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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一個孤獨的身影迎著最燦爛的太陽向光亮深處走去。費孝通在中國田野裏行走了75年的腳步，現在不得不停下。95歲的他和我們告別了。
也許老人內心深處已經意識到了，他貌似曲折跌宕的一生，其實最終仍是在循著中國知識分子最本分的路徑前行---以士大夫的結局終其畢生。
士大夫區別於普通官宦階層的獨特之處，在於把政治活動與自己的學術內容結合起來。“政治型學者”，是外界流傳的一個關於他的稱呼。費孝通與其他“國學大師”級的學者最大的不同之處，恐怕就在此。
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埋頭治學，晚年則進入到了國家權力的中樞，先後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實現了一個士大夫的終極夢想———學而優則仕；與此同時，他也擁有中國傳統士大夫最明顯的性格特質———重情、堅韌。
於是他存在的符號定義有了更深刻的內涵，他不再只是一個忙碌的老者形象，他成了眾多讀書人的心靈典範。他走了，但他的靈魂仍在黑暗中舞動。
《江村經濟》這篇著作不但使費孝通在中國學術界成為了一代宗師，更讓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在論文中費孝通為該村取了一個學名叫“江村”)這個小村落的人們記住了他。幾年前，費孝通的一名學生來到這裡考察，一位80多歲的老人拉住了他。1935年，費孝通在這裡調研時曾在老人家住過，至今老人仍稱費孝通為“洋學生”。老人說，當年費孝通愛吃一種筍，長在水田裏，這次他親自下田拔了一把，要費孝通的這名學生帶回北京給“洋學生”。他還拿出當年他和費孝通的合影，喃喃自語：“不知道洋學生還記不記得我？”
《江村經濟》成為經典著作流傳於世，而與此有關的一段愛情卻留在思念裏，它只存在於老人的夢中，這一夢就是70年。在這70年裏，老人自述常常“半夜來夢”，“情義”二字成了壓在他心中最重的一塊石。
24歲那年，費孝通開始了他的愛情，與王同惠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聚會上相識。
數十年後費孝通寫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發現我‘不平常’之後，也就是我們兩人從各不相讓、不怕爭論的同學關係逐步進入了穿梭往來、紅門立雪、認同知己、合作翻譯的親密關係。穿梭往來和紅門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閒時刻，老是騎車到未名湖畔姐妹樓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敘，即使在下雪天也願意在女生宿捨得紅色門前不覺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帶了作業來清華園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這時候我獨佔著清華生物樓二樓東邊的實驗室作為我個人的工作室，特別幽靜，可供我們邊工作邊談笑。有時一起去清華園附近的圓明園廢墟或頤和園遨遊。回想起來，這確是我一生中難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暢，生活最優裕，學業最有勁的時期。”
費孝通習慣於調查式文稿的簡練文筆，而對於王同惠，他的文字卻如詩般多情。
但是，與其他熱戀中的男女不同，費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們並沒有讓夏花一般絢爛的愛情成為羈絆，阻礙事業的發展。
他們共同署名翻譯了英文著作《社會變遷》和法文著作《甘肅土人的婚姻》。語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譯中給費孝通補習了第二外國語法文，同時，她提議他們合寫一篇著作。這個提議令費孝通怦然心動，但竟註定了至為慘痛的人生悲劇。
1935年夏，費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舉行了簡樸婚禮。9月，他們應廣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瑤山調研。王同惠當時為三年級學生，費孝通則已在清華研究院畢業並考取公費留學，其後就要遠赴英國。
前方的路途變幻莫測，而一路上，他們幸福著，激動著。他們在心裏偷偷約定，此行的目的不僅是完成一篇調查報告，更是讓開花不久的愛情牢牢紮根。
考察進行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們迷了路，而嚮導也不見了蹤影。慌亂中，費孝通誤中瑤人設下的捕獸陷阱，雙腿被獸夾牢牢夾住動彈不得。在營救未果的情況下，王同惠獨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緣，在半山處，一場突如其來的山洪暴發，7天后，王同惠的遺體漂浮在湍急的山澗中。那天，他們剛好成婚108天。
被營救後的費孝通回到家鄉養傷，利用這段時間，費孝通對開弦弓村進行了中國江南村落小社區的田野調查。到達英國後，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完成了題為《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在奠定費孝通成為社會人類學巨擘地位的這本書的卷首，費孝通深情地寫道：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學成回國。1939年，他在昆明與從印尼回來的孟吟結婚。第二年有了一個女兒。仍難忘懷前妻的費孝通給女兒取名費宗惠，昵稱“小惠”。
王同惠葬于梧州。墓碑在動亂中流落于當地一所學校，被一位有心人花心思保存下來。費孝通上世紀80年代復出後，墓碑才得以復立。1988年12月，與愛人分別53年後，已是78歲高齡的費孝通謁同惠碑，睹碑思人，慨嘆“心殤難復愈，人天隔幾許”，告慰愛人的在天之靈。
1957年至1980年，這23年的時間在費孝通的生命裏幾乎是個空白，一個學者的23年空白，足以令其鬱鬱一生。這源於他最初面對政治時，仍擺脫不了學人的“幼稚”。1957年，在《重訪江村》一文裏，費對當時的“農業四十條”提出了質疑，“再這樣宣傳下去好不好？把農業上的四十條當成包票一般交給農民，把社會主義遠景放進望遠鏡，變得那麼迫近，似唾手可得。”
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抄家，關牛棚、挨批鬥，1969年下放到沙洋幹校勞動改造，直到1980年平反昭雪。這期間，妻子孟吟與費孝通同甘苦，共患難，此後更相伴一生。
“榮辱任來去”，一個細節可以說明費老在經歷了如此的磨難之後，仍未忘卻做人的“真性情”：他最愛吃的是家鄉的“臭豆腐”，即便是90多歲高齡時仍未忘卻這一嗜好。他說，臭豆腐也必須是自家“臭”的臭豆腐。把從市場上買來壓得半幹的豆腐泡在自家的腌菜缸的滷水裏，經過一段時間取出來，用油炸過便可食用。看著表面金黃，咬開裏面發青，其外焦裏嫩、味道鮮美可口。製作這種滷水的原料是油菜，每到清明前油菜尚未開花時，菜心長出細長的莖，趁其嫩時摘下來，放入缸內，在鹽水裏浸泡，經過黴菌的孢子入侵、發酵，變得又脆又軟，散發出一種特殊氣味。習慣的人說香，不習慣的人說臭，“而我最喜歡這個臭味。”
有人戲稱費孝通長得像“彌勒佛”，費得知後如孩童般大笑：“彌勒佛好嘛！心胸開闊，大肚能容。”
沒有人知道，對於士大夫這個稱謂他如何思量。但是出於一個士大夫的本性，他仍執拗地實現著他“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決心。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他著作等身，開創了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作為一個政府高官，他嘗試著把自己的學術理論用於治國。這兩者之間，究竟哪一個才是他心儀的角色？至今他沒有告訴人們答案。
費孝通用自己時間不算長的為仕經歷，重復著中國數千年來士大夫的信條：“為士者，不僅為謀求職業，更貴在職業上盡其行道守義的更高精神。”由此他傳遞出的是一條樸素的資訊：當官的人與老百姓相比，應當具有較高的社會理想，負有更崇高的社會使命。
費老，至情至性，一路走好。
晨報記者于任飛
來源：《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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