時翻閱過去的課堂筆記，從中得到教益和啟迪。195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張先生擔任講授，參加五個教研組（在其中三組任主任），為培養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隊伍，做出了貢獻。
1954年，張先生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並兼任研究員。1960年至1966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66年起至今，專任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先後任物質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1955年至今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1978年當選為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1979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新中國建立以後，張先生的學術研究也進人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他在海內外的學術刊物上已經發表的論著達數十篇，共數十萬字。張先生崇尚實學，無論是長篇，還是短文，內容都很充實。他的論著貫穿著這樣一個鮮明的特點，即以唯物史觀為指針，廣泛蒐集和綜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簡犢、帛書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資料，結合古文獻記載，加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來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做出符合我國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因此，他在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古文獻學，乃至中國通俗小說等各個領域內，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貢獻。
第一，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識。眾所週知，古史分期問題,曾經是我國史學界意見很分歧、爭論最熱烈的一個重大課題。張先生早在五十年代，連續發表了《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精闢見解。張先生認為周代奴隸人數既不多，當時主要的直接生產者和革命鬥爭者是國人和庶人（這類似羅馬史上的國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隸。因此，他在《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結合文獻研究商周的社會組織，主要是說明農村公社的普遍存在，農民就是戰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國”一詞，相當於中國青銅時代。他認為這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生發展的過程，應把它劃歸為奴隸社會的初期。《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則用秦上郡戈和後漢洛陽刑徒磚志等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論證刑徒在周、秦是奴隸身份，漢代雖在逐漸減緩其罪刑，但奴隸身份未變。鐵官徒起義是奴隸起義。漢代是中國的奴隸社會。其後陸續發表的《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甲骨文肖與肖田》、《關於肖田問題——答張雪明同志》、《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論文側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開荒和耕種的技術，以及每年 田是慶豐收之禮，主要說明農民的身份和怎樣分裂出新的農村公社，最終論證殷代的社會性質。
第二，甲骨文的釋讀與考證。關於這方面，張先生所發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還有：《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釋■》、《殷虛甲骨文羨字說》、《殷契首字說》、《釋因蘊》等。其中《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和《釋因蘊》，這兩篇是根據甲骨文研究商代語言方面的文章，說明古代漢語中的復音詞，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現。推測是一字重音，後來才出聯綿字，變成書面語言後，語義又隨著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變。
第三，青銅器銘文的考釋和年代考訂。如《利簋釋文》、《何尊銘文解釋補遺》、《周厲王胡簋釋文》、《王臣簋釋文》、《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中山國胤嗣<妾子>{次蟲}壺釋文》，皆考釋其文字，論證其年代。關涉史事，務求明白易曉。有的文章尚未公開發表，如《西周金文歷譜》一文，費時甚長，寫作過程幾起幾落。他推測周武王伐紂在西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曆譜。這樣，西周銅器銘文有關曆法的材料，均可妥當地編排進去。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寫作開始於1935年，1982年才脫稿，可見其治學之謹嚴。東周時期，秦國銅器銘文常見“十又二公”，張先生考證，認為這和《春秋經》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數”的一種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說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統”之說，是東周貴族間共同的想法。他認為孔子囿於時代，有許多落後的東西，這是自然的孔子。漢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為孔子洗刷裝扮，這對新的歷史時期自然會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對孔子本身的認識，卻離得越來越遠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幾件青銅器銘文和甲骨片上出現的一行三個或六個數目字，幾十年間，學者為之困惑。張先生對此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這些數目字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有人提及此問題，張先生作了題為《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報告，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同意張先生的看法。1980年應邀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題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的報告。論證銅器銘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為氏”。1982年發表《殷墟甲骨文所見的一種筮卦》。1984年又發表了《易辨——近幾年來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綜述》，這是一篇綜合敘述金文、甲骨文、竹簡、帛書等各種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單卦、重卦、變卦、互卦等，進一步論證周易源流的文章。遺憾的是，最重要的資料——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竹簡，其發掘報告多年尚未發表，張先生雖曾得見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從不搶先使用他尚未發表的材料，以致論述未能盡意。然而張先生的這一劃時代的重大發現，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張先生還曾在中華書局參加標點二十四史的工作，從事《金史》的標點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參加新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帛書和雲夢睡虎地秦簡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張先生不僅學識淵博，學風嚴謹，而且虛懷若谷，光明磊落，正氣凜然，樂於助人，提攜後學，無門戶之見、親疏之別。幾十年來，他至誠地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張先生的文章和道德，為我們樹立了楷模，也贏得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由衷敬佩。張先生雖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著，一方面正在從事著歷史所于五十年代開始、由張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歷史文物圖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舊稿，完成中華書局預約多年的《張政烺學術論文集》。我們衷心祝願張老健康長壽，為弘揚我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繁榮祖國的歷史科學，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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