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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者，馮亦代；小妹，黃宗英也。
“二哥”、“小妹”，這是他倆互謂以及幾位刎頸之交的老朋友們對其昵稱。
慈眉善目的馮亦代，恂恂儒者一文人，甜姐兒黃宗英，才華卓絕一藝匠。文、藝雖承一脈，但畢竟是“兩股道上跑的車”。終因黃宗英多才又鍾情筆耕，兩人遂成同行。他們本是五十多年前相識相知的老朋友，各自有著令人稱羨的家庭。垂暮之年，一失荊室，一失故雄，都成了夫妻樹上的最後一片葉子。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情。”共同的旨趣，相互的了解，二哥與小妹互戀了。黃昏戀為他們的人生之旅畫上一個完美的分號，釀構了中國近現代文壇一則佳話；分號以後的故事當更為精彩。
他們是1994年結為伉儷的。時馮亦代行年八十有一，黃宗英六十又九。筆者有幸做他們結婚後第一個“愛情結晶”的“助產士”——散文合集《；——命運的分號》（一九九五）的責任編輯，一度過從甚密，耳聞目睹他們的生活情趣。
1994年我第一次登門造訪時，馮亦代已由三不老衚同的“聽風樓”喬遷到小西天的“七重天”了。馮亦代對新居很滿意：“倚窗小立，不遠處便可見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樓，晚間盞盞燈火，又像眨眼群星，仙境也。”不敢恭維，因為我登臨之後，怎麼也找不出這種感覺。仙境？仙在他人，凡在自身。橫豎論馮、黃兩位都是文藝界的“大尺碼”的社會名流，卻蝸居在那樣一個小單元裏。何仙之有？門口小廳玲瓏得只能陳一張飯桌，四張椅子只能張開兩把，一間房留給老阿姨，他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充其量20平米。什物像沙丁魚把罐頭盒塞得滿滿的，屋子湫隘得兩人走動要禮讓，三人坐下就“客滿”，後來者只有“挂壁”——須屈膝盤腿于床榻當居士了。黃宗英戲稱為“烏篷船”，我說倒像“牛棚”，裏面拴著兩頭牛（他倆同屬牛），兩頭明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老牛。臨窗靠墻的大書桌，當然是馮亦代專座。這位大學人的書櫥似架在書桌上摩天伸展的。架小書多，以致書們氾濫到摞疊在桌面、沙發、床頭櫃、茶几乃至枕邊。室內陳設，值錢的只有一台電視機和一部雙卡收錄機（他們都是樂謎）。黃宗英的書案是舉世無雙的，一隻狀若縫紉機、多層帶滑輪的“四不像”的玩意（有照片為證）。一大一小，一前一後，你閱典、我煮字，各不相擾。即使如此，他們卻樂在其中，越寫越歡，黃宗英說這是“自作自受自甘心”。婚後，馮亦代為《讀書》譯介外國新著，他們共同為《新民晚報》開專欄，佳作如釅茶似清泉，時奉讀者。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顯然，他是在新書舊籍中游弋、煮字、陶樂，頤養天年。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與馮亦代在連雲港筆會上有一面之緣。後出版社要出一部書，邀我請馮亦代作序。先生爽氣，不多時便將序文《美德是幸福的種子》寄下，不料出版社爽約，怕該書賠錢洗手了。我只好以圖書市場萎縮云云，請馮老原諒。馮亦代在電話中哈哈一笑：“天不作美，算了算了”，一笑置諸腦後。先生寬容，我心難安。在十二年後的洽談書稿選編思路時，我作為出版社方強調該書是“雙葉叢書”之一種，在內容形式、體例方面力求一致。馮亦代聽了，主動和我商討。他說他倆的這本合集，不能像蕭乾和文潔若、吳祖光和新鳳霞及苗子和鬱風那樣編法，選互寫親情的文章。他說：應該尊重歷史。他與黃宗英的是否可“各自為一單元”，各選自己以前寫的有關家庭、親情的文章。希望我理解。他的坦誠令我感動，我沒有理由說不。交稿時，他將書名定為《命運的分號》，我想一定是煞費一番苦心。不久，黃宗英又來電話，說原書名前面最好再加一個“；”，大概寓意強調“分號”是他倆人生旅途階段性標記，是生命表盤上橫亙在過去與未來中間一個指針；或更側于對未來的憧憬吧。我說自然可以。我請他們伉儷雙雙為本書題簽。他們先謙稱字不好怕“獻醜”，推卻。在我“再四”堅持之後，馮亦代說“恭敬不如從命”，被迫交卷了。黃宗英來信說“翻箱倒櫃掏閣樓，才找到馮老家的筆硯”，又到文具店買宣紙折騰一天。他們寄來十多張題簽，讓我挑選。豪爽的黃宗英在信中俏皮地說：“剽悍的是我的，雋秀的是他的。”“就算是交卷了”；嚴謹的馮亦代悄悄地在黃的信末又附了一句：“我們的臉皮太厚，決定重寫！”教我感動的是，不久他們果真又寄來另寫的兩幅，顯然，較前要帥得多。
在我與他們的接觸中，感受最深的是馮亦代的敦厚、熱情；黃宗英的豪爽和“拼命精神”。他們以長者的風範，嘉惠後學。1998年南京創辦《東方文化週刊》，友人與我專程拜謁，禮聘馮亦代為顧問，並請他對辦刊方針提建議。平時訥言的馮亦代那天特別興奮，直抒己見，竭誠之至。
令人稱羨的是在思想上，他們不僅敢於衝破世俗羅網，面對某些人的不解或非議，坦然結合，這在他們那一代老人中要有多大勇氣啊！最為可貴的是，他們雖成新人，但不忘故舊。尊重對方，敬重對方的故人。多次拜訪，每次都見他們的書案上始終懸立著馮與故妻鄭安娜、黃宗英與亡夫趙丹的合影。讓歷史的一方凈土，永存在各自心靈的深處。說良心話，連我也有點不理解。但黃宗英真誠地說：“正因為我們對各自過去很清楚，所以我們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對方。”她寫過一篇《水仙·我倆·他倆》的文章，我讀後特別感動。她直言自己在養水仙花方面“新人不如故人”，安娜心靈手巧能令水仙在春節綻放，她望塵莫及。黃宗英一直尊稱安娜為“好二嫂”。黃宗英說她栽的水仙花葉一邊倒，那是向二嫂彎腰祝福。農曆正月初一，是安娜的誕辰，婚後的他倆，每逢此日，在趁他們“兩人世界”的時候，給安娜上香，同時給趙丹拜年。黃宗英說“希望在那個極樂的世界裏，他倆能見面說說話就好，他們也不太會寂寞了”。而馮亦代每在文字或言談中涉及趙丹，也總是惟禮為上，“阿丹、阿丹”，親如昆仲。
他們結合時，都入耄耋之年，是夫妻，更是伴侶，互為拐杖。互獲一份兒女們遠不能給予的關愛。
黃宗英原本生活在一個裕有、溫馨的大家庭中，有眾多的兄、弟，戲稱“賣藝人家”都是“人傑”，在文學戲劇領域均有建樹。幼時的黃宗英受家庭熏陶，書香四溢，兄妹們都愛讀書，《萬有文庫》、《小朋友文庫》和《中學生文庫》皆備，還刻有一枚“我們的圖書館”閒章。大哥黃宗江十三歲自辦印行《黃金時代》小刊物，黃宗英撰稿。自父喪家道中落後，十歲的黃宗英便學縫補。十五歲隨大哥黃宗江到上海登臺獻藝，馳譽天下。她喜文墨，大概受童年環境的影響。自言“沒文法少規矩想寫就寫”，杖國之年仍以未上大學為憾事。與馮亦代結縭後，都七十歲了，仍想圓大學夢。她說學校離家遠，她要省下美容的錢“打的”上學，馮亦代卻說“咱們在飯菜零食上省些”。上大學學英語，到書店要買《馮亦代英語》，鬧得售貨員發蒙，心中只有馮亦代成為趣話。黃宗英一生是“拼命三姐”，拍《望長城》她是主持人，不顧眾人反對，冒死堅持上氣球；數度赴西藏高原考察，寫《小木屋》拍電視專題片。七十多歲，還上高原考察，拍電視紀錄片《森林女神》，令馮亦代牽掛不已。她赴過地獄（“文革”中被審查），下過海（開放後辦公司），到過法院（打過官司），上過天（登氣球拍電視），住過小木屋……我行我素，馮曾對我訴說黃宗英是“七十歲的老太，十七歲的脾氣”，“翩若驚鴻，婉若遊龍”，“上西藏說走就走”。最後一次赴藏時，多情的馮亦代為她寫好一疊信封，貼上郵票，希望她每到一處寫信報平安。孰料不久，黃宗英身體不適，患高原反應，在解放軍醫院昏迷了兩天，醒來後，剛能下地行走又堅持追隨攝製組去到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參加拍攝，直到大隊撤出，她才隨隊回北京，一下飛機便被抬進醫院。馮亦代可急壞了，那時他已六次腦梗塞，行走不便，口齒不清，仍打電話安慰她：“你病倒了，不要著急，病重時我來服侍你。”又不斷寫信（黃稱為“情書”），開頭昵稱“MY——”。後來一次他倆同時發高燒同住一家醫院，幾週後又同時退燒同時出院。真是心靈感應。大難不死，馮亦代說“呆人有呆福”。
馮亦代的人生閱歷豐富。黃宗英聽趙丹說過，重慶、香港、上海的左翼劇運、影業的發展，曾得到過馮亦代的支援。馮亦代當時是國民黨造幣廠副廠長，大膽拍板為文藝界買下了最先進的印刷設備，成就了左翼文化工作。他一生經歷過不少歷史大事。近年，他因病已不便結構句子寫文章了，黃宗英覺得有些史料當事人不寫，就可能失傳了，勸他寫一些記憶中的“碎片”，留作史料。馮亦代卻一本正經地說：“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黃宗英說：“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黃宗英覺得他固執起來像一座石墩。一次在笑談“未來”時，馮亦代動情地說：“我們的日子不多了，我們要比任何時候過得更甜蜜……但是最好讓我先離開你。”黃宗英有點鼻子發酸：“抽籤吧！”他們共同認為“七十歲以後結婚的一年頂十年”。去年馮亦代新作《色彩集》出版，夫唱婦隨，黃宗英作序《七彩的故事》，期待著“共看藕如船，同食棗如瓜”的甜蜜世界。
馮亦代本是學工商經濟的，陰差陽錯與書結緣一輩子，讀書，寫書，譯書，編書，出版書，評書，在白紙黑字中忙碌了一輩子，把自己“輸”成為“做了一輩子龍套”。學乏專攻，似少有他人在事業頂峰輝煌時的榮耀，物質生活也淡之又淡。但他行雲流水的散文和豐富多彩的“海外書訊”受到廣大讀者的鍾愛，他的為人受到同道的尊敬，他的健康受到圈內老朋友們的關愛。1982年他住院後回家休養，門上被強行挂了一幅苗子的手跡：“少讀書，少用腦，少會客，少開會，少抽煙，多休息。”署名是“護馮委員會的苗子、鬱風、吳祖光、丁聰”等老哥們。
馮亦代早就深居簡出了，黃宗英在大病之後才真正歸隱書林，歸隱“七重天”，與老伴馮亦代形影不離了。雙方的兒女們如鳥兒各自離枝飛去，翱翔在自己的藍天，唸唸事孝，噓寒問暖，求藥延醫，拳拳之心難能可貴，共用天倫；但基本上他們是獨自生活，“惟君憐我我憐君”，安享兩人世界。我想二哥與小妹都感到“足矣”。
如果說馮亦代像“一本攤開的書”，那麼黃宗英倒真如一管能書行楷隸篆的筆。
（摘自《走近大家》，張昌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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