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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園隨筆
1982年的一天，時任《外國戲劇》主編的葛一虹先生與我說起劇壇往事，忍不住感嘆自然規律的無情：“二十年代的戲劇前輩都過世了，三十年代的戲劇老人也所剩無幾了。”葛先生操著帶有濃重江浙口音的普通話這樣對我說，還順帶列舉了幾位當時還健在的響噹噹的戲劇老人的名字。此後的二十年中，我目睹了這幾位戲劇老人的相繼謝世，心想，葛一虹先生該是碩果僅存的一位三十年代的老戲劇家，但今年四月又傳來了葛老先生以九十三歲高齡逝世的噩耗。如果把1933年參加左翼戲劇家同盟視作葛先生戲劇生命的起點，那麼，他為中國戲劇忠誠服務了七十二個年頭！
余生亦晚。我與葛先生相識是在“文革”之後，那時他正雄心勃勃地籌劃創辦《外國戲劇》雜誌。其時他還有比《外國戲劇》主編更顯赫的頭銜：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但葛先生不管肩負何種領導身份，永遠不失知識分子的底色。葛先生總是那樣溫文爾雅，我從沒有見過他疾言厲色，他的尊賢而容眾的謙謙君子風度讓我感到親切。
我很幸運，在1979年我自信已經做好了學術寫作準備時能得到葛一虹先生的賞識。葛先生，以及《外國戲劇》編輯部同仁，特別是和我一樣專修俄文的蔡時濟先生、趙鼎真大姐，以及稍後進編輯部的蘇紅同志、郝一星同志，都對我這個初出茅廬的作者愛護備至，唯恐我不能從他們的刊物上很快“脫穎而出”。而我果真很快通過《外國戲劇》這扇小廳，闖進了中國戲劇的大院。
1982年的一天，我拿著剛剛出版的我的戲劇論文集《他山集》去拜訪葛一虹先生，自然也有謝恩的意思。葛先生那時住在貢院附近的一座二層小樓裏。先生坐在寬敞的書房裏接待我，身後是一大排玻璃書櫃，真有“坐擁書城”的大氣象。
先生那天情緒極好，我能夠感到他真心為我的論文集的出版而高興，儘管不擅辭令的他並沒有對我說什麼祝賀的話。他知道戈寶權、葉水夫先生是我在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業務領導，就跟我說起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在上海與這兩位俄語界前輩一起合作譯介俄蘇文藝的情形；他知道他對斯坦尼斯拉伕斯基體系在中國流佈的歷史會有興趣，就跟我說起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與章泯一起創辦《新演劇》，率先向中國戲劇界介紹了斯氏戲劇體系。他說章泯長他幾歲，二十年代末就參加戲劇運動了，1975年去世了，葛先生隨即發出了人生易老，戲劇前輩紛紛凋零的感嘆。
聽到葛一虹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又回想起了1982年葛先生的那次談話，又在耳際迴響起了他的那聲嘆息，讓我更痛切地想到：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在青少年時代同時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與中國悠久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因而具有了他們的後繼者們難以企及的大家風範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今年齡都已九十開外直逼百歲的可敬的文化老人，正從我們的文化星空一一隱去。（北京青年報
童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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